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国:派系及其治理:休谟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8 次 更新时间:2018-06-24 21:14:37

进入专题: 休谟   派系   人性   宗教  

徐志国  

   自19世纪中期以来,休谟主要作为一个彻底的经验主义哲学家被世人所熟知,人们刻画了一个从洛克到贝克莱,经过休谟到康德的认识论发展路线。不过,这种解释并没有多少说服力。考察休谟的生平可以知道,休谟关注和进行对话的思想家是十分广泛的,包括西塞罗、马基亚维利、霍布斯、哈林顿、格劳修斯、曼德维尔、洛克、哈奇森、莎夫茨伯里、博林布鲁克等人(Norton, 1993:2),其中最好的朋友则是亚当·斯密。这些思想家关注点涵盖了道德、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用“社会秩序”这一范畴来概括可能更为恰当。由此,以哲学认识论这一十分“狭隘”的研究领域来看待休谟思想的核心主题就会显得以偏概全。剑桥史学派的休谟著名研究专家福布斯(Forbes, 1979: 95)对此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他提出,“正如人们必须从经济学家当中拯救亚当·斯密,假如从整全和历史背景的角度,人们也必须从哲学家当中拯救休谟”。

   福布斯认为,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最为重要的研究主题是“社会秩序的进步”(Fobes,1975: xi),虽然“对于波考克教授来说,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属于公民人文主义的传统,构成了马基亚维利时刻之一。但是他们在当今更普遍地因为他们社会理论的现代性和复杂性为人们所熟知”(Forbes, 1979: 94)。不过,颇为遗憾的是,在实践中人们往往并不把休谟看成是一位重要的社会秩序理论家,而只将他看成是一个通往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一本休谟看不到其中有任何价值的著作——的“过客”。福布斯(Forbes, 1977: 46)进而对休谟的社会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休谟虽然以批评自然法理论著名,但他并非为了摧毁自然法理论,而是给了现代自然法理论一个“经验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基础。

   福布斯对休谟的观察是十分精当的。休谟作为一个在认识论、道德、政治、美学、历史等各个领域都有着重要贡献的思想家,占据第一位的思想应当是他的社会秩序理论。正如休谟(1996: 7)将“结合在社会里并且互相依赖的人类”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题所示,他以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秩序的形成作为其思想的逻辑出发点。为了探究社会秩序的形成与结构,他首先分析人类的认识能力、情感和道德等如何影响人们之间的互动,以及需要构建怎样的规则才能实现人们之间的合作与发展。他的政治与宗教见解是以他的社会秩序理论为基础的,而他对历史的研究也并不仅仅是史料的堆砌,而是一个通过历史印证理论以及通过理论解释历史的双向互动过程。休谟将正义和政府的权威看成是社会秩序的两个基本构成原则,论述了人类社会从野蛮向自由社会的进步中所包含的因果关系和影响因素。

   如果借助于“理想类型”理论,可以将社会秩序的研究分为“正”、“反”两个维度。“正”的方面研究的是人们通过怎样的规则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关系;“反”的方面研究的是社会秩序的构成会受到何种力量的威胁,需要如何应对?诚然,这种划分主要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是逻辑上而非事实上的,两个方面实际上是相互影响的。鉴于人们对休谟社会秩序理论的一般构成规则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我们主要从“反”的方面进行考察,这样,休谟关于威胁社会秩序因素的思考,尤其是关于“派系及治理”之思想便成为本文的研究视野。

   派系是与人类社会生活,尤其是共同体的政治生活紧密伴生的一种普遍现象。在西方古典政治思想家看来,在建立和维持共同体的过程中,派系是其中最难以对待的顽症之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西塞罗等都对派系问题予以关注,他们发现,派系之间的残酷斗争会分裂共同体,使之失去稳定,并提出各种方案加以治理。因而,在西方的古代直至近代的政治话语中,派系一直具有较强的贬义色彩。汉密尔顿等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派系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和集体利益。”(汉密尔顿等,1980:45)西方著名民主理论家萨拉利(2006:12)指出:“从罗马到十九世纪的整个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对它的厌恶是不需要证明的”,“几乎没有一个作者提出不同的意见”。

