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陶渊明的思古幽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4 次 更新时间:2018-07-08 10: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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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农  
说不干就不干——“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史记·张释之列传》);陶渊明也是先仕后隐的,但出仕的次数较多,断断续续,反复折腾,后来他深感自己愧对张长公,所以在《扇上画赞》里说,“张生一仕,曾以事还。顾我不能,高谢人间。”

   至于这里述及的其他人物,即伯夷、叔齐、箕子、管仲、鲍叔、程婴、杵臼、孔子七十二弟子、屈原、贾谊、韩非、鲁二儒,皆各有千秋,无从与陶渊明直接加以联系。过去有些论客往往喜欢乱加联系,随意发挥。例如伯夷、叔齐是反对武王伐纣、义不食周粟的,鲁二儒是不肯跟着叔孙通出来为朝廷制礼作乐的,于是他们就把这些同陶渊明的所谓“忠愤”联系起来,说诗人如何忠于东晋,反对刘裕篡权换代。可是请问,如此将怎样安顿解释管鲍、程杵、七十二弟子、屈贾、韩非等人呢?这些人同改朝换代毫不相干啊;就是夷齐、鲁二儒,同陶渊明的情况也是天差地远,没有相通之处。清朝人吴菘《论陶》说:“《读史述九章》,言君臣朋友之间,出处用舍之道,无限低回感激,悉以自况,非漫然咏史者。”而这里是怎样“悉以自况”的,他竟不置一词——这也难怪,因为这里实在没有办法讲出一个所以然来。

  

   余论

   古代士人发思古之幽情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直接指向当下,联系自己;另一种则是就古咏古,或者发一点很大路的感慨,例如世事难料,多有兴亡等等。与此相应的,咏史诗也就有两种路径,一种正是所谓“漫然咏史”,将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著名事件用诗句或押韵的文句加以敷衍,咏叹一番;另一种则把自己摆进去发表感慨。

   前者似可谓之“无我之境”,后者则是“有我之境”。

   中国最早的咏史诗——班固的《咏史》,属于“无我之境”: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

   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

   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

   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

   上书诣北阙,阙下歌《鸡鸣》。

   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

   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

   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此诗咏叹的是汉文帝时代名医兼官吏淳于意之女淳于缇萦。淳于意以事下狱,将遭肉刑,其幼女缇萦上书救父,《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意(淳于意),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意有五女,随而泣。意怒,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于是少女缇萦伤父之言,乃随父西。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书闻,上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

   班固截取此事写诗,开后代文人以诗咏史之先河,在这首诗里他虽有感叹之词而没有把自己摆进去。此诗作年不可考,大约应当是他早年的作品。他本人后来也曾因为私撰国史(即《汉书》)而入狱,因得其弟班超伏阙上书申辩,才得以获释;他的《咏史》当作于此前,否则他恐怕不可能写下“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这样的诗句。班固这首诗正属于所谓“漫然咏史”,而非借此来发抒自身的感慨。

   朱自清先生说过,“咏史之作以古比今,左思是创始的人。”(《诗言志辨》,《朱自清全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年1996版)左思写过一组著名的《咏史》,其中多有抒发他自己受困于门第,不能大展其才的感慨。他的这一组咏史诗曾经被选入萧统《文选》,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从此之后,咏史诗就有了两种类型:班固似的檃括本传、就古咏古是一种;左思似的以古比今、借前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又是一种。按传统的意见,前者是正体,后者是变体;当然按实际的影响来说,后者更容易打动读者,而前者则显得比较一般化。

   陶渊明的《扇上画赞》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意思比较明显,其中甚至直接拿自己同古人相比,坦诚地以“顾我不能”来做自我批评。至于《读史述九章》,则不那么单一,这里是两种类型都有。例如此中关于张长公的一则写道——

   远哉长公,萧然何事?

   世路多端,皆为我异。

   敛辔朅来,独养其志。

   寝迹穷年,谁知斯意。

   赞叹此公“敛辔”“萧然”的心态和“独养其志”的定力,充满了钦佩仰止之情,虽然没有像《扇上画赞》那样直接提到自己,但是文中把自己带进去的意思还是比较明显的。

   至于《读史述》里述及的其他各位,则大抵是檃括本传、就古咏古的意味为多,同自己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

   中国历史悠久,人物众多,不可能事事皆可借古讽今,也不可能人人皆可拿来自比;所以咏史诗文的类型一定是正体、变体同时并存,各行其是,各显神通。陶渊明的《咏三良》《咏荆轲》都属于所谓正体,而《咏二疏》则近于变体。

   历史上为秦穆公殉葬的子车氏之三子与大名鼎鼎的刺客荆轲,都同诗人陶渊明的情况太不相同了,没有可比性,也没有什么相关性,于是陶渊明也就无从写出“有我之境”的咏史诗来。而汉代的二疏(疏广、疏受)都是先当官后退出、隐居于民间的,他们同陶渊明大有可比性,而且他们不打算给子女留下什么遗产的旷达胸怀更深合于陶渊明的思想,所以陶渊明的的《咏二疏》便很容易成为“有我之境”的咏史诗。

   在陶渊明研究中有一个很常见的老问题,就是把陶渊明那些涉及历史而原属“无我之境”的文本误当做“有我之境”,并就此大谈陶渊明的种种隐秘思想,反反复复地将他拔高。例如“三良”是为主公殉葬的,荆轲是为主公去充当刺客而死的,于是黄文焕就解释说,这是陶渊明感叹在晋、宋易代以后既没有“死而报君父之恩如三良者”,也没有“生而报君父之仇如荆轲者”。可是请问,如果陶渊明真是这个意思,他将如何安顿自己?只是当一个旁观者吗?至于陶澍,则走得更远,他指出,《咏三良》诗中的“厚恩固难忘”“投义志攸希”等句是影射那个不肯执行刘裕命令的张祎,他宁可自杀而拒绝去下毒。为了给自己的意见寻找理论根据,陶澍甚至说:“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这样的提法显然并不符合文学史的基本事实,从班固以来,“漫然咏史”“泛作史论”的咏史诗大量存在,怎么可以断言“古人咏史,皆是咏怀”?古人咏史之作中固然确有借以自咏其怀之作,但远非完全如此啊。

   (作者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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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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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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