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可:论劳动法与公司法的扞格与调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6 次 更新时间:2018-07-02 23: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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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渗透、彼此依存、同生同死的数个法律关系,[48]从而将劳动关系与投资关系、委托关系、受托关系之关联情形一并涵盖。

   2.劳动关系与投资关系并存之处理

   劳动关系与投资关系之关联至为显明。(1)因股权构成劳动法意义上的工资。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股票期权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员工行权收益是员工在企业的表现和业绩情况而取得的与任职、受雇有关的所得,应按“工资、薪金所得”计算个人所得税。(2)股权激励以劳动关系为基础,并以维系、巩固和发展劳动关系为目的,具有功能上的关联性。(3)员工在劳动关系和投资关系下,所负担的主给付义务或者同一(零对价行权)或者大体一致(特定价格行权),均由劳动关系所衍生。据此,就程序而言,仲裁机构、法院应对因劳动关系和投资关系引发的纠纷合并审理。就实体而言,首先应分别判断投资关系和劳动关系效力,不得根据劳动法率然认定投资关系中服务期、违约金的约定无效;其次,鉴于投资关系以劳动关系为起点和皈依,仲裁机构、法院可援引劳动合同对股权激励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进行补充与具体化,并在合同漏洞的场合下作出保护员工的解释;最后,投资关系的成立和效力应与劳动关系做同等认定,即原则上与劳动关系一并解除,但在企业恶意终止劳动关系时,投资关系继续有效。

   3.劳动关系与委托关系并存之处理

   在劳动者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场合,委托关系的分量应重于劳动关系。理由在于:(1)高级管理人员的产生端赖于企业的聘任,委托关系由此成为劳动关系的先导。[49](2)高级管理人员所提供的劳动与一般员工截然不同。前者系在权限范围以内,自行裁量决定处理公司事务,劳动只是完成委托目的的手段;后者必须接受公司指示,对于劳动方法毫无自由裁量的余地,有如机械,劳动本身即是目的。[50](3)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往往与企业经营状况挂钩,具有风险性;劳动时间亦由职责所决定,具有灵活性。我国司法实践对其报酬请求权的限制便是明证。总之,高级管理人员的产生、义务、权利和责任均由委托关系所规定,其由此成为基准性法律关系。因此,就高级管理人员认定而言,应径由委托关系之存在来判断,即他们必须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明示范围内且经过法定聘任程序。其他林林总总的“管理人员”,尽管亦实施监督、管理、领导、指挥等管理行为,但并未形成委托关系,法院不得随意扩张。[51]其次,高级管理人员在委托关系项下的权利义务应优先于劳动关系适用,在前者没有约定且与后者不矛盾的情形下,得援引劳动合同和劳动法加以填补。最后,委托关系不成立、无效、终止、解除、撤销时,劳动关系亦同其命运。故而,高级管理人员被解聘时,其劳动关系自然随之解除。但依委托关系和劳动关系之区隔论,其仍可要求劳动法下的经济赔偿。

   4.劳动关系与受托关系并存之处理

   与高级管理人员的劳动关系和委托关系始终相伴不同,董事、监事与公司之间的受托关系是永恒的主题,而劳动关系更像是偶然的相逢。尽管如此,两者依然存在功能和性质上的连接,这就是人格上的“信任关系”。正如受托关系超越了市场交易关系,对受托人苛以善意、信赖、信任以及诚实义务,[52]劳动关系亦不仅仅是财产价值上的交换,人格信任关系更是其间关键一环。[53]据此,受托关系与劳动关系得以勾连互动,在构成要件分化之后在效力上再次统合。详言之,面对董事、监事的劳动争议,法院或仲裁机构可采如下措施:(1)探求当事人真意,辨明双方是否在受托关系之外另行成立劳动关系。(2)在书面劳动合同不存在的情形下,进一步梳理双方的事实关系。鉴于董事、监事与公司的特别关系,考察内容不限于2005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项下的“三要素”,而应从劳动给付之上的命令、监督和惩戒、报酬上的经济从属和组织从属等“从属性”标准入手,一旦存在便可确认劳动关系。[54](3)至于受托关系和劳动关系中何者优先适用,何者援引适用,则应综合当事人意思、公司经营惯例、董事或监事提供劳动的内容类型和时间花费等具体情事,本于诚信原则加以断定。(4)考虑到信任在两种关系中的共通地位,若董事、监事违反忠实义务、勤勉义务导致被公司罢免,必将动摇劳动关系的信任之基,劳动关系亦应随之解除。

   (四)小结

   对劳动法和公司法扞格的化解,有赖于对其背后多种法律关系的精准理解以及相关法律规则合理运用。经由吸收主义与合并主义的综合,我们得以在一体把握劳动关系与其他关系的同时,根据劳动者担任股东、高级管理人员、董事或监事的情形量体裁衣,实现构成要件与权利义务分化之上的再组合。不过,这并非劳动法和公司法全部的故事。事实上,在微观的规则之外,还有宏观的理念演进和社会变迁,而它们构成了劳动法和公司法扞格与调和的底色,并为未来的制度革新指明了方向。

  

三、劳动法与公司法调和的立法论

  

   (一)劳动法与公司法扞格的古典范式

   1.偏向资方的公司法

   作为组织体,公司由劳动者(普通员工)、管理者(高级管理人员、董事、监事)和所有者(股东)共同构成。此三者看似平等,却从未得到公司法的平等对待。自19世纪公司崛起开始,它就被法律视为股东的融资工具,成为管理者看护的“信托财产”。出于保护所有者的目的,管理者和劳动者的一切行为均应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管理者由此成为股东“手臂”的延伸,[55]而员工的劳动亦为公司所购买,为股东而存在。股东与公司的“同一性原则”在英国一则重要判例中显露无疑。在Brady v. Brady案中,上诉法院Nourse法官直截了当地指出:“公司作为虚拟的人,其利益不能跟与之有利益关系的人的利益相区分,这些与之有利益相关的人是谁呢?这些人首先无疑就是现在以及将来的股东”。[56]

