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忆刘永济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6 次 更新时间:2018-07-02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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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  

刘先生名永济,字弘度,别号诵帚,斋名易简,湖南省新宁县人。1887年(清德宗光绪十三年)12月25日诞生,1966年10月2日逝世,享寿七十九岁。

先生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他祖父刘长佑虽曾做过清朝的直隶、云贵总督,但却一直保持着读书人的家风。他父亲刘思谦就只在广东、云南等省做过几任知县,因为不熊随波逐流,而弃官归隐了。

在祖父、父亲身边读书的先生,从小就培养了对于文学、学术的爱好,为后来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十九岁离乡,先到长沙明德中学,后去上海复旦公学学习。1910年,考入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次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学生,是从该校在各省招收限额学生的极为严格的考试中选拔的,所以可算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与先生同时考入而后来同样卓有成就的学者,有梅光迪、吴必、吴芳吉等。入学不到一年,因有学生不满校中当局的一些措施,加以批评,反被开除学籍,这事引起了全校学生的公愤,于是推选代表,向学校要求收回成命。不料校方仍然采取高压手段,将十名代表一并开除。后经教授调停,要由代表们写具“悔过书”,才能恢复学籍。但先生和吴芳吉却认为无过可悔,断然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放弃了官费留学的机会。辛亥革命发生,先生受当时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便由北京赶到海南岛,动员和协助任琼崖道道台的四哥滇生起义。民国成立,回到上海居住。

辛亥革命以后到1917年,先生一直住在上海。这时,近代著名词人况周颐、朱祖谋都在上海作寓公,先生便向他们问学,得到两位老辈的特别赏识,走上了以后研究词学的道路。1917年,先生应老师长沙明德中学校长胡元淡之约,回湘任教。次年,军阀张敬尧因胡校长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密谋逮捕,胡校长仓皇离开,学校濒于解散。先生就将多年积蓄起来预备出国留学的三千银元,全数取出,作为学校开支,而自己也仍然留在校中教授语文,和全体教职员一样,每月拿八元的生活费。后来,因为学校经费困难,胡校长始终没有将那三千元还给先生,先生也从未索取。但先生本拟出国学习林业,从事实业救国的愿望,却从此不能实现了。

1924年中秋节,先生与黄惠君女士结婚。她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结婚以后,感情一直非常融洽。先生能够在其后时局艰危、生活困苦中,精勤治学,始终不懈,她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先生逝世后不久,她也因悲痛太甚而离开了人间。

1925年,在清华大学的吴宓先生介绍先生和吴芳吉先生到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先生因胡校长的挽留,未能应聘。(吴芳吉也因故未去,后来清华就聘请了俞平伯、朱自清两先生)一直到1928年,先生才由吴立再度介绍,到沈阳东北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

“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陷。先生改任武汉大学教授,中间除了从1938年到1939年曾在广西宜山浙江大学及湖南辰溪湖南大学各讲学半年而外,一直在武汉大学。1942年到1949年,并兼任文学院院长。

1949年,全国解放,先生已六十二岁,但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从事教学科研,较之中青年教师,有过之而无不及。党和政府也非常尊重先生。他于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并先后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理事、《文学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

先生为人一向热爱祖国,耿直不阿,富于正义感。六十年的生活经历与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又使他明确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努力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同时,作为一个受党重视的老知识分子,也必须对党的事业,十分忠诚;要敢于直陈利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先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但就是因为这些,他却被打成“内定右派分子”“白旗”“反动学术权威”,在十年浩劫中,饱受凌辱,终于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先生一辈子服膺屈原,研究屈原。屈原由于“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终身与黑暗势力斗争,最后被迫自沉。但最公正的历史老人却给了他以极高的评价,同意刘安所说的他的志行可与日月争光的话。今天,在万恶的“四人帮”覆没之后,党给先生彻底平反,使先生正直的品德和精深的学术,得以继续发扬和流传,可以说是比屈原更为幸运了。



