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著史切忌过急、过糙——对潘佐夫《回应》的回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3 次 更新时间:2018-06-29 1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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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进入专栏)  

  

   很高兴看到潘佐夫教授对我书评的回应,尽管他的回应过于情绪化,而我读下来还是有所获益,注意到我也有不够仔细的地方。照理我不应再作回应,只可惜,他的回应或因用力过猛,出现了多处无中生有和否认事实的情况,涉及史实的回应多数表现得很不专业,因此我还是不得不有针对性地稍做说明。

   关于无中生有,比如他说“杨教授声称,他比较了我的各个版本的《毛泽东传》( 除德文版之外) ” 1事实上我在评论中从未如此“声称”过。至于为辩白而否认白纸黑字的事实,就做得更过分了。比如我指出其俄文版译本( 简体中文版) 与英文版译本( 繁体中文版) 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对传主的认知与评价上,都有明显差别,这是从其两个译本的序言( 绪论) 、后记( 尾声) ,以及两个版本目录和正文的译文表述,包括从其简体版比繁体版多出的十几万字中很容易看出来的。2

   他在回应中却信誓旦旦地表示:二者“没有什么差别”,还反过来讽刺我说: “从各种迹象来看,杨教授的英语能力有限,而他的俄语能力则完全没有,这可能是他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第 105 页) 然而就在其《回应》的篇首和正文中,他又几度提到他不能接受这个简体版存在的一系列翻译错误特别是对“最敏感的部分”的剪辑和改动。也就是说,他是清楚知道两个版本有明显差异的。

   对他所谓的“剪辑和改动”我想要说的是,这个版本是潘教授自己认可、授权出版的,出版后潘教授拿了版税,参与了新书发行宣传活动,为什么他在长达一年时间里未曾发表过只字片纸的声明,只是看到我的书评后他才宣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做了很多违反我和出版社之间协定的剪辑和改动,我不能接受这些剪辑和改动”( 第 112 页) ,同时把自己书中出现的各种史实错误,也一并归罪于中文翻译和出版社?

   他声称这是因为出版社没有给他充分的校对样稿的时间,但这显然不成其为理由。许多外国学者都曾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少人还因此放弃大陆版的出版。他声称自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没有“检查翻译的质量”( 第 112 页) ,并接受了出版社对书稿的剪辑和改动,有谁会相信呢?

   另外,我也很怀疑潘佐夫教授关于他书中出现的质量问题主要都是翻译造成的说法。从他的回应中我们能看到的他自称掌握有证据的翻译错误只有两个: 一个是 1936 年 12 月 13 日季米特洛夫日记的保加利亚文的翻译问题; 另一个是 1936 年 12 月 15 日清晨电报的翻译问题。他说这两处错误都是简体中文版的译者搞错了,他并有中文译者就后一则错误给他的道歉信为证。3那么,除此之外的各种错误是谁造成的呢? 潘教授并未举证说明。因此,许多错误到底是中文翻译的问题,还是原稿本身就是错的,恐怕还应该听听译者们是怎么说的。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读一下这篇回应中潘教授自己翻译的几则明显佶屈聱牙甚或文意都不大通顺的引文,当不难发现,即使他自己有时间来校对译稿,恐怕也无法减少问题的发生。4第二,粗略比较英、中( 繁、简) 版部分内容也能发现,有些问题并不只是出现在简体中文版上,也同样出现在繁体版,包括英文版( 相信也存在于俄文版) 中。这说明,他辩解说许多问题是翻译错误,多半是他转嫁责任的一种托词罢了。

   回到学术层面,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即有理由拒绝批评,坚持己见。但否认自己讲过的话,把有说成无,甚至拿批评者的批评来批评批评者,就远不是学术的态度了。由于此一回应只能限制在一定篇幅内,故对可能有见仁见智空间的问题暂不作说明,只依次就潘教授提到的几个史实性问题,稍加剖析和讨论,目的在于使读者了解其在史学方法及辩难方法上的问题所在。