   “派系”构成了休谟社会秩序的核心主题之一。休谟生活的时代是英国派系政治十分盛行的时代。在近代革命与复辟期间,英国社会滋生出了托利党和辉格党两大政党,狂热的派系引发了内战并摧毁了古老的政体,引发社会秩序崩溃。虽然在1688年两党合作完成了光荣革命,但党争并未休止。在汉诺威国王继承王权以后,乡村派和宫廷派之间又产生了尖锐斗争,他们不仅在商业、政治腐败、常备军、公债、国际秩序、殖民地等问题上有着对立的看法,而且对英国1688年自由政体的性质以及对古代英国历史乃至整个西方政治传统的认识等各个领域中的问题都存在严重分歧。双方在看法上的对立还与不同的利益结合起来,互不妥协,严重地威胁到英国自由政体的稳定与发展。休谟对此状况忧心忡忡,他将狂热的派系斗争看成是社会秩序的最大威胁,担心这种斗争会撕裂英国来之不易的自由政体。为此,休谟以一个哲学家的中立身份参与到对派系的批判之中,公开宣称他写作政治论文和《英国史》是为了“减轻党派争执的狂热”(Stockton, 1971: 279)。为此不惜“放纵地将自己暴露到公民和宗教派系的愤怒中”(Hume, 1932: 7)。在一定程度上,休谟的各种著作是围绕派系问题展开的,他的《人性论》著作为社会秩序理论构建了基本的理论框架,解释派系问题生成的人性基础;他的政治论文著作则直接对托利党和辉格党的争论进行了评析,试图融合二者的分歧;他的《英国史》对英国历史及1688年政体进行了解释,以消除两党的错误看法;最后,休谟的宗教著作及论文则对产生狂热派系之最大的温床——宗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分析。

   休谟的派系理论值得重视,不仅是因为他对此留下了大量的笔墨,更是因为他的派系理论内置于他的社会秩序理论之中。他分析了派系产生的人性基础和基本类型,又分析了应当如何减少和消除派系对社会秩序的威胁,使温和的派系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有益因素。休谟是从人性出发思考社会秩序问题的,他的派系治理思想同时涵盖了人类的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构成了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复杂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具有超越近代以往西方派系治理理论的宏大视野,在西方的社会政治秩序理论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一、派系产生的人性基础及类型划分

   不同于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近代政治哲学家,休谟的社会秩序思想并非热衷于讨论社会生活的“理想状态”,他关心的是人类如何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 (Fobes,1975: xi)。在休谟的政治和历史著作中,关于“文明”和“野蛮”的区分成了他的“中心问题”,“野蛮的”“粗鲁的”“开化的”“未开化的”是休谟常用的词汇(McArthur,2007: 7)。“野蛮”在这里指的是人们屈服于迷信的权威之下,商业、科学和艺术处于原始状态,人们的生命、自由与财产得不到保障,行为粗俗而僵化的社会状态;“文明”指的是人们的行为日益变得“理性化”,社会建立起了自由与权威相均衡的社会秩序,人们的安全、自由和财产得到保障,行为变得礼貌和文雅的社会状态。休谟也将自己看成是一个启蒙人士,与人类的迷信和野蛮进行斗争,教育人们认识和了解社会秩序得以进步的内在原理。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休谟对人类社会中的“派系”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他看来,狂热的“派系”活动对文明社会秩序的构成原则——正义与权威——形成了威胁。他指出:“正如立法者和国家缔造者应当在人们中间享有荣誉并受到崇敬一样,派别的创建者却应受到蔑视和憎恨,因为派别的作用恰和法律相反,派别损害政体,瘫痪法律,在同一民族的人们中间造成强烈的敌意,而同一民族的人本来是应当互相帮助、互相保护的。”(休谟,1993:39)派系倾向尤其“在自由政体中最易生长,繁殖最快”(休谟,1993:39),是人类构建文明的政治秩序所必须应对的重大问题之一。