先生简单的经历和他丰富的著作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活中,先生在古典文学领域内,从研究到创作,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非凡的成果。除现在还没有来得及搜集的单篇论文和未完成的残稿之外,已经成书者,共有下列二十种,今将其分类简介如次:

【文学史二种】《十四朝文学要略》、《唐乐府史纲要》。

1928年,先生初到东北大学任教,主讲中国文学史,便拟定了一个宏伟的计划,着手撰写一部《文学通史纲要》。当写完第二卷,即写到隋朝的时候,因系中改请先生担任其他课程,便没有续写下去。其后,将已成部分,连载于《学衡》杂志;1945年,贺昌群先生又将其介绍于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并易名《十四朝文学要略》。这是一部在结构和见解上都有特点的文学史,可惜流传不广,现正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重印。

先生同意王士禛“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即唐三百年之乐府”的观点,以绝句为重点,写了《唐乐府史纲要》。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研究唐代乐府历史的唯一专著。此书也写于在东北任教时期,有讲义本,待正式出版。

【文学理论二种,附二种】《文学论》、《<文心雕龙>校释》,附:《<文心雕龙>征引文录》、《<文心雕龙>参考文录》。

先生早年即从事文学理论之研究,在《学衡》上发表的《文鉴篇》,对文艺鉴赏有极精微的剖析,传诵一时。《文学论》是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的讲义,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此书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重印多次。

到武汉大学以后,先生在文学理论的研究方面,集中于《文心雕龙》,在四十年代完成了《<文心雕龙>校释》一书。先师黄季刚先生所著《<文心雕龙>札记》,久为学林推重,先生此书乃继《札记》之后,又一力作。诸所诠释,能得刘勰原意。在乐山时,先生曾在闲谈时对我说:“季刚的《札记》,《章句篇》写得最详;我的《校释》,《论说篇》写得最详。”以精于小学推黄师,以长于持论自许,可以说是平情之论。此书解放前曾由朱光潜先生介绍在正中书局出版。解放后,再加修订,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其附录二种,远较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所附录的为详备。《征引文录》所订凡例若干条,尤其精审。以后出版社重印《校释》时,即使因为篇幅关系,难以将附录二种全部付印,也应当将其小引、凡例、篇目附印正文之后,以供读者之参考。

【屈赋四种】《屈赋通笺》、《笺屈余义》、《音注详解屈赋定本》、《屈赋释词》。

先生毕生致力于屈原研究。《屈赋通笺》初稿成于1932年,反复订补,1953年才写定。首为序论六篇,然后对《楚辞》中可以断为屈原作品的《离骚》、《九辩》、《九歌》、《天问》及《九章》中的《惜诵》等五篇,每篇都分解题、正字、审音、通训和评文五项,加以考究。其有关全书总义,有待商榷者,则别为《笺屈余义》十九篇。这两种,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合为一册,于1961年出版,惜印数过少,今已难得。

《音注详解屈赋定本》是先生根据《屈赋通笺》中所作的结论写成,供大学生阅读的。原来只据校文,写成定本,题为《屈赋定本》,附在《通笺》之后,其后才加以注解,独立成书。

《屈赋释词》卷上释虚词,卷中释词汇,卷下释句例。这是先生用王引之《经传释词》及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的方法,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屈赋的一部专著(先生晚年还有意从这一角度研究《文心雕龙》,想编一部《<文心雕龙>词典》,可惜没有能够如愿)。以上两种,也待正式出版。

先生本拟写成《屈赋学》五种,但第五种未及写出。就已成四书看来‘。先生对于屈原研究,创获甚多,确于并世诸家中,独树一帜。

【古典韵文七种】《唐人绝句精华》、《词论》、《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微睇室说词》、《宋词声律探源》、《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元人散曲选》。

