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伊肯伯里教授指出，现今的世界是至冷战以来，自由主义作为国际秩序最脆弱的时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经历过二战、冷战的考验，也许可以挺过今日的危机，但需要进行一些审视。伊肯伯里教授将以三个步骤来进行审视和重新创建。

第一个步骤是，提供一种思考方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是美国霸权的特定产物。按照伊肯伯里教授的看法，自由国际主义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思考和回应。它背后的逻辑是一种开放，松散的，以规则为基础并逐渐导向国际主义的秩序设想。它伴随着启蒙运动而生，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工业革命以及英美霸权时代的兴起而出现在十九世纪。 19世纪和20世纪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张者认为，西方国家和国际秩序有能力进行改革并维护它。这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全球秩序的各种替代意识形态和政治现实主义，专制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区隔开来。透过这点，伊肯伯里教授让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定位为全球性的并保持开放。

伊肯伯里教授提出的第二个步骤是，追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如何经历二十世纪的演变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此步骤的重点是，指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如何在冷战的背景下成为政治工具，变成美国主导的秩序体系，并且如何可能再次跳脱出来成为以自由为目的的开放性秩序。

第三个步骤，伊肯伯里教授追溯当代自由国际主义的危机，他认为这实际上是因为冷战的结束。二战后的自由国际主义本质上是内部的，是一种西方共同体（相对于苏联）的内在秩序，这是一种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内部稳定。随着冷战的结束，教授指出这曾被视为是自由主义胜利的标志，但随后自由主义进入全球化引发了两场转变，这成为自由主义失败的根源。其一是全球化让原本以西方为共同体价值的自由主义的内部新增了许多不同的声音，多元思想和不同国家、政治形态被纳入其中，引发了“权威危机”（译者按：即谁来领导全球新秩序的问题），其二是全球化导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丧失了冷战时担任安全社区的这个角色，教授将此称为“社会目的危机”‘crisis of social purpose’。在冷战时期，自由主义秩序担纲社会安全的责任，加强了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追求经济和社会进步以及稳定政策的能力。但随着自由国际主义成为更广泛的全球秩序的平台，这种共同的社会目的和安全社会意识已经瓦解。

伊肯伯里教授认为，这种危机是矛盾性的，是一种“成功的危机”，因为正是由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冷战后的成功扩张，才反过来困扰它本身。教授认为这种危机是类似于波兰尼危机（译者按：此指卡尔·波兰尼在其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指出的自由社会与市场危机 ），他认为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不来自地缘政治或是传统因素，新的危机并非是卡尔过去指出的那种危机（编译按，此指卡尔的著作《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经超越了各国传统的政治模式，但显然正在被新的自身因素所威胁。

自由国际主义与世界的秩序

伊肯伯里教授回顾自由主义国际化的发展史。当十九世纪开始时，自由民主是一个新的和脆弱的政治实验，在一个更广泛的君主制、专制、帝国和传统主义世界中脱颖而出。 200年后的二十世纪末，以西方大国为首的自由民主国家占据了世界80％的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主导地位，并建立许多新兴的強大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也扎下了根，似乎向世界证明了自由主义国家的优势和美好图景。

伊肯伯里教授总结了自由国际主义至少应包含五种愿景，分别是贸易、多边主义、安全联盟、国际的稳定与民主的前景。按照这五种愿景，自由国际主义实际上既可以保持特定的圈圈，又可以同时向整个世界开放。这种特色也使得自由国际主义能从一次大战的国际联盟一直到二战后的美国秩序的变迁中一直尝试着朝当年康德永久和平论描述的那种愿景中前进。

美国自由主义霸权时代

伊肯伯里教授指出，在原先二十世纪上半夜的威尔逊时代，自由国际主义是一个简单的愿景：以集体安全性为原则进行体系组织，主权国家将共同采取行动维护领土的和平。威尔逊主义的观点明显受到贸易自由、民族自决和对自由民主继续扩散的期望的影响。正如威尔逊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们所寻求的是法律的统治，这是基于人类有组织的观点的支持和维持的。”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秩序方案，但实际上没有很多详细的机制为当时的全球经济和社会解决问题或是管理大国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在制度上“稀”的秩序体系，国家之间，主要是西方国家，透过共同拥护自由主义思想而行事。威尔逊自由主义的体现就是国际联盟。

