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光:金融史就是一部技术创新史

——经管之家采访节录(2016-06-20)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9 次 更新时间:2018-06-27 16: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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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光 (进入专栏)  
而实体经济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必需要资本的投入,所以现在社会上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短缺,导致了实体经济的不断衰退,金融业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里面有个主张叫做“重本抑末”,在传统社会“本”指的是农业,“末”一般指商业,在某些特定时期也指私铸钱币。私铸钱币利润极高,所以百姓都放弃了本业投身于此。汉代的贾谊指出:“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舍本逐末对国家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汉代的情况和今天很有类似的地方。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将金融当做末业来对待,因为金融有非生产性的一面,也有生产性的一面。但是放任非生产性一面过度发展,就会危及本业,也就是实体经济。因为整个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资本和人力资本如果都投入到金融业中,实体经济的投入就必然减少,这在短期内基本上是一个零和博弈。所以按照目前的逻辑,金融业已经挤压到实体经济的生存空间,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历史经验反复告诉我们,实体经济的发展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所在,如果连制造业也做不好,国家就无法强盛。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金融业已经向实体经济注入了相当规模的资本,在金融危机后,企业发展艰难,造成了大量呆账坏账,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金融业无法得到合理的回报,也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就是克强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所讲到的:实体经济不发展,是金融最大的风险。

  

   因此,无论从实体经济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地位,还是出于金融业风控的角度来考虑,“金融首要任务还是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正确,也是非常迫切的。

  

   经管之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近年来中国金融思想的最新发展,是金融思想史上重大的中国式创新命题,请问您对这一命题有什么看法?

  

   张亚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个说法是比较新的,但是以金融来服务实体的思想算不上是创新,是由来已久的,甚至说从金融诞生起,就已经有这样的含义了。前面我们提到,金融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两面性,既会向赌徒提供非生产性的高利贷,也会向工匠提供生产性的贷款。《周礼》当中提到的国家向百姓贷款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官方借贷,很多都是属于向农民提供生产性的贷款。这看起来像是帮助农民度过困难,但实际上解决的生产资金短缺的问题。所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其实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做法,也是金融的主要功能之一。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公债投机能够获得暴利,许多银行和金融机构都将资金投入公债交易当中,但是又不规范,结果导致当时以纺织业为代表的民族工业由于无法获得金融支持而步履维艰,甚至陷入破产的境地。其实到了近代,中国的民族工业从洋务运动兴起,到了民国,经历了世界大战后,我们的棉纺织业已经有了很多优秀的企业,但是投机行为本身是金融业的畸形发展,明显威胁到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个现象和现在比较相似,茅盾先生的小说《子夜》就详尽而生动地描写了这段历程,有这么一条主线:那些银行家、资本家把用于公债投机,也不借给民族企业,所以导致很多民族企业无法维持下去。

  

   世界进入机器大工业之后,金融和实体经济、和工业的联系,要比之前更加紧密,因为早起工业时代都是资本密集型,对金融的需求更大。所以说金融和实体经济是分不开的,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其实就是应有之义,时代需要他,重新回归他本来的面目,之前我们走的道路有点偏离,本来是两条腿,有点瘸腿了。

  

   我想今天之所以对这句话大家印象深刻,主要是时代需要和现实需要凸显了它的价值。其实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始终就在那里。

  

   经管之家:民间资本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从未间断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与之同样未曾停歇的。您曾说过“对待民间资本,要发达还是节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答案”,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您将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张亚光:清华教授高西庆先生上个世纪70年代从美国读大学回到国内,参与了中国早起资本市场的建设。他在4月20日美国纽约的一个讲话,说到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很多人都很受到鼓舞、很振奋,特别是民营企业家,高西庆提到一个观点:现在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推近非常艰难,因为已经被一批代表既得利益的国有企业所绑架,因为国有企业与市场配置资源有一定的冲突。假如按照高西庆的判断,是要节制国有资本,还民间资本活力,还民间市场配置机能的作用。但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光是国有企业的利益集团对市场带来的危害,还不能忽略我们现在的民营资本在某些地方也形成了垄断势力,他们对市场的公平也带来了危害。

  

   实际上,民间资本在有些地方和领域也已经成为阻碍市场公平自由的力量,民间资本也要节制。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可以同时发达,在某些时候也要同时节制。这里面有个结构性的问题。国家资本有利于发展的,要发达。危害市场公平和创新的,要节制。民间资本同样如此。民营资本也不是喜欢改革的,最早那一批已经形成垄断势力的,他也在这个制度当中拿到很多好处。这是一个很辩证的矛盾。

  

   经管之家:2014年中央政府将陆海丝绸之路结合为“一带一路”,赋予其的时代意义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在中国数千年的丝路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请问您“一带一路”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金融机遇与挑战?

  

   张亚光:“一带一路”对中国有一个总体性的影响,我们将来对金融的需求会非常大,因为有大量的对外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等的规模是相当大的,这样大的规模仅靠私募基金和亚投行是解决不了的,这就需要靠其他各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和公司。我们去年到日本访问,遇到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谈到他怎么看待亚投行,会不会产生业务上的冲突和矛盾,他说,你放心好了,世界这么大,那么多生意去做,我们一起干都赚不完呢。所以从总量上来讲,“一带一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需求,而且“一带一路”的推进和人民币国际化步骤非常吻合,背后说明中国整个经济地位在上升,国际化落实后,离岸市场的业务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发达,所以不管是对国内的金融机构,还是全球人民币业务量,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机遇,另外,从结构性、地域性影响来看,香港和澳门,还有台湾,都认为有自己的金融优势,香港一直都是亚洲的金融中心,澳门是博彩业中心,“一带一路”继续往下推动,将来可能会改变全球的金融中心的结构和分布。因为“一带一路”沿线近70个国家地区,但是区域性很强,这么长的一段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需要若干个金融和资源配置的枢纽,如果有的地方为此抓住了先机,就可能会改变金融中心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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