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虎:中美能否摆脱“修昔底德陷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9 次 更新时间:2018-07-06 16: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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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虎 (进入专栏)  

  

   很多人认为,“修昔底德陷阱”跟安全困境是同义词,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概念还是有些差异。安全困境是一种状态,“修昔底德陷阱”可能表明某种结果;虽然“困境”与“陷阱”好像很接近,但实际上“困境”就是目前的状态,“陷阱”则在陷入时已经有结果或到终局了。这意味着,“安全困境”作为一个状态是可以缓解与解脱的,但“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种很深的安全困境,更多的是在安全困境无法解脱后陷入的结局。如果用“困境”这个词比喻半岛局势、巴以冲突、南海局势都可以,因为代表一种状态,甚至就是目前关系虽紧张、但却不太可能爆发战争的状态;而现在所说的能否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则主要指中美两个大国如何处理好彼此关系,避免对抗乃至战争的终局;类似于避免或逃脱“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所表达的意思。在解释中美关系时,我们既不能用状态强推结果,也不能以结果解释现有的状态。

   我的基本观点是:中美既有可能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又可能摆脱不了、从而真的陷入某种“宿命”。这样说似乎“很平衡”,有些不痛不痒;但这样说在目前有极强的针对性:既是对一厢情愿地认为能够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观点泼冷水,也是对中美终究不可避免一战的绝对悲观予以质疑和否定。因为中美最终能否摆脱“修昔底德陷阱”这个问题是由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引起的,而中美两个方面的变化都是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因此,这其实是一个国际关系的结构问题。我们所说的中美是世界老大和老二、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霸权国与挑战国,或者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与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有形容中美关系的概念都表明着国际关系中的结构。由于2010年以来中美实力对比使国际关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们自己实际上也已经进入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结构;而且,恰恰因为国际关系结构最大的变化来自于中美本身,故使“陷阱”问题更为突出。基于这种逻辑,中美能否摆脱“陷阱”问题的实质是双方在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国际关系结构下如何更恰当地相处,并依据结构演变的规律避免不好的结果,争取好的结果。结构性问题要用结构性视角分析,结构性矛盾要用结构性方法解决。

   一、雅典与斯巴达为什么陷入“战争陷阱”

   修昔底德写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生动详细记录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过程,他并没有直接提出用他名字命名的“陷阱”概念;这个概念是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在6年前提出的,但引用了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一段很著名的话,即“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之所以最终变得不可避免,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此即后来被艾利森称为“修昔底德陷阱”的出处。关于“陷阱”的这段话实际上揭示了雅典与斯巴达的结构性对抗关系:从大国关系上讲,是新兴大国雅典与守成大国斯巴达,从联盟政治上讲,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从地缘政治上解释是海权强国雅典与陆权强国斯巴达,都表明当时是一个两极结构。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最终之所以变成“宿命”,是因为雅典的迅速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性反应,使两极结构的张力首先造就了一种不容易缓解的安全困境,威胁与反威胁、对抗与反对抗形成恶性循环,最后使双方都跌入陷阱,爆发了长达30年的战争。“修昔底德陷阱”几乎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铁律”。有人统计过,自1500年以来,在15次大国权势转移中,有11次都是由陷入安全困境开始、最终以战争解决问题的。用吉尔平的话讲,是系统战争、霸权战争是国际体系转换的基本机制。

   谈到“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偏宿命论的命题,顺便谈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细节。无论当时的战争多么残酷、血腥,战场上充斥着多少诡计、多变,但交战双方也有对规则的尊重与固守,即:对于每次战役的胜负结果双方都认账,一般均由胜利者在战场附近树立胜利纪念碑为标志,失败方愿赌服输,诚心接受。在长期战争中有无数次战役,双方都严格遵守这些约定,决不会在赢输上计较、玩猫腻。古老荒蛮的年代,尚有对规则的重视与尊重,绝非不重要,也绝非可有可无。它意味着,哪怕是交战双方也不会今是明非,变幻无常。这实际上也就是后来奥林匹克的锦标传统的由来,但对国际制度、国际规则也很有启示。

   总之,以上谈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主要是强调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结构和规则。当然,首先是结构问题。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原认为是安全困境,但实际上是“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因为最后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按照现在国际关系的术语来讲,崛起国必然要挑战霸权国,后者必然回应前者的挑战,这是一个基本结构问题;这样一种结构会推动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而且几乎成了一种客观定律。就中美关系来说,世界老大与老二之间、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关系,带有更强的结构性张力特征,它们如何相处会形塑国际关系的结构,也会给国际关系带来更具有结构性意义的结果。与此同时,也必须强调国际规则的重要性,结构与规则共同构成国际秩序。中美既要和平相处、合作相处,也要约定相处的规则,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很好地处理结构与规则的问题。你遇到特朗普这样天天变脸翻书的人,就更应该强调规则,强调规则与契约背后的诚信;但也要找到用结构去制衡他的方法。

   二、中美对摆脱“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的态度截然相反

   “陷阱”问题对于中美两个大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中美各自有什么样的反应?在国际关系发展的根本目标上,中国主张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外交政策上,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坚定地走和平、发展、合作的道路。这些都是为了避免和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堵绝大国间战争和战争危险。对于中美如何相处,中国也有自己的主张,即应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而且在这样提的时候特别强调要摆脱“修昔底德陷阱”。

