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下“死”功夫,做“活”历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 次 更新时间:2018-07-06 23: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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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  

  

   2017年12月30日下午,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教授受邀在杭州师范大学做了题为《略谈研究选题与路径——从个人观察出发》的学术讲座,结合治学实践,分享她的选题经验。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教授、杭州师范大学范立舟教授也来到讲座现场。谨将讲座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讲座伊始,邓小南指出,“历史学”既是学科门类,也是认识方式。其研究对象是“历史”的,转瞬即逝,后人无从直接体验;其观察视角是“历史”的,有其特定知识前提与思考背景,对此要有所警觉。历史学者无法穷尽史实及其意义,只有以“问题”带动“观察”,进行历史地思索,史料才具有意义,才能成为可用的证据。邓小南指出,历史学是一门反思的学科,历史学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建立在反思的基础之上的。历史学者自身也应有所反思,既要叩问史料,又要叩问研究方式。

   邓小南认为,历史研究的路径是崎岖的,不能直通某一目标,但研究路径是有目标、有出发点的,选题就是路径的一个出发点。她将历史研究的选题“缘起”概括为六大类:1.系统、综括式的讨论(以史学大家为主);2.对海内外关切的重大问题的回应(如“何谓中国”问题);3.框架型假说(如“唐宋变革论”);4.来自对史料的阅读、比较;5.来自“问题”与追索;6.来自对历史“书写”的关注。在接下来的讲座中,她对与学生的论文联系紧密的后四类选题做了详细阐述。

   框架型选题

   日本学者、学术大家善于提炼研究框架,醒目的概括性假说对于特定方向有明显的刺激牵动作用。以“唐宋变革说”为例,很多学者把自己的研究放到这一框架中去寻求意义。邓小南认为,对这个框架应有所反思:唐宋变革,从时段上看是否为唐宋之际?从性质上看如何理解“变革”?变化、变迁、变革、转型、革命,如何把握性质的区别?谈及“唐宋变革论”,不仅要考虑它的内涵,还要考虑研究“框架”的意义与局限及其形成的历史过程。事实上,后来者对于任何假说的理解与利用,都有特定的历史语境。观察唐宋之际的“历史过程”,应该说,是由起讫点不一、内容性质不一的多种演变过程交错汇聚而成,这些过程或与王朝递嬗同步,或与朝代更迭参差。这些都是研究者应当考虑的问题。

   藉助框架,史学界出现了许多新成就与新问题。邓小南指出,对于研究框架,要探讨的不仅是“是与非”的问题,还要从历史过程中考察该假说的形成,以及它的利用者对于这个假说理解使用时的演变过程。

   史料型选题

   根据个人经验,邓小南介绍了可以启发选题的三种方式:1.文献阅读;2.新材料;3.集中大量出现的语汇。

   1.文献阅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一条材料中写道,宋初“京官以上无选”。普通官员都要铨选,“无选”是什么意思?这两个字看似简单,实际上已经可以作为一个小专题来研究。此类选题就是直接从史料阅读中来的。

   另外,《宋会要辑稿?职官》之一记载:“景德四年七月诏:审官院磨勘京朝官劳绩,并限在任官三年以上者,方得引对。”而《宋会要辑稿?职官》之六:“景德四年七月四日诏:审官院考较京朝官课绩,见任官三年以上者,方得引对。”这两条材料显然是讲同一件事,关键术语却有不同的表述,这是为什么?此类问题也是需要思考的。

   2.新材料。宋史学界的新材料并不多,但是近年来陆续有考古材料出现,包伟民、郑嘉励二位老师领衔整理的《徐谓礼文书》就带给我们许多新的认识。当阅读这些新材料时,既要从出土材料去看制度运行,也要从制度记载看出土材料反映的问题。这两者是分不开的,没有文献资料作为基础,拿到这些出土材料时就很难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反之亦然。

   3.集中大量出现的词汇。有一些语汇集中、大量地在某一时期出现,绝非偶然。这类词汇代表了时代特点,因此值得关注。如“祖宗之法”是在宋代大量出现的语汇;制度方面的术语如“磨勘”,唐代后期就有,但仅是零星出现,到了宋代“磨勘”因定型成制度而大量出现;还有按察体系里的“访闻”、“体量”,等等。在选题时应注意这些有价值的“提示点”。

   邓小南指出,材料之间的相互比较也能引发研究者的思考。“澶渊之盟”众所周知,但它前前后后的关键史料有不少问题,在学界也还没有得到细致的解决,特举以下几例:

   1.《宋史·王旦传》有一段材料说,宋真宗在澶州,由于在开封监国的雍王身体不好,真宗就叫在前线的参知政事王旦赶紧回开封,王旦问真宗要是十天没有捷报怎么办,真宗犹豫之后说,立皇太子。我们知道,真宗有六个儿子,前五个儿子已去世,第六个儿子即仁宗那时尚未出生,“立皇太子”,指的是谁?有一可能是立一宗室为后,但这种方式在宋代非常谨慎。事实上,此时曹利用已经从契丹谈判归来,宋方的大营里已经在庆祝了。这种情况下,“十日未得捷报”云云,实属无稽之谈。