《唐人绝句精华》是先生晚年选注的。前有引言,对唐人绝句的源流正变,它的艺术价值以及此书的选旨,作了扼要的介绍。就某种意义说,它是《唐乐府史纲要》的姊妹篇。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词论》是一部通论词学的著作,其特色是突出了对前代词人作词方法的研究。它分类选辑著名词话,加以按语,论其得失。计分总术、取径、赋情、体物、结构、声采等项。先生曾经对我说:“这事实上是一部词话选,前人的精论要语,都在其中。”

先生早年讲词选,曾编《诵帚庵词选》四卷,选录较多。到了老年,由博返约,又撷唐宋词的精华,写成《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将唐五代宋词的主要流派,系统地加以介绍,每篇都有精要的注释。其中还注意到了前人和时人所忽视的流派,如两宋通俗词及滑稽词等。以上二种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60年,先生为青年教师讲授南宋婉约派词,以吴文英为重点,并前溯周邦彦、姜夔、史达祖,后及王沂孙、周密、张炎,以见此派源流,撰成《微睇室说词》二卷,上卷专说吴,计七十八首,下卷周(邦彦)六首,姜六首,史二首,王五首,周(密)一首,张二首。这是在当代词人陈询《海绡说词》及陈匪石《宋词举》之后,又一部说词的名著,也是先生对于宋词的晚年定论。他研究之功力及成就,备见此书。现正设法出版。

《宋代歌舞剧曲录要》及《元人散曲选》是先生讲曲选时的讲义,书前各有序论一篇,颇多发前人所未发的意见,如认为宋代歌舞剧曲的结构有纵列横列之分,元人散曲风格有阴刚阳柔之分,都值得重视。前者已于五十年代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后者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宋词声律探源》是先生晚年研究词律的专著,详列图谱,论证精密,多所发明,尚待出版。

【杂著一种】《默识录》。

《默识录》是先生多年积存的读书札记,除已写入各种专著的之外,晚年复将其余部分辑为此书,共四卷。《文学遗产》1980年第三期发表了其中十二则,可见一斑。现正设法出版。

【创作二种】《云巢诗存》、《诵帚庵词》。

先生在创作方面,以词为主,诗不多作。晚年经过精选,辑成《云巢诗存》一卷,《诵帚庵词》二卷。词集曾在1964年由武汉大学印刷厂排印,但由于当时左倾思潮的影晌,这一部主要记录了旧中国的苦难,体现了一个正直学者的心灵,并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却被诬为有“毒素”,全部被销毁。由于这部“反动词”,先生也以风烛残年而横遭迫害,饮恨而死。但凝聚着先生毕生心血的这些著作,却是永远也不会消亡的。词集在先生冤案平反昭雪之后,武汉大学曾将手稿胶印若干册,但为数过少。这两部集子,都有待正式印行。



我从1940年在四川乐山渴见先生,直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为止,这十七年中,除了在成都三年之外,一直和先生在一道工作,因而有机会向先生学习。学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学他丰富的知识,特别是他崇高的品德。先生的著作(往往是稿本),我都有先读的幸运。其中许多,我还知道其惨淡经营的过程。现在回想起来,有很多事是使我深受教益的。

首先,我觉得求真是贯串在先生五十余年为人治学中的一根红线。基于对祖国学术文化的热爱,对人民的责任感,先生一辈子都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他早年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尤其注重民族气节。所以对于北洋政府及国民党政府的崇洋媚外,祸国殃民,深恶痛绝。在乐山时,曾断然拒绝友人约他加入国民党的请求。但祖国往何处去的答案,先生也和当时许多人一样,并未得到。全国解放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思考,他终于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道理,而且认识到,这正是他所毕生追求的。

在一篇《鹧鸪天》中,先生写道:“六十年中百变俱,可怜倦眼眩龙鱼。难抛身外无穷事,补读平生未见书。”说明他最初接触新事物的惶惑和惊奇。但是,在党的教育下,他终于认识到,应当和过去告别了:

