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澍:一起清代百年坟山案件的背后:观念、制度与技术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 次 更新时间:2018-07-02 23: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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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澍  
这无非是为了增强裁判的说服力而做的技术处理。另外,也可规避案件日后上诉可能带来的司法责任。这里的法律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合法性论证”,“清代司法官员对制定法并不存在终极意义的信仰”。[45]这种对待法律既重视又背离的态度说明,法律本身并不是审案时的终极目标,不过是为了解决案件所使用的工具。[46]

   (二)裁判背后的利益平衡

   纠纷的本质是当事人对利益的诉求不一致,当事人将案件交由官府处理,就是希望官府能支持其请求,所以,案件的审理本质上就是对各方的利益进行平衡的过程。

   利益平衡最常见的方式是对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利益进行衡量。该案的三种处理意见中,最终被接受的意见更能够兼顾到各方的经济利益。从周铭仲后裔的角度来看,虽然不能独占,但相较于归官府,共同占有山地要好得多。对周明仲的后裔来讲,最终的解决方案比归周铭仲后裔和归官府都要好。可见,不管是对调处的确认或是直接援引,背后都反映出了官府对各方经济利益进行平衡的考量。

   利益平衡不仅体现在当事人之间,甚至还存在于官府和当事人之间,其表现形式也更加多元。如在道光年间,山中树木两次倒下,官府曾派人前往追缴,但双方都拒不承认抢树,官府也未深究,这可以认为是官府为了息事宁人而放弃向当事人的追索。另外,按照法律,应当“将滥控侵占之人按例治罪”,但当事人都未因此受到惩罚,[47]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官员以放弃惩罚来换取双方对裁判结果的接受。从结果来看,该案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认为输掉了官司,这样的结局照顾到了双方的颜面,而这种颜面对于身处乡村熟人社会的当事人来说,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利益。[48]可见,对利益平衡可以做出更加宽泛的理解,“其准则不过是要努力实现交互行为各方在利益上的大体等价,可以是交换上的等价,也可以是分配上的等价,还可以是报偿上的等价,而利益的存在形式并非只是金钱或是刑罚,更为广义的得失,乃至面子都可能构成利益的内容,其形态与社会生活同样复杂,并且无法精确地衡量。”[49]

   通常认为,以调处结案才存在利益平衡,而实际上,使用法律判案也涉及利益平衡。首先,法律规定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利益考量。如《大清律例》规定提出管山主张的一方必须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将受到刑罚,对于主张管山的一方来说,可能获得的收益与惩罚之间构成一组利益平衡。[50]其次,在面对各种法律渊源时,官员也要进行选择,选择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平衡的过程。而且,即使确定了法律条文,也还可以选择全部适用或是部分适用。再次,由于法律规定的抽象性和滞后性,在司法实践中,需要官员对法律进行解释。

   通过上文可知,为了平息诉讼,在看似毫无规律可循的案件背后,都存在审案官员的某种安排,那就是保持各方利益的大体平衡。这种司法中的利益平衡并非清代的中国所独有,西方社会和当代中国也依然存在。[51]

  

五、余论


   行文至此,该案尚有几个疑问未解开。首先,周明仲和周铭仲仅一字之差,读音完全相同,在笔者看来,二人极有可能有一个人是捏造的。周铭仲的真实性从未受到质疑,至于周明仲就不同。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案件的起因就是周铭仲后裔认为周重义捏造“周明仲”写入族谱。另外,周明仲后裔的证据一经提出就被全面否定,多位官员曾对周明仲后裔严厉训斥,[52]并建议严惩。种种迹象表明,坟山极可能归周铭仲后裔,周明仲系为争夺坟山捏造出来的。冒认祖坟,藉坟占山正是坟山纠纷中的常用手法。

   该案的另外一个疑问是,案件材料是由周明仲的后裔周家俊整理并刊印,并在材料的最后提到“愿我族人,务宜世世珍藏,以为信谳,幸毋忘,先人之遗意,致嘱,致嘱!”周家俊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将案件材料整理出来呢?可能有以下考量,首先,警醒后人。在几次审理中周明仲一方的最佳成绩是共同管业,这也是举全族之力取得的。将案卷材料留给子孙,意在提醒族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局面。另外,若日后再次案发,族人通过此材料能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从而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策略,获得主动权,甚至扭转局势。这样看来,该案也是反映健讼风气的绝佳例证。

   早在宋代,沈括就曾提到“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53]另据清代的《义宁州志》记载,该地“其小民黠者嚚讼”。[54]健讼不仅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也败坏了风气,给地方治理带来极大的压力。官府在面临这种情形时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适,并综合判决和调处等多种手段将案件平息。法律史的研究,既需要宏观的观念省思,也少不了中观的制度透视,更需要微观的技术剖析。通过明仲公定案,可以看到在司法的运作过程中,官与民既存在冲突、对抗的一面,又有融和、合作的一面,二者相反相成,清代的地方司法就是在这种官民相得的状态下不断演进。

