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晗:社会变革、科学精神与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3 次 更新时间:2018-07-08 10: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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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晗  
“人是一种制造器具的动物,所以器具就构成了文化”甚至“文化之进步就基于器具之进步”,[12]进而胡适认为“科学”不是制造产品的手段、工具,而是建立一种新文化的核心,而周作人的名言“科学其实也很道德”深刻地反映了他本人将科学世俗化、意识形态化的选择。到了1930年,他回顾自己的科学观时,写了如下一段话:

   今日中国之所需,不是科学结果的介绍,是在科学精神的灌输,与科学态度的传播。科学的结果产品,得之甚易……但科学所以得这些结果的精神和态度,则自中国人知有科学至今日,尚是微乎其微。所以中国人对于科学,始终是猿猴式的模仿,未能达到人类性的创造。[13]

   上述例证证明了,在1910年代,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们如何身体力行地将“科学精神”从科学体系中抽离出来,将其投射到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以及新文化的建设当中。

   在谈论这一问题时,我们无法忽视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已经成为了世界知识界的一个组成,中国学者在进行文化现代化的努力时,同时也推动了世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众所周知,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是二十世纪世界思想史上两大最重要的思潮,但毋庸置疑,中国学者自然也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胡适在美国求学时,深受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等学者的影响,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也通过河上肇(Kawakami Hajime,1879-1946)、山川均(Yamakawa Hitoshi,1880-1958)等学者的讲授,间接地对西方人文主义有着较为理性的认识,并对此问题有着自己的认识。因此,以他们为代表可以看出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如何促进“科学精神”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并使其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旗帜“赛先生”。

   从《科学》到《新青年》的脉络证明了,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在1910年的贡献之一就是将“科学精神”总结并提出,促使“科学主义”逐步转向了“人文主义”。尤其是随着“一战”的爆发,知识界更加认识到现代科学对人性的戕害——而这又是192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另一个主要特点。

   其次则是1910年代的民国政治对于“现代科学”的客观诉求,民国初肇时虽诉求于“科学救国”,但由于内阁遗老太多,致使整个1910年代政治派系倾轧、内乱国祸不断,单纯科学技术难以救国,改造社会、改良人心的“科学精神”变得迫在眉睫。

   在南京临时政府下野之后,北京政府(即北洋政府)开始全面接管中国政局,形成了陈志让所言之“军绅政权”。然北洋政府中的首脑、阁员并非尽为新派知识分子,而是有相当一部分是清廷旧大臣转变而来。譬如推动“两次复辟”的江朝宗便是清廷主管紫禁城治安的五品官员;出卖过革命党的山东巡抚孙宝琦、镇压过革命党的陕西布政使钱能训以及讨伐过“昆明新军起义”的清将靳云鹏等三位清廷遗老也都先后出任过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

   号称“国民政府”,但却由封建遗老把持,这样的政府是否真的能提倡民主共和走向“科学救国”?尽管在北洋政府的内阁成员中,并不乏唐绍仪、黎元洪这样颇具民主新思潮的进步人士,但绝大多数人仍然是因循守旧的前朝老臣,上任时多半已经老衰,他们在骨子里就没有科学、民主的一丁点血统,当然也不可能通过一次社会革命就从内心里接受科学、民主的思潮。再加上原本晚清政坛就派系林立,长期以来谁也不服谁。在1910年代由北洋政府执政的八年(1912-1919)时间里,除却“两次复辟”之外,竟频繁更换内阁十七次,其中还不包括五次临时内阁,北洋政府政局之颠沛,堪称亘古未有。

   这种混乱的政局,暴露出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于科学、民主观念的匮乏,更带来了社会风气、伦理秩序与世俗道德的沦丧。袁世凯称帝有人附和,张勋复辟也有人响应,头上的辫子留了又剪,但心里的辫子却总挥之不去。民国初肇,虽是百废待兴,但却一直未兴。及至1910年代中叶,晚清官场陋习沉渣泛起,社会积弊死灰复燃。一批原本属于“热血青年”的年轻人,竟然也开始附和社会的不良之风,竞相为遗老政客、军阀官绅舔肥拍马,争分一羹。

   针对这一现象,梁启超考察细节,“居城厢內外旅馆者恒十余万,其什之八九,皆为求官来也”,[14]于是他感叹:“迨民国成立,仅仅二三年间,一面缘客观的时势之逼迫诱引,一面缘主观的心理之畔援歆羡,几于驱全国稍稍读书识字略有艺能之辈,而悉集于作官之一途。”[15]可见世风日下到何种地步。

   黄炎培更是从教育体制入手,感叹青年人读书乃是为了做官。“教育事业,凡百废弛,而独有一日千里,足令人瞿然惊者,厥惟法政专门教育”,[16]为何“法政专门教育”独热?乃是此路可以走仕途,在一个司法腐败的政府里,学习法政并投身仕途,便可作威作福,升官发财。

   “法政”走向热门,其余学科也不甘落后。在北洋政府的统治时期,“科学救国”是一个口号,但其派生物“实业救国”却已然取得了重大成绩。从1912年到1919年,新设立民族资本性质的厂矿共有470家,并制定颁布了《公司保息条例》,截至1922年,所创办资本总额达到21235.3万元。[17]