检点心魂清静了,春光重豁吟眸。百年过半底须愁?河山皆锦绣,人物足风流。    明日欢欣何处见,百花齐放梢头。好开怀抱乐时休!人生归有道,此外更何求。

——〔临江仙〕

这一篇写于六十五岁的作品,标志着先生已经进入了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使他为社会主义祖国又努力工作了十多年。

先生为人如此,治学亦然。他的著作,没有一部不是精心草创,然后又反复加以修改的。蝇头细字,在稿本的天地头上都批得满满的,加以誊清,然后再改,为的就是求真。先生曾举《寓简》所载欧阳修晚年改定自己的文章,用思甚苦,不是为了怕先生生气,却是为了怕后生嘲笑的话告诉我,并且说:“嘲笑还不要紧,但误人子弟,问题就大了。”所以先生对于学术界一些哗众取宠、欺世盗名的恶劣作风,是深为不满的。

其次,先生治学的勤奋也使我深受感动。1941年秋,和先生在乐山嘉乐门外的学地头结邻,居住在一个小山丘上。钱歌川教授与我住在山顶,先生住在山腰,相距不过一百米,有一条石级相通。小路两旁,栽满竹子。晨光熹微,竹露滴在石级上,涂涂作响,而先生的读书声则从雾气露声中断续飘来,每天如是。这声音像警钟一样激发着我和祖棻少年好学的心,使我们一点也不敢懈怠。凡是熟悉近代学界佚闻的人都知道,北大中文系老教授林损以狂放出名,他曾当面痛斥胡适的洋奴哲学而博得人们的尊敬。有一次,先生和我谈起林先生,说:“大家都以为公铎(林损字)只会使酒骂座,可是我和他在东北同事,看到他每到冬天必然温习经书。书,是要反复读的。‘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知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话。”到了晚年,先生更是爱惜光阴,天还没有亮就起床工作,午餐后,睡一觉,又工作到夜深。他说:“我是把一天当作两天过,但还是恐怕‘所为不及其所欲为’。”一直到最后,先生还以没有完成《屈赋学》的第五种和《<文心雕龙>辞典》为憾。从前曹操认为,只有袁遗和自己才老而好学。先生不也正是这样的人吗?

由博反约是先生治学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在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先生所经常开设的课程是《屈赋》、《文心雕龙》和词。学林便也很自然地推崇先生在这些领域中的造诣。但在我经常和先生的往还谈论中,在我将自己的一些习作呈请先生教诲时,我才逐步发现,先生治学之广,读书之多,是惊人的。他在群经、诸子、小学及古史方面,在目录、校勘、版本方面,在沿革地理、名物制度方面,修养都很深厚。所以研治古籍,就能左右逢源、多所创获。从有关《屈赋》等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生对古文字学和古史的造诣;而从其有关《文心雕龙》等著作中,又可以看出先生对于玄学,特别是《庄子》的造诣。但先生除了偶尔谈论有关这些学术的问题外,几乎完全没有发表过文学研究以外的文章。我曾对先生说:“您论《庄子》如此之精,却不肯著书传世,难道是‘善《易》者不言《易》’吗?”先生只是微笑,没有回答。先生的著述,篇幅都不大,要言不烦,取其足以达意为止。显然属于“简约得其英华”的南派,而不是“深芜穷其枝叶”的北派。黄庭坚评陈师道说:“其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有开有塞,至于九川涤源,四海会同者也。”先生治学由博反约,不废考据,但主要的是着眼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正是如此。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多闻缺疑,慎言其余”,这是我国古代学术的优良传统。先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先生平时比较严肃,言语不多。初见到他的人,往往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他崖岸很高,难以亲近。但和他处久了,才知道他是非常谦虚谨慎而且平易近人。先生的著作生前正式发表的较少,我每每劝他及早公布,以利后学,但他总觉得自己的一些见解还不够成熟,谦让未遑。例如他讲《史记?屈原列传》中有错简。《天问》中的“鲧何听焉”的“听”字应为“圣”字之误,以及论述魏、晋、南北朝的学术对当时论辩文的影响,吴梦窗词的艺术特征等等,都是发千古之覆的卓见,其中有些生前迄未发表。由于我和祖棻往往有幸读到先生的手稿,常蒙先生不耻下问,有时我们也提出一点幼稚的看法,先生无不乐于接受。我们曾经保留了将近一百幅先生手写的词稿,都是精楷;其中有些在稿后还附有先生斟酌字句要我们帮同抉择的意见,可惜这些极其珍贵的文物,在十年浩劫中,已经被造反派抄我的家时抄去销毁了。先生还给我写过一副斋联,上联是:“读常见书,作本分事。”下联是:“吃有菜饭,着可补衣。”这一副对联足以说明先生为人治学的根本态度,可惜也在前些年“焚书坑儒”时被焚掉了。

