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南生:国力越强盛,越能韬光养晦,越能理性妥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8 次 更新时间:2018-06-30 23: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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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南生 (进入专栏)  

   中国古代外交叫夷务,所以,直到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清政府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书名仍叫《筹办夷务始末》。中国外交起源于现在中国大地上汉族政权与其他政权之间的交往,包括汉族不同政权之间的交往,如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交往。

   夷务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夷夏观,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认为华夏以外的地区皆为夷狄。夷夏观主要是宣扬“夷夏之防”“华夷之辨”的观念,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视中国为天下中心、人类文明的渊薮,周边四夷和远近邻邦理应如百川入海般前来朝贡,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为中华文化所同化。这一观念自秦汉以来便深入人心,成为国人的思维定势和心理积淀,其余绪直至现代仍有出现。夷夏观同天下观互为表里,夷务外交万变不离其宗:不管哪一类天下,中国皇帝都是“天子”,都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负有抚驭、开化四夷的责任。夷务外交追求的是以中国为宗主,以四夷为附庸的华夷一统,不承认主权平等。因此,汉代的国宾馆名为“蛮夷邸”,无论什么夷人来访,见到中国皇帝都要下跪,夷务外交最基本的礼节是跪拜,所以夷务外交时代可称为跪拜外交时代。

   夷务外交很大程度上是农耕民族政权和游牧民族政权之间的外交,是中原王朝和草原王朝之间的外交,夷务外交在国防功能上体现为塞防外交。奉行夷夏之防外交政策的历代中原王朝,以农业为立国之基,而被目为夷狄的匈奴、突厥、吐蕃、鲜卑等政权则以游牧为支柱产业。塞防是中原王朝的国防战略和外交战略,如何抵挡来自于草原王朝金戈铁马的挑战,始终是中原王朝深感头痛的问题,很多时候,中原王朝和草原王朝就在现在中国境内的大地上来往与对峙,例如宋朝和辽朝、金朝、西夏,就是现在中国境内当时的汉民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农耕民族政权与游牧民族政权之间的来往与对峙。

   夷务外交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疆域范围不断变迁的时代。学习中国古代外交史,首先遇到的是如何区分“中”与“外”的问题。由于历史上我国疆域的变迁,“中”与“外”的概念也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在某一历史阶段属于“外”的民族和地区,在另一历史阶段又融合到中华民族之中;反之,一些曾经属于“中”的民族和地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以“外”的面目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种特殊的现象,有些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作为藩臣与中国的封建王朝建立了朝贡关系,但也有一些并不是藩属而是通过友好交往与中国发生关系,但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又往往不分主次,一概称之为“朝贡国”。对这些复杂的现象应按时代的不同情况,予以具体的评价。夷务外交时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与民族关系是变动的,一些曾经是国家之间的关系,随着岁月的推移,后来变成了中国内部的民族关系。例如,汉匈冲突时,汉匈关系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呼韩邪单于降汉以后,汉匈关系逐渐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关系。

   夷务外交体制是千年相沿的所谓朝贡体制,这是蕴含着强烈的等级和尊卑意识的大一统理念在外交制度上的折射和反映。朝贡前提是,其他国家接受中国皇帝的承认与册封,在君王交替或庆慰谢恩典礼之际,必须派遣使节前往中国觐见皇帝,呈献贡品,并且接受皇帝的赏赐(称为回赐)。这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呈放射状、用“朝贡——回赐”方式维系的国际关系。朝贡体制的政治意义是首要的,经济意义是次要的。在朝贡中附带进行一些贸易,称为朝贡贸易,或者叫做贡舶贸易、勘合贸易。

   朱元璋一坐上龙椅,便急忙通过朝贡制度,将四夷外国纳入“华夷一统”框架,重塑自己“抚驭万国”“光被四表”的宗主形象。他“分遣使者奉诏书往谕诸国”,以天朝上国之君的身份,要求诸国“尊事中国”,他的口气比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的口气都大。例如,他公开宣称:“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宇如一。”“自古为天下主者,视天地所覆载,日月所照临,若远若近,生人之类,无不欲其安土而乐迁。然必以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丁丑。)更有甚者,他钦定《太清歌》,歌词曰:“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明史》卷六三,《乐三》第1568页。)朝贡体制作用至少有三:一是通过对朝贡国的封赏使皇威远播;二是四夷外国通过朝贡表达对中国皇帝天下共主地位的认同;三是获得强大中国的承认是东方不少国家君主合法化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通过册封、赏赐和援助,维持了东方稳定。

   相对于后来的洋务外交时代和国务外交时代,夷务时代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世界舞台上地位最高。著名外交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说:“中国朝廷就是古代东方的联合国”,“ 甚至二十世纪才出现的‘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和‘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组织的构想,在我们的战国时代亦已萌芽。”夷务外交时代早期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外交思想精彩纷呈、硕果累累的时代,管子主张霸权秩序的外交思想,老子推崇和平主义的外交思想,孔子提出中庸和谐的理想主义外交思想,孟子认同干涉主义的外交思想,孙子推崇伐交和谍交思想,张仪、苏秦主张合纵连横的均势外交思想等,至今仍有明显的影响。“举凡今日西方所发展的,各种涉及国际关系的概念和实践,我国古籍中,无不行行具备”。

   春秋战国时代还是中国外交家大显身手的时代,“专司外交的行政机关,在政府建制中的地位也至为崇高。用句现代话来说,那便是,不是首相兼外长,便是外长做首相(美国的国务卿,便是这样的)。那时搞外交的人,也是国际的宠儿。苏秦就是一人兼六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佩六国相印’的,这在人类的外交史上,显然也是一桩‘金氏纪录’也”。秦汉以后,夷务外交以大一统外交的面貌出现,“我国的传统的外交学理和外交行政,在秦始皇以后便转向一个新的方向。它所致力的,不再以国际之间平等竞争为对象,而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宇宙国家的中央政府,对周遭无数小王国所发生的作用。……因此一个强大而又有‘仲裁特权’(arbitrational power)的汉、唐、宋、元、明、清的朝廷,往往却是维持他们之间和平共存的力量。”(引文均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一章第三节。)

   夷务外交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国力越强盛,越能韬光养晦,越能理性地妥协,从而越能有所作为。例如,强大的汉唐时代,是和亲外交最活跃的时代,昭君出塞、文成入藏,一代代天子把公主们一个个外嫁到“番邦”,却没有见到皇帝身边有几个洋贵妃。对中原王朝来说,和亲外交基本上只有“出口”,没有“进口”,时人并不怎么指责这种不对等的外交是“把社稷安危系于女人的胸脯之上”。更有甚者,唐太宗李世民在打败突厥前甚至向突厥称臣12年!当时也并没有几人高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曾国藩语)(《曾国藩全集・书信十》 第 7247 页。)

  

   本文摘选自《中国古代外交史》,袁南生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经作者授权刊发,原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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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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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一枚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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