李伯重 许金晶:大家要看的是你的成果,不是身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3 次 更新时间:2018-07-08 1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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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 (进入专栏)   许金晶  

   【编者按】

   本文受访者李伯重1949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8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导师是厦大社会经济史和明清史专家傅衣凌。李伯重长期以来一直从事中国经济史方面的研究。

   李伯重系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历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清华大学教授,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2017年9月24日,李伯重教授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国际会议中心接受南京独立书评人许金晶专访,谈及自己经历的“文革”十年、求学之路及对于国家发展与时代变迁的感悟。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开山大师兄”专栏,将陆续刊发作者许金晶对新中国首批文科博士的系列访谈。“开山大师兄”,指的是新中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各学科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

   以下是李伯重教授访谈实录。

  

   一、“文革”十年

  

   许金晶:您是1949年生的,首先还是想请您谈谈您在进大学之前的一些主要的人生经历。

   李伯重:我是1949年10月出生的,所以被说是“新中国的同龄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的生活就全变了。1969年,我和许多同学一起,被强制取消城市户口,送到当时离昆明要坐六七天车才到达的中缅边境瑞丽县农村去劳动。我在农村,读了《资治通鉴》,也读所有我找得到的书,并开始自学英文。由于看不到前途,在德宏地区(瑞丽在德宏)插队的知青大批跨越边境跑到缅甸,然后辗转逃往其他地方。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感到很头痛,于是到了1972年,开始通过招工、招兵、招生等手段,把大部分插队知青收回城市。只就剩我们这些“黑五类”没人要,最后在政府的默许下,走不了的人都以“病退”的名义退回原地,但不给安排工作。

   许金晶:就那样回到昆明了?

   李伯重:对,回到昆明后,没有生活来源,就靠打零工以养活自己。我先后做过人防工程测量员、食堂临时工、代课老师等。我家原来的住房被云大革委会收了,另外分给很小的两间。我家人口多,在我回来前就拥挤不堪,只能睡高低双层床。我回来后无处可住,于是约了朋友,自己做土坯,盖了两间房子,用石棉瓦铺顶,一间做厨房,一间我住。我白天去做工,晚上回来自己学习。这样过了两年,遇上招中学老师。那时没人愿意做中学老师,我去报考,于是顺利通过,被招到中学里,先试用,后来转为正式老师,教历史课,也教一点英文。那时老师的工作主要是带着学生劳动,学生学历史课、英文课只是“副业”,所以虽然我英文是自己学的,但也还能应付。

   许金晶:您是在“文革”当中度过少年和青年生涯的一代人之一。能否谈谈“文革”十年对自己青少年时期读书、学习的影响?

   李伯重:“文革”十年我虽然身处逆境,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自己的学习始终没有中断。我的弟弟们也如此。1977年恢复高考,我最小的弟弟以全省英文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北大西语系。我父亲对他说:“你对语言有兴趣,也有天赋,可以一辈子从事语言方面的工作。你的英文已经不错了,最好另外换一种语言,以扩大自己的知识”。他接受了这个建议,所以去念德文。另外一个弟弟也于1978年以高分考上北师大心理系。我当时也准备参加高考,大家也都认为我肯定会去考。但是我父亲对我说:“你不要参加高考,应该直接考研究生”。考研究生,风险非常大。首先,我没有读过大学,考研究生似乎太不现实。其次,我当时在中学当老师,而且已经28岁了,依照当时的规定,只允许考一次,考不上就不能再考了。第三,在1977年时,国家是否会恢复研究生制度,还是无人知晓的事。只能参加一次考试,不争取眼前的机会而把希望寄托在不知是否可能的事上,当然风险很大。

   许金晶:只允许考一次?

   李伯重:只允许考一次,考不上就不能再考了。我弟弟考北师大,就是因为他是中学老师,只能考一次,而且只能考师范类院校。考研究生虽然也只能考一次,但不限于师范院校。我父亲说:“你通过自学已经学完了‘文革’前大学四年的课程。你现在年纪已不小了,不必再在本科学习上浪费四年的宝贵时间了。所以你应该直接念研究生”。时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熊德基先生,是我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刚好这时到昆明来开会。我父亲带我去看望他。先前因为写《方腊起义》,熊德基先生也知道我。见面后谈起了考研究生的事,他对我说:“依照你的水平,考研究生应当没有问题。国家一定会恢复研究生制度的,你就准备考研究生,不要去考本科了”。于是我就做了决定:不参加高考了。到1978年真的招考研究生了。我去考,考上了厦门大学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生。

  

   二、求学厦大

  

   许金晶:当时怎么会选择厦大和中国经济史这个专业方向的呢?

   李伯重:因为“文革”期间我跟我父亲在家里读书,主要是读宋史。我父亲认为要做宋史,必须熟悉唐史,因为宋代是从唐代发展演变而来的。在国内最好的唐史学者中,一位就是厦门大学的韩国磐先生。

   韩先生是著名学者,我先前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对他很敬佩。此外,我父亲也希望我到学术更为发达东部名校求学,以扩大眼界。厦门大学是好学校,厦门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非常适于安心读书,所以我父亲建议我去厦大,师从韩先生。我听从了他的建议,报考厦大历史系中国经济史专业研究生。当时研究生录取比率非常低,厦门大学是名校,报考的人很多,但只就招了28个研究生,是所有专业的研究生。

   许金晶:所有专业?