   北洋政府鼓励民族资本企业发展,并非基于“现在国体确定,组织新邦,百务所先,莫急于培元气兴实业”[18]这一“看上去很美”的愿景,而是由于“民国初建,庶政待兴,非办实业无以应时势之要求”[19]这一迫在眉睫的务实之需。因为各派军阀、各届内阁都需要筹集资金来应付走马灯似的政治需求,因此必须要向企业征收重税,而企业愈多,政府税收则愈高。1913年,北洋政府财政部曾颁布条例,将国税与地税两分,并制定了运输税、矿税等一系列税收门目,以充实政府财政。至于减税“以兴实业”,只有在1915年2月时,税务处督办梁士诒呈请“将草帽辫等七项自制工艺品酌量减免关税”,[20]而采矿、运输、化工、造纸等支柱行业的税收,依然相当繁重。

   重税必然导致暴利,一时间,全国各大企业不断扩大经营,拓展市场,与此同时,铁路、制药、化工、造纸、爆破等门类的技术人员也开始投身实业,甘愿为商人、军阀与政客效力,有的甚至卖身外商,沦为殖民资源盗匪的帮凶。恽代英由是感叹:“我们并不反对人学技术科学,但是我们以为单靠技术科学来救国,只是不知事情的昏命。”并进一步表示,“技术科学是在时局转移以后才有用.他自身不能转移时局。若时局不转移,中国的事业,一天天陷落到外国人手里,纵有几千几百技术家,岂但不能救国,而且只能拿他的技术,帮外国人做事情,结果技术家只有成为洋奴罢了。”[21]

   因此,作为旁观者的中国新式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这一点,深觉若不激扬“科学精神”,若单纯从技术中心主义出发,非但科学不能救国,中国社会还将进一步退化、分化。《科学》、《青年杂志》相继创刊并在发刊词中对“科学精神”尤其推崇,便是基于上述语境,“科学精神”成为社会改造的工具,在1910年代尤其显得迫切。

  

三、现代科学影响下人文学术的现代化转型

  

   结合前文所述不难看出,1910年代在表面上已经脱离封建统治,建立了内阁制度的共和国,但在群体心理、社会风气、伦理道德乃至政府人员构成上,依然还是对晚清的延续,属于“新瓶装旧酒”式的假革新。政党政治、民主制度难以实现,内阁沦为各派军阀争权夺利的场所,在这样的语境下,启蒙民众成为了知识界的第一要务。

   在一个传统积淀深厚,专制政治盛行的国家里,要想启蒙民众,改良社会,则势必要弘扬求真、务实、重理的“科学精神”。但这也迫使“新文化运动”的推行者们必须要直面国粹、国故等传统问题,割裂、传承、改造等一系列针对传统的方案,在191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不断被讨论,而这一切又是和“现代科学”的形成与传播密不可分的。

   从意识形态特征来看,中国的传统人文学术崇尚务虚,而现代科学则崇尚务实;再从研究路径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经验,而现代科学更看重理性。因此从表象上说,“传统”与“科学”看似是两个相抵的话题,但在1910年代,两者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传统”与“科学”既有对抗,也有“合谋”。从1910年代中国新式知识分子“传统”的态度出发,可审理当时“现代科学”对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学界一般认为,1910年代新式知识分子对待传统的态度主要是“整理国故”,这反映了代表传统的乾嘉学术与新式的、崇尚“科学方法”西学的“中西结合”,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现代科学”逐渐形成的影响力。[22]

   清代乾嘉学术,是对汉代古文经学主张“实证”这一学术思想的继承,认为一切古代的文献都有研究价值,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之一。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到了1910年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了一个新的局面:中西结合。

   现在看来,这种结合在方法论上实属勉强。因为对于当时许多学者如刘师培、章太炎等来说,他们从小所接受的乃是传统的经学教育,“西学”之于他们来讲只是学术思想成熟之后所接触到的另一种方法论,尤其像陈衍这样的学者,更是对戴震、俞樾等人的治学方式推崇备至。之于他们而言,对于文学、历史的研究范式依然以义理、辞章、考据为主。毋庸讳言,纵然涉足到心理学、文本分析、话语结构等西方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他们也并没有表示出自己有多大兴趣,譬如刘师培的《春秋左氏传答问》(1912)、《春秋左氏传例解略》(1914)等著述,基本上还是延续乾嘉学人的治学道路而演进。

   现代性之所以被彰显,便是因为传统的力量强大。在1910年代中国的人文学界尤其是文学研究领域,依然是拟古思潮,即对于传统学术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的捍卫与继承。但有趣的是,乾嘉学术研究中关于实证、考据的研究又与西方科学主义中重实验、求真相的研究方式相类似。章太炎曾认为治学者当“学以求是,不以致用;用以亲民,不以干禄”。[23]这实际上又反映了他对于清代学术思想的认同与赓续。

   真正从清代传统学术方法尝试过渡到西方科学研究方法的,是王国维。作为一名对传统文化坚决捍卫,但又对现代西学颇有心得的知识分子,王国维的治学路径体现出了一代知识分子在早期全球化视野下对传统学术继承、赓续、改造的复杂特征。

   王国维是1910年代最早尝试采取西方学术范式的中国学者。在1900年代,他受德国哲学尤其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写下了《<红楼梦>评论》与《人间词话》这两部代表性著述,并在1900年翻译了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Herman V. H. 1821-1894)的代表著述《势力不灭论》(The Theorg of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反映了王国维试图在现代西学与中国传统学术之间搭建一座尝试性的桥梁。在1910年代,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问世,这本书是他对于西学与中国传统学术之间的集中反思,亦是科学方法在传统学术研究中的体现。

在《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开始使用图表分析、量化研究与分类统计等具体的科学研究范式,[24]导入演绎研究法,并以演绎的形式对“戏曲”做出了独到的概念性总结:“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 这是有别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宋元戏曲考》实际上反映了王国维“脚踏两只船”的渐进式现代性研究范式。在序中,他认为“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这是乾嘉学术的路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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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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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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