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风田: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反贫困经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8 次 更新时间:2018-07-06 23: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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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风田  

  

   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40年的辉煌历程。这40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反贫困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那么今天,我就从四个方面来回顾一下中国反贫困的成就和经验。

  

   一、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反贫困成就斐然

   1978年以前数亿中国人还在为温饱问题发愁,如今,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有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为全面小康打下了基础。曾经,中国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而现在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率先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我们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辉煌篇章。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明显下降。按照现行标准计算,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人下降到2017年的3046万人,减贫7亿多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1%。到2020年,我们还将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第二,贫困地区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农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并且,随着贫困地区农民收入水平的调高,人均消费支出也呈现了加快增长的势头。

   第三,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过去,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尤其是交通不畅,严重制约着当地经济发展。现在,这一情况有了很大改善。比如,贵州,自古以来就是我国较为贫困的地区,交通建设滞后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知道,贵州山地居多,在这样一个地方修路就要打隧道、架高桥,难度大不说,成本还非常高,相当于平原地区的5-10倍。但现在,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把贵州建设成为县县通高速、乡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促进了贫困地区农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此外,贫困地区通电、通电话、能接收电视节目的行政村的比例均提高到98%以上。可见,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

   第四,贫困地区社会事业得到较快发展。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水平明显提高,文盲、半文盲率持续下降,劳动力素质明显提升。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得到巨大改善、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基本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贫困地区社会保障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在基础教育方面,我们来和印度做一个比较。现在,印度的年轻人比中国要多,劳动力成本也比中国要低,但很多发达国家仍选择到中国投资办厂,为什么?核心就是劳动力素质。印度的基础教育做得不是很好,文盲率、半文盲率很高。而中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免除学生学杂费,有的地方还推行高中免费教育。也就是说,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无论贫穷与否,所有孩子都能享受免费的小学、初中甚至高中教育。这使得我国劳动力素质大幅提升,也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除了劳动力素质,还有中国人的吃苦耐劳精神,这二者相结合使中国劳动力质量在世界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社会保障方面,国家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通过政府资助、集体扶持和个人缴费,使农民能看得起病,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

   中国扶贫开发规模之广、难度之大,绝无仅有;而取得的成果之巨,也足以载入人类发展史册。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0%以上,下降到2014年的4.2%,现在又下降至更低。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全世界每10人脱贫,就有7个来自中国。中国40年来的发展之路,为世界现代化贡献了中国道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中国的扶贫之路,同样为人类反贫困积累下中国经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曾说,中国将她的人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贫困中脱离了出来,我们呼吁各国分享中国的减贫经验。

   对于中国来说,扶贫不仅是小规模的、社会化的生活救济,而是成建制、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行动。犹记汶川地震后,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了高效的灾后重建。如果说这是“急诊”,那么久久为功的扶贫工作,则是一种治疗慢性病的“调养”。无论是扶贫资源的动员和调配,还是具体项目的实施和推进,带有强烈“政府主导”色彩的扶贫模式,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是中国实现快速减贫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扶贫经验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积累了宝贵经验。

   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前局长杜大伟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摆脱了贫困,对于全人类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扶贫成就,足以载入人类社会发展史册,也足以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阿丰采夫曾表示,过去30多年来,中国致力于扶贫减贫,已成功使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

   巴基斯坦国防大学教授哈尤姆·汗表示,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过长期努力,在扶贫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由此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为世界扶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将扶贫开发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并开展了针对特定人群的专项扶贫行动,取得显著成效,这体现了中国政府的执行力和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多年来,我们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大力推进落实了一系列扶贫攻坚的政策举措,如精准扶贫、东西合作、整村推进,等等。这样一个制度安排保证了国家扶贫工作的整体推进,上下联动也保证了国家脱贫目标的实现。

   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首席经济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斯蒂文·邓表示:“中国近二三十年来在减贫方面的纪录令人赞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还存在严重的贫困问题。然而,到了2015年,中国贫困人口数量已经大大降低,成就是非常明显的。”在这方面,我们都深有感触。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二位,人民的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升。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阿格耶夫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小康社会成绩斐然,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这足以证明国家政策和政府施政的高质、高效。当前,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经济增长出现困境,扶贫工作困难重重。中国保持增长同时成功减贫的方法值得各国借鉴。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保持经济快速发展,不断出台有利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政策,为大规模减贫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总部设在南非比勒陀利亚的安全问题研究所执行理事雅克布斯卡·西利亚斯认为,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经济30多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第二,中国有一个能力强、运作良好的政府,在经济的“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中国有效管控了社会的不平等问题,这是非洲国家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总结上述国外专家学者的观点,中国的扶贫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主要在于:第一,中国政府的良治,也就是中国政府的能力强、运作良好;第二,中国实施了有效的减贫政策;第三,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很好地处理了公平与发展的问题。这些是对世界减贫事业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中国经验。

   我们看到,一些欠发达国家战争、冲突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使得人民陷入贫困的泥沼无法自拔;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发展模式,使得贫困人口脱贫进程异常缓慢。为什么会这样?归根究底就是政府的力量太弱,政策无法有效贯彻执行。相比这些国家,中国政府的能力强,运作良好。中国的实践证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使这个国家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再看,有的国家因为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对立。相比之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还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贫困人口进行资助和补贴,为脱贫兜底,很好地处理了公平与发展的问题。

  

   三、40年中国扶贫开发政策演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扶贫开发政策体系。总的来说,中国的贫困治理政策基本按照先“解决温饱”后“全面小康”、先“区域整体”后“精准突破”的逻辑思路部署,贫困治理的政策更加具体、目标更加明确、措施更加精确。这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相适应,更符合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发展变化的实际。具体来说,中国的贫困治理政策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5年,以农村制度改革减少贫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拥有大量贫困人口的农村开始的。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包产到户,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那么,为什么说这一阶段是以农村制度改革减少贫困的发展阶段呢?1978年,我们砸了“大锅饭”,破除了计划经济体制诸多束缚,使农民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农业生产之中。当时,最常见的一条标语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农民通过辛勤劳动获得劳动成果,不仅增加了收入,还促进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升。由此可见,农村改革为国家下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从贫困地区起步,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当然,在这一阶段,国家也在做各种各样的努力和探索,加快推进改革开放。

   第二阶段,1986-1993年,以贫困区域为主要对象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推进阶段。这一阶段,国家承认贫困,定义贫困。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中国式扶贫——“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活动”拉开序幕。当年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同志主持了第一次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根据会议纪要,当时全国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约有1.02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2.2%,“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会议认为,此前多年“平均分散使用力量,一般化的领导方式”,是贫困地区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两个月后的第二次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宣布了国务院的决定:在原来用于扶持贫困地区资金数量不变的基础上,新增加十亿元专项贴息贷款。在设立专门机构之前,1984年,中央划定了18个需要重点扶持的贫困地带,国务院颁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此前,中央虽有性质类似扶贫开发的以工代赈计划和“三西”农业专项建设项目,但政策文件中却罕见“贫困”二字。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成立,意味着我们有了专门的扶贫机构和制度,为未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93年,这一领导小组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是推动中国贫困治理的主要力量。

另外,这一阶段还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在八十到九十年代,中国的乡镇企业尤其是苏南、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迅速,表现为“村村点火、乡乡冒烟”的一派繁荣发展景象,给农村发展带来巨大的变化。那么,乡镇企业为何能迅速发展?举个例子。闻名全国的富裕村——江苏永联村,是1970年由长江边近700亩芦苇滩围垦成的陆建村。改革开放初期,永联村靠养鱼赚了第一桶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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