   李伯重:对。在这批研究生中,我还算年纪比较小的,但是那时也29岁了,和我同时录取的另外一个同学杨际平,比我大11岁,是北大历史系1962年毕业的高材生。我考试成绩还不错,古文第一名,英文第一名,政治没有及格,但其他人的政治也都没有及格。

   许金晶:当时可能就没有一个单科过不过线的说法,只要总分过线就可以。

   李伯重:之后,我在厦大读了三年硕士生。导师韩国磐先生对学生非常好。他因为身体不好,住在鼓浪屿,不能到学校里来,于是,我和师兄杨际平每个礼拜到他家两次听课。他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叫我们把《新唐书》、《旧唐书》认真对着读,要写读书笔记,上课时向他口头汇报,连文字上不懂的地方都要提出来,他给我们讲。所以我们上他的课,要花很多时间做准备。这种严格要求使我们掌握了扎实的功夫,以后一辈子受用无穷。韩先生为人儒雅,能写优雅的诗词,对我们学习上要求严格,但是态度非常温和,使人真有如坐春风的感觉。每次讲课完后,他都和我们聊天,说古道今,使我们从中有获取了许多知识。

   我1978年去厦大读硕士,1981年毕业。由于是第一届研究生,学校对我们的答辩非常重视,请了大名鼎鼎的王仲荦先生、史念海先生、吴枫先生三位隋唐史名家来参加答辩。史先生因故未能来,派遣黄永年先生代他来。

   许金晶:当时硕士做的是什么题目?

   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

   许金晶:对,当时已经开始关注江南这块了。

   李伯重:是的,因为我先前做过方腊的研究,方腊起义发生在浙江,所以我读了不少宋代江南的史料。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韩国磐先生当时不能招博士生。我通告答辩后,王仲荦先生希望我去山东大学跟他读博士学位,我也愿意,但是厦大不同意。厦大校方说:你是我们培养的好学生,不能放你走。那怎么办呢?学校叫我跟傅衣凌(家麟)先生读博士。我在读硕士时,就听过傅先生的课,对他非常敬仰。由于傅先生的福州口音比较重,我们才去听课时,不太听得懂,后来逐渐熟悉了。由于我很仰慕傅先生,同时学校也不同意让我去山大,于是我就转到明清史,跟随傅先生读博士。在他的指导下,我确实学到非常多,特别是如何在史学研究中运用社会科学方法。

   许金晶:他当时就有这种意识。

   李伯重:那当然了。

   我转来跟傅先生读书时,有老师对我说:你这个转专业转的幅度过大,所以风险太大。你先前没有念过明清史,一下转过来,实际上要从头念起,用三年时间完成别人六年的学习,很可能会失败。但是我想,如果自己尽到了努力,失败了也就失败了,没什么好抱怨的;但如果说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不就更好吗?所以我就决定跟傅先生读。我1981年硕士毕业,要转到傅先生这边的时候,由于是第一次招博士生,学校在办手续上没有经验,因此到1982年春才开始读博士,中间隔了几个月。博士又读了三年,因此在厦门大学,加起来就接近7年。

   傅先生对我们很严格,也非常关爱。他为我们开了一份史籍的书单,要我们必读。他说:明清士子入太学,要坐监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你们既然已经在读博士,就要专心“坐监”,心无旁骛。

   傅先生是中国史学界具有国际眼光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他早年从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日本读社会学,受过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利用民间的契约档案,研究农村的社会的学者。他的思路和视野非常开阔的,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代宗师。我跟他读书,对我帮助非常大。

   傅先生心胸开阔,非常开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吴承明先生是经济史的泰斗,大约是1979年,他到厦大来开会,我去拜见他,向他求教。吴先生说:做经济史有各种做法,从国际潮流来看,应该用经济学的方法,特别是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只做经济史的一个方面是不够的,应当做综合的研究,最终要研究GDP。什么是GDP,当时我还没听过。我请教吴先生我应该读些什么书,以弥补我知识的不足。吴先生给我推荐了哈佛大学柏金斯(D. H. Perkins)教授写的《中国农业的发展》,和牛津大学伊懋可(Mark Elvin)教授写的《中国过去的模式》。这两本书,厦大都没有。我在1980年冬天去到北京图书馆,找到伊懋可的书,但是不能外借,也没有复印服务,只能坐在阅览室里看,只好一边看,一边信手将重要内容翻译成中文做笔记。这样,把伊懋可第三部分明清部分大致翻译了出来,由于时间紧,而且这是第一次读西方学者的原著,加上伊懋可使用的是典型的英国绅士文风,一个句子好几行长,读起来很吃力,这个翻译匆匆进行,比较草率。柏金斯的书,在北京来不及读。有一个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正在研究西南联大的历史,他专程去昆明,采访尚健在的联大校友。他采访到我父亲,交谈之中,我父亲讲起了柏金斯这本书。易社强回去之后对柏金斯说:你的书在中国有一位学者在关注。柏金斯马上寄了一本书给我父亲,我父亲又寄给我。这本书我读得非常认真,不仅是学习研究的思路、理论和方法,而且还有英文。伊懋可的书,我后来把第三部分重新翻译了,并请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王湘云博士把第一二部分译了出来,之后又请了一位台湾的年轻学者陈怡行博士,请他核对书中引文。伊懋可的中、日文都很好,但是他在格拉斯哥大学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中国古籍看不到,因此书里引用的很多史料是从日文转引的。陈怡行日文很好,做这个工作是非常适宜的。最后,又请首都师范大学的张天虹教授把全书的中文引文进行了核对,并对全部译文作了校核。这样,四个人,前后花了30年,终于在去年最后完成了译稿,遵循伊懋可的意思,改名为《中国之路》,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在今冬明春出版。

许金晶:谈谈对您导师傅家麟先生的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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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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