   2.宋辽双方在缔结盟约时是有誓书的。直至南宋,双方誓书仍能看到。但是《真宗实录》里并没有记载誓书;而且当时只是“录契丹誓书,颁河北河东”,而未公布宋方誓书。这是为什么?类似问题都值得思考。

   3.“澶渊之盟”后,宋代又出现闹神闹鬼闹天书之事。寇准跟朱能、周怀政等都卷入乾祐天书事,结果被查证是造假。刘攽的《莱公传》中说,寇准做此愚蠢之事,是被王旦诱陷;其实当时王旦已经去世。与此相关,天禧三年八月有一次大赦,从《实录》《国史》上看,是因为天下小康。李焘有些怀疑,就去查《会要》和地方材料。结果发现,大赦是因为乾祐降下天书。原来朝廷查证为假后,便先把中央存档的材料改了;而相关材料已经发往地方,因此未能“纠正”。

   围绕这样一个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件,在对史料质疑辨析时,仍然会发现很多问题都没有得到清楚的回答。许多习见的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追问的。

   问题追索型选题

   问题追索型选题首先需要关注选题的研究单元。问题不一样,研究时段的长短、起讫期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讨论元丰改制时,有的研究者把元丰作为下限,得出结论是“宋代官制回归唐代前期”。元丰改制是以《唐六典》为设计蓝图,所以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但如果把研究下限延展到南宋前期的话,会看到这个过程是回归到北宋前期了。研究单元的选择非常关键,把上下限切在什么地方,和结论会有直接关系。

   有些问题出自前贤研究、学术史的积累。例如河朔地区的“胡化”问题,唐史研究者都很熟悉相关讨论;但看宋代的材料会发现,没有人再提及河北地区“胡化”。这有两种可能:一、河北地区晚唐时已不存在胡化问题;二、胡化问题经由晚唐五代至宋初被逐渐消解了。前辈学者提出的问题,启发我们重新思考。

   也有些问题是来自新材料。《徐谓礼文书》中有大量印纸,考成文书是其中一类。考成文书要记载“功过事件”,以前她个人的研究,认为重点在于“功过”,现在看到实物,才意识到,印纸记录的重点是“事件”而非“功过”。官员任内是否平稳、是否有群体性事件是很重要的。印纸的效用不在于评优,但是它可以作为评鉴的依据,是朝廷的一种核验系统。这类材料的出现,提供了新的追问思考机会。

   历史书写型选题

   邓小南认为,对于“书写”的解析,是一种文本分析和史料批判。文献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历史动态增删润饰的结果,这个过程本身也是政治、文化的过程。

   比如《长编》及成化本的《道乡集》记载了邹浩的同一份奏疏。把这两篇放在一起,很容易能看出其中的不同。《长编》里李焘的记载通常不会照收章奏全文,但也不会随意增添;从《长编》里可以看到,邹浩主要是批评章惇,但是其中也牵连到司马光;但是明代成化本《道乡集》里收录的该奏疏,把司马光完全摘出去,只剩下章惇(这一改动,可能出自更早的编纂者)。从这一点就会看到,编纂者有自己的“政治正确”观念,他会有自己的取舍判断。类似的文本辨析、史料批判,是研究的对象,也是研究的前提。

   在接下来的讲座中,邓小南回到历史学的研究路径上。在史学研究中,关注某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固然重要,但更要关注事件发展的走向如何、制度的运行方式如何,即对于所谓“路径”的关注。如果说历史研究的路径是一座桥梁,那么“关节点”就是桥墩。如财税制度、军事制度、地方制度、文官制度,从唐代到宋代确有变化,但是它们的起讫点和变化节点是不同的,“关节点”构成了演变的路径。

   历史学关注时间和空间。对于“过去”的叙述有两类方式:一类是以历史发生时间为序的叙述方式,比如长时段、分期等;另外一类是关注空间,关注结构,也就是对于“衔接部”的关注。如社会性别史讨论“内外之际”,地方社会史讲“国家内化于民间”,这些都不是单纯区隔的空间,都涉及到社会结构问题。

   在讲座的最后,邓小南谈到,历史研究要做“活”的历史。所谓“活”绝非浮泛飘忽,只有肯下“死”功夫,把根基扎在泥土中,才能“活”得了。真正的创新还是要从史料的拓宽和文本的细读、从质疑和批判开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学习对话,要有足够的竞争意识。将来的学术是一个大平台,想在这个平台上立住脚,就必须有能跟一流的国际学界对话的能力。我们做中国史应该有这样一种自信。

  

   (本文已经邓小南教授审定)

   本文原文由“澎湃新闻”整理,发于“私家历史”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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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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