但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改变，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所造成的剧烈动荡为美国领导的另一个自由主义秩序奠定了基础。在经历了两次大战与冷战的到来后，自由国家有迫切建立新同盟的必要，以达成新的目的共同体：这次不只是理想化的自由民主愿景，还包含更迫切的安全理由。对内保障基本人权，对外则是对抗苏联为主的威胁。这个新的体系是以美国主导的，至此美国的政治、金融、军事都与这个新自由体系牢固的绑在一起。这个体系不止承担了贸易、外交、价值共同体之类的角色，最为重要的是作为“安全”而存在的。

伊肯伯里教授总结美国自由主义国际化的四个特征，第一是长期稳定的多边贸易，这也成为后来WTO的起源。第二被称为“嵌入式的自由主义” （embedded liberalism，由John Ruggie 提出）透过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国际协定来协调各国的经济、贸易与就业政策，稳定与安排每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角色。第三个特征是政府之间透过国际机构强力的、有效的、合法的协商与签订条约，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许多新国际组织。第四个是这个体系分享着共同的价值观，即民主自由（或称之为罗斯福原则），自由世界不仅是对抗苏联的政治联盟，更是一种新的政治体，它预示着民主国家将能有效的进行国际协商，成为长久的命运共同体。

伊肯伯里教授认为，冷战之后随着美国及其旧盟友的衰落，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已经不可避免地变成世界政治版图中逐渐缩小的一部份。此外还有其他挑战，诸如西方世界的普遍衰落，第三世界的民主浪潮似乎已经“退烧”，民主显然不能有效的解决当前许多国家的问题，民粹主义的复兴、美国以反恐之名进行战争引发的“新帝国”疑虑等等，这些因素都使得冷战以来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衰落。矛盾的是，这正是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扩张的结果，最终导致了上述提过的两个危机：权威的危机，以及社会目的的危机。

首先，在过去的冷战体系中，西方能有效地安排内部的政治与经济角色，但随着体系的扩张，新的秩序未被建立，但旧的秩序已经不能应对新兴议题诸如全球暖化、恐怖主义等等的挑战，这需要更多国家的参与，但目前并没有太多的共识和一个领导核心。

其二是，冷战期间的自由国际主义是一个追求安全与自由的共同体，但新的国际秩序缺乏这两个其中任一的基础。相反地，伊肯伯里教授认为新时代的国际主义反而处处都透着风险主义，社会的不安定性越来越高。除了中国崛起和第三世界对于旧秩序的无法认同，伊肯伯里教授也指出，新的型态对于原本的自由世界成员国而言也是充满危机的：中产阶级的停滞和工人的失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传统自由主义国际主义的“嵌入”特征已经慢慢消失。

结论

伊肯伯里教授认为自由国际主义已经深入到战后的美国霸权秩序中。这是一个以经济开放和安全合作以及集体努力为标志的秩序，以维持和平，促进法治，维持一系列国际机构来管理现代中相互关系的问题。这种自由主义秩序的新版本出现在20世纪，并在20世纪开始扩张开来，并一路上经历了二战、冷战和各种经济危机的洗礼。但如今这个体系似乎正饱受指责并可能落幕。伊肯伯里教授认为，自由国际主义能否续命，取决于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是现今世界是否能认同美国的自由主义和其所提出的相关主张与内涵？而如果美国想做到这点，就必须信守对资本与市场的承诺，保持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并向其他国家证明自由民主能有效当前的环境中运作。第二是美国及其盟友是否愿意继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是否愿意为了这个体系乘载更多的责任？伊肯伯里教授认为，自由国际主义在世界已经走过了两百年，依然有办法继续面对当前的挑战。

文章来源：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94, Issue 1, 1 January 2018, Pages 7–23

网络链接：

https://academic.oup.com/ia/article-abstract/94/1/7/4762691

编译：蔡敬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