先生为人治学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太多了,很难说全,这只是举出了我感受最深的几点而已。



先生不但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从先生所写作的诗词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是多么热爱;而对于她和他们在解放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多灾多难的情况,又是多么悲愤和忧伤。

先生在东北大学教书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吞噬东北的狼子野心已经充分暴露。先生讲课的时候,就对学生反复宣传民族大义,教导他们保卫祖国是每一个人的神圣职责,使学生们深受感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以中文系学生苗可秀为首的爱国青年,便组织了东北大学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日。先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并为他们谱写了一篇《满江红》作为军歌。后来苗可秀不幸壮烈牺牲。有人曾把他的事迹写成名为《凤凰城》的话剧。1939年先生在湖南大学时,同学们演出了这个剧本,先生因为不忍看到苗可秀最后被杀害的场面,提前退场。回到家里,就写了下面这三首诗,来怀念这一位“国殇”:

无端皂帽落穷边,曾见苗君正妙年。今夕氍毹表忠烈,如尘如梦最悽然。

苌弘碧血成秋磷,精卫寃魂塞海东。为问当年六千士,几人还唱《满江红》?

已惊碧月凄魂夜,忍见黄沙授命时?独向青灯忆俦侣,故关风雪到书帏。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盘踞着大西南,表面上说抗日,实际上是在反共反人民。沦陷区的人民处在敌伪统治之下,物质精神饱受磨难,而国统区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却剥削压迫,花天酒地,无恶不作。这些现象使这位正直的诗人心情十分激动,写下了许多使人读了都会感到作者心灵正在燃烧的作品。下面就是其中之一:

闻道锦江成渭水,花光红似长安。(“地转锦江成渭水”,“又花光不减上林红”,皆李白诗句也。)铜驼空自泣秋烟。绮罗兴废外,歌酒死生间。    野哭千家肠已断,虫沙犹望生还。金汤何计觅泥丸?西南容有地,东北更无天!

——〔临江仙〕

在另一首《浣溪沙》当中,先生写道:“终古鸡虫谁作主?野坛狐鼠自通神,山川能语定酸辛。”可以看出,由于当时反动派的封锁,先生没有条件接近共产党,没有机会学习马列主义,但他追求光明,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极其不满,则是肯定的。在垂暮之年,他终于找到了能使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这就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于是,在1951年国庆日,这位六十四岁的老诗人就写下了这一篇欢欣鼓舞的词:

四座且安坐,听我唱新词。中华古称神胄,文物久衰微。溯自蛮烟东犯,(林则徐词:“蕃航别有变烟”,指鹤片也。)四境重关都启,欧美竟凌欺。魅魅与饕餮,相率吸人脂。    到而今,已百载,更谁悲?识时赖有英杰,奋起树红旗。万里长征伟绩,八路雄师苦战,灿烂建弘基。天地顷清朗,民物共雍熙。