   一、“关于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的立场”

   我不同意潘教授根据张国焘回忆所得出的判断,即所谓毛泽东在中共三大期间是蔡和森、张国焘激进主张的支持者,而且投票反对陈独秀、马林起草的决议草案,最后眼看风向不对,又倒向了陈独秀和马林的说法。我举出马林在会议期间所做的笔记和信件指出,在马林留下的远比张的回忆具体且可靠的这些文字资料中,既没有谈到潘说的“毛泽东支持张国焘和蔡和森”,也没有谈到毛对陈的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同样也没有谈到陈的决议草案通过后毛马上倒戈,“宣布,他接受多数人的决定”。

   我指出,无论就逻辑还是就情理而言,如果毛是蔡、张的支持者,反对陈的决议草案,只是事后倒戈,他是不可能在这次会上被陈独秀和马林看中,并被推举成为中央委员,还被任命为中央局秘书的。

   潘教授在这一问题上的回应,典型地反映了他的论辩特色。一是他并不理会我关于马林资料与张国焘回忆对毛泽东当时立场、态度完全不同的举证,一口咬定“张国焘的回忆录与马林的会议记录并不冲突”。二是明明是他突出强调“毛泽东支持张国焘和蔡和森”,发现自己的引证和说法有误后,却转而拿我的观点反过来批评我,说我“没有注意到”甚至是“拒绝看到”毛比马林、陈独秀还要“悲观”。

   言外之意,他不仅早就看出毛和蔡、张的立场、态度根本不同,而且还看出马林因毛太过“悲观”,对要不要用毛也是有所“犹豫和怀疑”的。基于此,他不顾自己书中认为毛站在张、蔡激进主张一边的白纸黑字,反而列举出马林记录中毛在会前会中几乎所有“悲观”的说法,批评我在举证毛不可能是蔡、张主张的支持者时引用马林记录不完整,甚至说我是有意隐瞒了其中几句他认为是“偏见”或“错误”的话,然后声称: “杨教授很明显地曲解了马林的原话”,“试图表明毛泽东没有犯错误”。( 第 107 页)

   我完全不关心毛泽东当时有什么“偏见”或“错误”,我关心的是,潘教授为什么回应我之前没有这样的“发现”呢? 为什么他在自己的书里不做这样的引述,不讲毛如何“偏见”“错误”,而要去声称毛支持蔡、张的激进主张,声称毛公开投票反对陈起草的决议呢? 可以肯定,潘教授其实已经发现他书中对中共三大时毛之立场、态度的判断和描述是错的,但他还是没有弄明白,比陈独秀更“悲观”的毛,何以最后投票时还会站到主张激进的蔡、张一边,对陈的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呢?

   他之所以转而承认毛并不激进,并且认为毛比马林、陈独秀还“悲观”,同时却依旧坚持“张国焘回忆录与马林的会议记录并不冲突”,就是因为他至今还认为马林记录中记有毛投票反对陈的决议草案的情况。因此,他一方面为反击我不惜逐条列举马林资料中所谓毛的“悲观”言论; 一方面却还是强调: “马林的报告显示,毛泽东和其他湖南省代表至少是反对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对国民党的工作( 决议) 这一点的。”( 第 108 页)

   问题是,潘在这里犯了一个历史研究者不应犯的错误。毛泽东真的投了反对票吗? 潘教授认定马林有此记录,是因为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陈独秀的意见以 21 票赞成 16 票反对获得通过。有 10 票是湖南的,( 湖南) 代表说,在中国不仅共产党,而且国民党也不可能建成群众性的政党。中国若有资本主义,也只能是外国资本主义。中国若发生革命,也只能由俄国军队从北方发动。另外有 6 票是汉口的,有强迫命令的味道。工人代表、罢工领导人张连光同意陈独秀的意见。”