   这种“股东至上”的理念源自经济学上的自由主义及其公司法的衍生物“契约连锁理论”(nexus-of-contracts theory)。从个人利益是唯一真实的利益出发,自由主义主张公司是拥有它的股东实现利益的手段,而追求社会总体福利的最好方法,就是不断增加他们的利润。[57]与此类似,契约连锁理论将公司看做由理性利己的个体自由缔结的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契约,而与其他契约区别的标志即资产上的可分割剩余索取权。在契约不完全(incomplete contacts)及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的条件下,该等索取权只能分配给投资者。[58]据此,股东优位不再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由股东作为剩余索取人的必然结果。基于上述,美国公司法学者Henry Hansmann和Reinier Kraakman将股东优位模式称为公司法历史的终结。质言之,该模式包含着如下要素:(1)股东应握有公司最终控制权;(2)管理者应本着股东利益之原则尽职管理公司;(3)员工等其他相关方应通过合同和规章,而不是通过参与公司治理来保护其利益。[59]

   2.偏向劳方的劳动法

   以一个古典而标准的说法,劳动法缘起于对工厂工人保护需求的承认。劳动者的社会保护不但是劳动法早期的面貌,而且直至一个半世纪后的今日,它依旧是劳动法的重要内涵和正当性基石。[60]在此意义上,劳动法即劳动者保护法,其基本宗旨在于保护劳动者免受资本的直接剥削和宰制。不同的是,最初的劳动者保护只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保障,以确保作为商品的劳动力无缺,现今则从人本立场出发,将劳动法锚定于劳动者人格之完成、社会地位之向上及经济地位之改善。[61]但无论怎样,劳动法都令劳动者从普世化的民事主体和市场交易关系中抽身而出,在这场从契约到身份的逆向运动中,一个建立在劳动者特殊阶层之上的法律部门藉此诞生。

   劳动者之所以得到倾斜性保护,实因“资强劳弱”的基本模型。在此格局下,劳动者必须为资方之营业和目的而劳动,以赚取工资、维持生计,并且要纳入资方的生产组织之中,并服从其权威。在经济、组织和人格上的从属性,使得以契约自由为原则的市民法原理在劳资关系中不敷适用,劳动者的自我决定沦为虚幻,他人代为决定反成常态,从而不得不仰赖国家之力,对劳动时间、工资、解雇、安全保障等资方决定事项加以限制,以期经由劳动关系的实质化克服市民法原理的窒碍。[62]通过将“资强劳弱”这一结构内化到规范之中,劳动法用“不平等的人”和“团体化的人”重塑了法律人格,用特别保护的方式明确劳动者的权利,严格资方的义务。正是这种“差补原则”和“权利保障”的特征,使得劳动法侧身于以维护弱者生活安全为目标的社会法之中,从而与公司法为代表的私法拉开了距离。[63]

   (二)公司法与劳动法理念的修正

   1.“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法中兴起

   在“股东优位”大行其道的同时,对它的批评也与日俱增。人们日益发现,对股东利益的追求,往往以牺牲公司长期利益为代价。这种短视的管理方法不但不利于公司员工、消费者和社会,亦有损于公司。就此而言,股东优位并不能真正为股东带来价值。[64]另一方面,劳动者在公司结构中的地位开始凸显,“在现代公司内部真正与治理结构打交道的权益主体是企业职工,而不是股东,职工为企业工作并在企业中度过他们大半生时光,因此忽略他们作为公司的成员必要组成部分这个客观事实,是不符合实际需要的。”[65]在上述两种力量的推动下,“利益相关者的理论”(theory of stakeholders)诞生了。作为首次在斯坦福研究院文稿中出现的术语,利益相关者特指公司生存所依赖的利益群体,如股东、雇员、顾客、供应商、债权人和社区。[66]1984年《战略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方法》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该理论的正式形成,从此公司逐渐被认为是一个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系统,与法律、市场等的社会大系统一起运作,公司的目标也从股东至上转向了为利益相关者创造财富与价值。[67]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兴起有着深刻的智识背景。它首先源于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矫正。与立足于个体的自由主义不同,社群主义更侧重于个体所在的群体及其与个体的互动关系,在方法论上,其进一步认为所谓理性个体的自由选择是虚假的,理解人类行为的唯一正确方式是把个人决定放在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环境中去考察。[68]由此观之,公司与其说是个体通过契约的联合,毋宁说是植根于特定政治和经济的实体,具有区别于股东的利益和价值。因此,公司法的使命并非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促进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和正义的实现。[69]此外,公司治理模式的反思亦提供了劳动者新角色的洞见。在股东优位的经济学指引下,股东承受“剩余风险”(residual risk)是享有剩余索取权的前提,但在现代公司中,有些剩余风险已由长期受雇的劳动者所承担。他们因具备“公司专用性”的技能而成为公司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70]可同时,由于该项技能已经被“锁定”在公司之中,一旦被解雇便价值大跌。为了防范劳动者被要挟的风险,公司法必须赋予其权力,以制衡股东和管理层。不仅于此,随着技术密集型和提供定向服务的公司大量出现,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日益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公司已成为“一个围绕关键性资源(critical resources)而生成的专用性投资网络”,至于这种关键性资源究竟是货币或实物资本,抑或人力资本,并无区别。[71]

利益相关者理论深刻影响了司法与立法。晚近,美国法院作出Shlensky v.Wrigley、A. P. Smith Manufacturing Co.v. Barlow、Unocal Corp.(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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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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