——〔水调歌头〕《国庆颂》

在《诵帚庵词》的自序中,先生曾经叙述了自己从近代词学大师况周颐、朱祖谋两位学词的经过,而且强调创作必须反映现实生活,以及它既要继承又要发展的道理。先生说:“历世既久,更事既多,人间忧患,纷纭交午,有不得不受之;受之而郁结于中,有不得不吐者,辄于词发之。复值日寇入侵,而窃禄者闒茸淫昏,绝无准备,国势危于垒卵。中情激荡,所为渐多。斯事之艰苦,亦知之渐深。然衡以古词人之所为,每以自愧。而所遇之世,有非古词人所得想像者,其艰屯则皆倍蓗之。故其所以为言,有非可范以往矩者。既已不得起朱况两先生而质正之,终恐弃之乱烟衰草中耳。”关于这最后一点,先生是过虑了。那些摧残祖国优秀文化的刽子手,不是曾经千方百计地想消灭它而终于可耻地失败了吗?

从十八世纪末叶,张惠言兄弟推尊词体,认为过去被人们视为小道的词,也可以而且应当反映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和作者对这些事件的思想感情,使得词在这以后的一百多年中,无论在创作上,在理论上,都有较大的发展。其中像周济、陈廷焯在理论上贡献较多;王鹏运、朱祖谋在创作上显出了实绩;谭献、况周颐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很有成就。先生的词学正是继承了这些前辈的业绩的。他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总是缘事而发,绝无无病呻吟之作。他特别赞成况周颐词要“重、拙、大”的理论,字里行间往往充满了一种“无可奈何之境,万不得已之情”。这是与一般吟风弄月的作者毫无共同之处的。

晚清以来有成就的词家,都能够熔铸古人,自成面貌。例如朱祖谋的作品就兼有东坡、梦窗之长。先友卢冀野教授在〔望江南〕《题清名家词》中说:朱氏是“老去苏吴合一手,词兼重大妙于言”。这一评论是很正确的。而先生的词则取径更广。他不独如席启駉教授所作的《诵帚庵词集序》中说的“为梦窗词,而往往似白石,意其胸襟性情或近之欤”,而且对于南唐的冯正中以及东坡都下过很深的功夫。所以他的作品可以说是将冯之深婉、苏之豪放、姜之清刚、吴之丽密,合一炉而冶之。例如下面这两篇作品,就是很好的例证:

秋老山空,乱蛩里,露草光摇巩均。鸾驾应怯新凉,霓衣皱轻白。愁记省眠云俊侣,暗萦惹、十年尘迹。涨海铜琶,明湖翠盏,都到胸臆。    算惟有丸月疏星,向天末依然伴岑寂。多少瑶情霞思,总而今抛掷。伤换劫、河山坏影,堕玉尊特地凄碧。那更残曲重寻,故人难觅。

——〔琵琶仙〕《辛已乐山中秋,约子苾夫妇、味橄薄饮云巢。念辛未、甲戌此夕,曾与豢龙叠和坡仙水调,以写幽忧穷蹙之音。今时境远非昔比,而豢龙深隐衡云,予乃窜身荒谷。奇情胜概,久堕苍茫,顾影婆娑,怅然成咏》

万缘吹剑首,忍遥吊,楚兰魂。正残画芜城,斜阳故宇,何限愁痕!乾坤只供醉眼,奈忧时,肝胆自轮囷。谁惜千经万纬,换来泪雨哀云。    前尘去,水潾潾。情漫苦,梦难温。记乱雪榆关,惊涛汉诸,恨墨空存。孤坟甚时酹酒,唤灵旗、赤豹出荒榛。为语沧江淡日,故人垂老酸辛。

——〔木兰花慢〕《挽豢龙》

唐人律绝诗是词的来源之一,所以词当中的小令与绝句非常接近。由于篇幅的限制,它们都比较难于用来写莽苍的景物和壮阔的胸怀。但先生的小令却往往显得波澜起伏,有咫尺千里之奇观。这一点也很突出,是在古代和当今词人中少见的,试看下面这两首写在不同时期的〔浣溪沙〕:

行到蚕丛地尽头,凄清云物又成秋,销忧难觅仲宣楼。    剩水吞声过楚峡,斜阳凝血下神州,欲呼辞魄吊高丘。

久缺高情作胜游,尘埃长负归盟鸥,荒城一上抵登楼。    晴野大云含雨度,平江浊浪拍山流,又收残暑入新秋。

先生词学造诣很深,而我对于此道所知又极少。以上所论,不过是管窥蠡测。如先生的词集能正式出版、广泛流传,那时,读者将会证明我所说的决不是“阿其所好”;反之,很可能是没有能够把先生的成就充分地、准确地表达出来。



先生晚年指导的词学研究生马昌松同志回忆说:“刘老师对我们和青年教师既严格又热情。例如为了使我们弄清楚俗传诗律中‘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这两句话的来历和是非,他除了要我们阅读有关材料外,还要图书馆设法从外地借来只在《三续百川学海》这部丛书当中才有的《阳关三叠图谱》,给我们看,并且教导我们怎样读。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先生认为从事科学研究,必须尽可能地详细占有资斜和深刻理解这些资料的谨严学风。我们写的读书笔记,先生都详加批阅,连错别字也一一改正。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即使卧病,到了该上课的时候,他仍然躺在藤椅上照常讲授,同样坚持批阅我们的作业。为了培养接班人,先生真是呕心沥血地工作着,死而后已。”

从我个人和先生的接触中,也完全可以证明昌松同志的话都是“实录”。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先生,因为先生早年在长沙的时候,就曾经向先叔祖子大先生(名颂万,别号石巢居士,又号十发老人)问学。后来我又在《学衡》杂志和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读过先生许多文章,非常钦佩。所以一到乐山,便去拜见先生,并把自己和祖棻的一些习作呈请批改。先生不以我们为愚顽不堪教诲,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而且送了我们一首词:

鼙鼓声中喜遇君,硗硗头玉石巢孙,风流长忆涉江人。    画殿虫蛇怀羽扇,琴台蔓草见罗裙,吟情应似锦江春。

一一〔浣溪沙〕

后来先生便推荐我到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这是我到大学教书的开始。先生在学校威望很高,但从来不轻易荐人。在武大十年,就只介绍过刘豢龙先生(名异,湖南衡阳人,是晚清今文经学大师王闿运的弟子)。我是他介绍的第二个人。那时,我才二十八岁。先生怕我不能胜任,就在我讲课的课堂隔壁,旁听了一个星期,才算放了心。这件事,一直到1948年我已经是武大中文系的教授兼系主任了,惠君师母才在闲谈当中告诉我,但先生始终没有对我说过。几十年来,每当想起先生对于后辈是如此地提携、爱护,就深深地为自己学业无成,辜负了先生的关怀而感到悔恨;同时,对待自己的学生,也总想以先生为榜样去做,虽然还差得远。

先生是在十年浩劫中含冤死去的。身后的情况,真很像宋代诗人张舜民在《画墁集》中追悼王安石的诗里所写的:“乡间匍匐苟相哀,得路青云更肯来?若使风光解流转,莫将桃李等闲栽!”这种世态当然是当时特定的政治气候和邪恶势力的压力所造成的,不足深责。但也正如张诗另一首中所说:“江水悠悠去不还,长悲事业典型间。浮云却是坚牢物,千古依栖在蒋山!”先生的道德文章将在祖国文化史上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1966年先生逝世的时候,我正在农村被监督劳动,没有资格前去吊唁。1979年党为先生平反,开追悼会,我并没有收到正式通知,但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借用陈师道挽他老师曾巩诗中的两句话,托人写了一副挽联送去,但却被某些人以礼仪改革为借口,拒绝悬挂,因此我始终没有机会公开地表示对先生的哀思。现在我愿意把陈师道的那两句诗录在这里,向先生致敬致哀,以作为这篇传记的结束:

丘原无起日 江汉有东流

1982年春,于南京

>原载《桑榆忆往》,《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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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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