   潘教授所以会相信这段话证明毛泽东是投了陈独秀决议案的反对票,仅仅是因为马林讲有16 票反对,接着又讲到,有 10 票是湖南的,有 6 票是汉口( 湖北) 的。后两个数字加起来刚好 16票,这好像是再清楚没有了。但史料是不能这样读的。上述文字中“有 10 票是湖南的”之后,马林紧接着讲的是,湖南代表说: “在中国不仅共产党,而且国民党也不可能建成群众性的政党; 中国若有资本主义,也只能是外国资本主义。”

   说这几句话是毛泽东讲的,应该不错,但这是表态支持陈、马,还是表态支持蔡、张呢? 一个历史研究者不应该看不出来。蔡、张的观点恰恰是认为,中共完全可以在工人运动基础上,靠自己建成群众性的政党,毛在大会上如此发言,毛及其湖南10位代表又如何会投票支持蔡、张而反对陈独秀关于国共两党联合起来才能强大的决议案呢?

   即使潘教授读不懂或不同意我的上述解读,他把“有6票是汉口的”一并视为反对票,也是太过低级的错误。因为,马林讲得很清楚,和比较一致的湖南的10票不同,汉口的6票或多或少是靠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罢工领导人张连光“强迫命令”才得到的。张连光的立场如何呢? 马林写得很清楚: “张连光同意陈独秀的意见”。5 很显然,汉口的6票是赞成票,不是反对票。如此也就决定了10票 + 6票 =16 票反对票的推测根本是不成立的。

   二、“关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1924 年 2 月的立场”

   潘教授在回应中写道: “杨教授提到我错误地理解了 1924 年 2 月中共中央《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以及毛泽东当时的立场,因为我写到了毛泽东的意见与这份决议相同。”( 第 108 页) 他的这句话大致讲了两层意思,一是说我认为他错误地理解了 1924 年 2 月中共中央《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 一是说我不同意他所说的毛泽东当时的立场与这份决议的精神相同。

   首先,我已经讲过,我既没看到过潘提到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议》,也不认为 1924 年 2 月中共中央批准过一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我自然不可能在意他是否正确理解了他看到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议》。我在书评中写得很清楚,在我看来,后来成为共产国际批评对象的那个“二月决议”,是《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6,不可能是他引用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而他看也不看我说的“二月决议”即《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坚称他引用的《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就是被共产国际后来批评的“二月决议”,显然是不讲道理的做法。至于他声称《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的“俄文标题就是《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并说“这可能是一个共产国际翻译员的错误”,也纯属猜测。因为我看不到他引用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故请他读一下很容易就能查到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对照一下他引用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就能够了解这两个文件是不是一个东西了,总之他坚持他引用的那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就是“二月决议”,坚持只是文件名翻译出了问题。至于我说的那个中文原版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他拒绝去查、去看、去作比较。

   其次,他的后一个说法也不是我的意思。我在书评里只讲到,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认为中共中央指派给青年团的代表毛泽东观点右倾,因此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另派新人。潘教授指出: “达林是在自寻烦恼。由于鲍罗廷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持差不多同样的见解。”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意见与当时中共中央呼吁团结的“二月决议”相同,我并无异议。我的问题是,他接着举出的证据,却不是中国学者所熟悉的那个呼吁团结的“二月决议”,而是一个中国学者没有见到过的,主张“把自己转变为国民党内的非法组织,做好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的秘密准备”的,相对激进的《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说“毛泽东的意见与这份决议相同”,就不是我能接受的了。

实际上,还是那句话,潘教授如果真的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他只要去读一下《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并和他认定的那个“二月决议”,即《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具体比较一下,就一清二楚了。当然,如果他比较了两文之后,仍旧坚持它们只是标题有别,那就请将两个文件关键段落用直接引文对照着排列出来,让大家看看两个文件是否像他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潘教授必须用直接引文的方式来做对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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