   休谟认为,派系根植于人性之中,是人类多样的情感倾向与非理性的信念结合而成的一种现象。在休谟看来,人性可以大致上包含着两个成份,即情感和理性。在二者当中,情感处于主动地位,“理性是,而且应当是情感的奴隶”(休谟,1996c:453)。情感构成了行为的动机,理性是为满足人类这种情感的“工具”。不过,休谟也没有低估理性的作用,理性在与情感的关系中虽然是被动的,但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人类在进行任何道德、审美、经济、政治行为时,必须依赖于理性对于事实和各种关系的分析。没有理性的指引,情感就会变得“盲目”。因此,就任何一种行为而言,人类的情感与理性各司其职,是二者共同影响的结果。

   如果人们都具有相同的情感和同样健全的理性,那么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将很容易对目标和手段达成共识。不幸的是,休谟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虽然人类都具有直接情感、间接情感等不同种类的情感,但“几乎人人都具有某种主导性向,其他欲望和情感全都服从于这个性向。在他的一生当中,这个主导性向始终都在支配着他,尽管时间或许有所间歇”(休谟,2006:72)。另一方面,人类在理性判断中也十分容易犯错。休谟认为,事物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必然联系”,因果关系只是由于两个事物之间的“接近关系”、“接续关系”和“恒常联系”而在心中引发的“习惯性联想”(休谟,1996a:189)。因此,理性判断过程缺乏客观机制的保证,而是与人类的想象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相应的情感的刺激之下,人们很容易产生许多很不健全或随意的判断,在思想中形成了很多错误“信念”。只有理性十分健全的人才可能在生活中时常检视自身的判断的合理性,对于未经检验的“信念”保持合理的怀疑。

   正是人类多样的情感性向与信念的结合形成了多样的人类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相似情感和信念的人容易形成相互的同情和理解,对与自己不同的行为产生强烈的敌意,从而结合成多种不同类型的“派系”。人们对于与自己不同的派系往往无法顺利实现同情和理解,自然产生赞同和不赞同的情感。“派系”的这一产生过程是十分自然的,几乎不可能完全消除(Hume,1994: 35)。

   在分析了人类派系产生的原因之后,休谟又对其进行了类型学的划分,他首先将派系分为“私人恩怨的”和“实在的”。前者是建立在私人的友谊与怨恨的基础上的,双方并无实质上的利益或原则的分歧;后者是建立在一些真正的观念和利益的分歧之上的。实在派还可进一步分为基于实际利益分歧的利害派、基于原则分歧的原则派和基于对某一人物或家族执掌政权所抱有的不同感情的情缘派(Hume,1994: 34-39)。不过,这种划分只是一种理想类型式的划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派系很少是纯而又纯的。私人恩怨派与实在派往往交织在一起,实在派中的利益派、原则派与情感派也在不同程度上相混和。当我们将某一派别定义为私人恩怨派或实在派时,我们只是说其中的某一原则占据主导地位。

在休谟的派系划分中,利益派和原则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他重点分析的内容之一。休谟(1996b:532)认为,在所有产生派系的原因中,利益派是最可理解的,这是因为“贪欲”在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在社会不同的等级中,贵族、平民、士兵与商人各有不同的利益,他们之间因利益的不同而分化成各种不同的派系是很正常的。在共和国中,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几乎是一个永恒的现象。在专制政体中,虽然表面上好像看不到什么派别,但它们并非是不存在。实际上是强者能够压迫弱者而不受抵抗,造成一种表面上的安宁现象,其实是更为不公正也是更为有害的。对于原则派,休谟认为那是只有现代才有的现象。这种原则派又可分为基于哲学推理产生的原则派系和基于宗教分歧产生的原则派系。基于哲学推理产生的原则派系虽然可能会产生对立的政治行动,不过双方也可能相安无事,每个人按自己的原则自行其是。休谟最担心的是基于近代宗教原则分歧产生的原则派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休谟   派系   人性   宗教  

本文责编:wangjingr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思想与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0610.html
文章来源:《社会》2018年第1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