   2015年习近平访问美国时明确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某些国家产生的不适应症,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强国“冲突不可避免论”的担忧,习近平有针对性地强调:“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这既有力回应了“中国威胁论”和孤立中国的企图,又否定了“国强必霸”的西方传统国际政治认知,更反制了那种持对抗性立场、从而自陷“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更好地处理彼此关系,则是一种有解释力的、负责任的说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确实应该认真反思历史、吸取既往教训,与传统的观念实行决裂。

   当然,中国提出避免陷阱的问题更多的是从中国的战略文化出发,就是东方和平主义,“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党代会和政府工作报告等最重要的文件中都有重大宣示,应该说甚至达到了基本国策的高度。但是,我们应该十分清楚,到目前为止,这些仍然还都只是中国的战略文化,是新型的外交理念,即使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写进联合国决议,也不意味着它们成为了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因此,在考虑国家的对外战略、进行战略选择时,包括在处理中美关系这样的大国关系时,我们还是要首先重视国际上的客观性因素,结构便是最大的客观性。

   显然,用客观视角和主观文化视角看,美国与中国都不在一个境界,对于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它也是从自己的战略需要考虑并作出回应,且带有其内含的战略文化特质。从战略需要来看,美国决不允许任何大国取代它的霸主地位,对有可能的“替代性大国”一定想办法打压,甚至要压倒。因此,它不会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从“瀛台会”到“故宫游”,奥巴马和特朗普两位总统均是礼貌倾听,但内心不接受。从战略文化来看,主要是看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对于中美两个大国如何相处,站在不同的理论学派,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和结论。美国新自由主义理论、包括国际制度学派认为,虽然利益和权力是重要的,但美国可以通过“接触加遏制”改变中国,使中国被纳入美国带头创设的国际体系中,从而同化中国于西方国际秩序之中。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曾经这样做过。而美国现实主义理论认为,面临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中美两个大国的战略选择都是现实的,都是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对国际力量对比(也就是国际结构)的分析,作出自己认为最优的选择。在此考虑下,中国的崛起会对现有秩序造成某种威胁,中国可能另起炉灶,因此美国认为必须对中国加以遏制。特朗普政府、尤其是在其国安团队改组后便是这样的判断,即必须从过去的“接触加遏制”转变为以遏制为主,其对中国的定位是“战略竞争对手”、“敌手”。

   近来美国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三个重磅报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Rival)和“修正主义国家”,《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敌手”(Adversary),它们的共同点是认为中国在战略利益、价值观和发展模式方面均对美国构成威胁,Adversary定位虽然还不是完全的敌人、但含有敌视性成分,在威胁程度上有的报告甚至将中国排在俄罗斯之前。值得注意的是,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时期均没有这样定位过,在过去中美发生很多矛盾时也没有这种定位,而特朗普政府则使用了明确的定性语言。最近,美国防部长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阐释“美国印太战略”时,毫不隐晦中国是美在该地区的唯一对手。这意味着,随着中国崛起和强大,美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和判断已发生重大变化,确认其为可能取代霸主地位的主要对手和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虽然美并不完全排斥与中国合作,但竞争压制的成分更大,防范与遏制成为基本面。这势必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及其作为,例如近来美国挑起中美贸易争端,打“台湾牌”的频率也在提升。

   基于不同的战略需要和战略文化,中美两大国对国际体系的转型和国际秩序的塑造,有着不同的看法。现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变化主要还是处于国际结构首先变化的关键阶段,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是其中最显著的结构性变化;美国对中国如何定位,更像是从结构方面看问题的。按照沃尔兹的理论,国际结构的变化是指相互位置的变化以及排列顺序的变化。在目前的国际结构中,中美之间就存在着这样的变化,中美相互位移就是结构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关系结构变动时,美国感到中国是威胁的来源,需要对中国的重新认知与定位,而这将影响到美国的战略选择。当然,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秩序重新塑造,最终还会发展到需要制定新规则、新制度的阶段,到那时就是质的变化了。

   三、复合型结构可以摆脱“陷阱”?

在解释“修昔底德陷阱”可以避免时,很多人提出中美两个大国可以通过建立战略互信,夯实政治关系基础;也有人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多于分歧与矛盾,这提供了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中国政府在强调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时,基本原则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并希望以此跳脱“修昔底德陷阱”。但这些基本上是主观理念,属于单方面的战略文化,尽管这些是很好的战略文化、很先进的外交理念,但理想化成分很大;所以,美国虽然对这些提法很客气,但实际上是排斥的。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战略选择转到遏制为主,表明其较难容忍中国崛起,也表明其更认定结构因素超过文化因素。因此,无论是“陷阱”还是“大国关系”,首先是国际结构问题。结构问题不解决,摆脱“陷阱”和构建新型关系,都可能流于言词,而没办法成为现实。归结起来,结构性问题要用结构性视角分析,结构性矛盾要用结构性方法解决。那么,什么样的结构避免不了“修昔底德陷阱”?什么样的结构会提供避免乃至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应该说,在国际关系单一结构下,很容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难于逃脱此国际政治定律;而在国际关系复合型结构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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