   【注释】 *作者简介:姚澍,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台湾政治大学访问学者。

   基金项目:本文系华东政法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项目研究成果,并受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生海外访学资金专项资助。

   [1] 谭棣华、曹腾騑、冼剑民编:《广东碑刻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26页。

   [2] 原文为“家长周诰,公亲易宗仁、徐霭春等,情因六甲周均爱、咏新等与一甲周礼、周国柱等互争坟山一案,控经州、府、司、院履断履控,兹奉督宪送府提讯。公等见其一本,不忍坐视终讼,是以从中处劝。其该山大树下坟茔原系周国柱等之祖铭仲公之墓,由墓而前,原有坟结连一大塚,右系六甲均爱等之祖明仲公,左系一甲之祖荣律公,暨该山场树木及大树下。坟前之东隅,铭仲公后嗣附葬一桢等坟,仍照旧醮管,两造均不得竖碑、接葬。自劝之后永敦和睦,二比平情甘立允服,付公请息销案。书立释帖三纸,交挂合同一纸存案,各执一纸,永远为据。家长周诰笔录。立释帖公亲:徐霭春,梁韬,易宗仁。嘉庆九年七月□日立。”《明仲公定案•卷四》,第273页。

   [3] 《明仲公定案•卷五》,第1页。

   [4] 原文为“恳查州、府各志,果有铭仲一宦任右副都御史,自甘输服无悔,不敢冒结,所结是实。”《明仲公定案•卷六》,第65页。

   [5] 《明仲公定案•卷六》,第102页。

   [6] 《明仲公定案•卷二》,第102—103页。

   [7] 《明仲公定案•卷三》,第166页。

   [8] 同前引[7]。

   [9] 同前引[7],第173页。

   [10] 同前引[7],第173页。

   [11] 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南丰县民李二俚因在曾睿明山内砍柴,致伤曾睿明身死。地方官府拟将该山地断作官荒,但刑部认为“曾姓山场虽无管业契据,但曾姓世守无异,是否随田管,粮随田纳,乃于此等原与并未确究。遂以并无得业来历,亦未承粮断作官荒,不惟无以折服曾姓合族之心,且恐该省似此祖遗山场旧业,并无远年契据及承粮户册者尚多,一经他姓出争即掣断入官荒,不惟有业者各怀失业之虞,无业转启妄争之念,而该山此后无管业之户致群起争夺。驳饬随经审明,曾姓管山并无执据,亦未完粮,因究系祖手流传,并非曾睿明占管,不便断令入官,议请给照升科管业。”见《明仲公定案•卷三》,第177页。

   [12] 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73—480页。

   [13] 戴清亮:《破除官本位》,载《学术界》2005年第2期。

   [14] 同前引[7],第175页。

   [15] 同前引[5],第66页。

   [16] 陆元烺为江西布政使,署理江西巡抚之职。《清实录•咸丰朝实录》有“以署湖北布政使文俊、为江西巡抚。未到任前。以江西布政使陆元烺署理。”等语。见《清实录》第四十二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版,第900页。

   [17] 同前引[5],第66页。

   [18] 同前引[5],第69页。

   [19] 吴敬梓:《儒林外史》,李汉秋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20]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张友鹤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9页。

   [21] 蒲松龄:《聊斋志异》,张友鹤辑校,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58页。

   [22] 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张友鹤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页。

   [23] 代表性的研究有龚汝富:《明清讼学研究》,华东政法学院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徐忠明、杜金:《清代诉讼风气的实证分析与文化解释——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1期;吴佩林:《清代地方社会的诉讼实态》,载《清史研究》2013年第4期;侯欣一:《清代江南地区民间的健讼问题——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尤陈俊:《清代简约型司法体制下的“健讼”问题研究——从财政制约的角度切入》,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2期。

   [24] 陈建华、王鹤鸣主编,周秋芳、王宏整理:《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家规族约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

   [25] 《明仲公定案•卷四》,第228页。

   [26] 同前引[3],第6页。这里的“同”是量词,相当于“截”或者“段”。

   [27] 同前引[3],第27页。

   [28] 《明仲公定案•卷一》,第1页。

   [29] 《明仲公定案•卷二》,第97页。

   [30] 同前引[7],第154页。

   [31] 何小平:《清代习惯法:墓地所有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

   [32] 同前引[24],第452页。

   [33] 据张小也的研究,有的宗族在族谱中将读书人列为“绅矜”,却将领导族人打官司,带头械斗的人称之为“卓异”。参见张小也:《明清时期区域社会中的民事法秩序——以湖北汉川汈汊黄氏的湖案为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34] [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以诉讼的形态为素材》,载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35] 邓建鹏:《清代〈状式条例〉研究》,载《清史研究》2010年第3期。

   [36] 李燕:《清代审判纠错机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4页。

   [37] 同前引[12],第473页。

   [38] 尚未进入诉讼程序的民间调处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39] 徐忠明:《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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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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