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再版序言:"儒学地域化"概念再诠释——兼谈儒学道德实践的若干形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7 次 更新时间:2018-06-24 01: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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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 (进入专栏)  
现在朱熹把这种民间形式搬用到了宫廷之中使之日常化,无疑是个富有创见的行动。他把"讲学"的意义提高到了如此的高度:"苟非讲学之功有以开明其心,而不迷于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须臾离焉,则亦何以得此心之正,胜利欲之私,而应事物无穷之变乎?"([83])朱熹实际上还明确指出当时的帝王不如"古圣王":"陛下试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复而持守其心者,果尝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齐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尝有如此之效乎?"结论是"则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圣王也。"([84])朱熹的话外之音是说,南宋帝王自身不及古圣王之症结正需要"讲学"来加以修正和克服。这样"士人"的作用就自然被抬高了。皇帝当时也似乎需要通过士人的"讲学"对自己行为加以范导。如《宋史•宁宗本纪》云:宁宗欲效法程颐师徒"副吾尊德乐义之诚,究尔正心诚意之说,岂惟慰满于士论,且将增益于朕躬。"表示:"自当接以前席,慰兹渴想,望尔遄驱。"朱熹对皇帝的态度予以回应说:"主上虚心好学,增置讲员,广立课程,深有愿治之意。果如此,实国家万万无疆之体,义不可不往。"([85])可见"讲学"已蕴育成一代风气,源自帝王与士人反复微妙的互动。

   "讲学"的目的是可以使帝王具备辨别"天理"与"人欲"的能力。只有辨别出了"天理"与"人欲"的差异,才能持守"公"而贬斥"私",所谓"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在,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途判矣。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劳而日拙,其效至于治乱安危有大相绝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间而已。"([86])有了这段阐述之后,朱熹更对帝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伏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扩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知其为是而行之,则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当忧其力之过也,"([87])

   朱熹以"讲学"之法正帝王之心的源起,离不开他对当时内忧外患、疆土破碎的基本历史境况的认知。离不开对驱灭胡虏以恢复中原之攻防战守策略的现实萦怀。"治学"与"治世"本为一体之两面,不可分而视之,但却有次序先后和本末轻重之别。他在答友人如何解读《论语》"先进"章中孔子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的对话时,就认为,孔子最终赞许曾点的做法是有理由的。《论语》中除曾点外的三人回答孔子如从政意欲何为的询问时,子路、冉有的回答都是想走强兵富国的路线,公西赤则只想作一个习学宗庙礼乐的"小相",而孔子唯独赞同曾点要在暮春时节与友人三两成群地洗澡嬉戏,乘兴而归的做派。在朱熹看来,曾点的潇洒悠游恰是对"仁"的一种体验,比子路、冉有功利心颇重的人生选择要高明的多,隐隐映射出的不妨是南宋士人到处游走讲学时发生的一种对自由境遇的感慨。所谓"夫仁者体无不具,用无不该,岂但止于一才一艺而已。使三子不自安于其所已能,孜孜于求仁之是务,而好之乐之,则何暇规规于事为之末。"([88])

   这段评论有点象夫子自况,因为宋朝自王安石变法以来,强兵富国的功利思路一直占据主流位置,而没有人看重道德实践的成就对治世引发的促进作用,也没有深究"为学"与"为治"的一体关系。朱熹在评点孔子与四个弟子的对话时,更是强调:"为学与为治,本来只是一统事,它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所存。三子却分作两截看了。如治军旅、治财赋、治礼乐,与凡天下之事,皆是学者所当理会,无一件是少得底。然须先理会要教自家身心自得无欲,常常神情气定,涵养直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89])以上完全可看作是对南宋儒学实用境况的一种影射式评论。在各种针对皇帝所上的奏札中,朱熹都会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说强调道德心的建立应是实行其它制度措施的基础,其重要性更远在具体的事功考虑之上,即使是攻守战阵之类的御敌之道,也都要归结到人心操守的维系这个层面上。比如在谈到御夷之道时他会说:"古先圣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其任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盖决然矣。"([90])

   中兴之功的大端也不在于富国强兵之术。朱熹的意见是:"然而戎虏凭陵,包藏不测,中外之议,咸谓国威未振、边备未饬、仓廪未充、士卒未练,一旦缓急,何以为计?臣独以为今日之忧非此之谓,所可忧者,乃大于此,而恨议者未及之也。"他的结论是:"今日谏诤之途尚壅,佞幸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殚而国用未节。以是四者观之,则德业未可谓修,朝廷未可谓正,纪纲未可谓立,凡古先圣王所以强本折冲、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谓备。"([91])说的还是人心道德的培育和守护的问题。

   甚至灾异发生的原因也被认为是一种修德未至的后果,这已溢出了帝王处理灾异之变时的常态方式。以往朝代的帝王遇灾异之变后所采取的一贯做法是下罪己诏以谢国人,但大多归罪于政事不修和处理事功层面的事务不够得力,很少从反省自身心理的角度归于道德感的阙失。南宋以后,"天谴"被视为是对皇帝道德修炼不力的一种报应。

   我们可以从朱熹应对灾变的一次奏札中简略评析一下此种变化的特征。有一天夜里,夜漏方下五六刻的时间,杭州皇城内忽然黑烟四起,草气袭人,咫尺之间,不辨人物。行走到街上的人面蒙沙土。这虽非什么大的灾变,却也搅得都城内人心惶惶。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可从中看出,当时的士大夫如何理解这场灾变与帝王的关系,以及帝王如何应对这场意外事件。朱熹在上奏中就举了商朝应对的例子,核心词用的是"恐惧修德"。正是因为古圣王"遇灾而惧,修德正事,故能变灾为祥,其效如此。"故而他建议皇上"视以为法,克之自新,蚤夜思省,举心动念、出言行事之际,常若皇天上帝临之在上,宗社神灵守之在旁,懔懔然不复敢使一毫私意萌于其间,以烦谴告。"([92])帝王的修德尊道就有了与上天喜忧相对应的功用了,如此警惧昭示就有了非同小可的威慑力量。

  

四、"儒学地域化"的底层实践:道德约束转化为治理规范


   4.1 从"条教"到"礼俗社会":

   以上我们大段引述了南宋儒生"正君心"的思维如何使儒学得以发挥效力的基本状况。从"儒学地域化"的角度来说,这个过程是布衣状态的儒生从区域性的民间流派试图占据上层思想制高点,同时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尝试。这些"区域性儒学"所采用的修德立身策略显然颇异于注重事功王霸效果的另一士人群体。接下来我们想要进一步分疏的是,"儒学地域化"的演变方式不仅只具备以民间儒学教派的身份教化王者这一指向上层的路径,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层面是宋代以后的儒学逐渐开始在基层社会中真正发挥作用和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已获得了某种制度约束的能力,使之成为一个在底层实施道德实践的过程。

   "儒学"从何时以及到底如何在基层社会中发挥作用,是个貌似简单,其实很难具体回答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汉武帝独尊儒术,似乎儒学就应该自然成为正统意识形态,可以畅行无阻地支配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了。然而事实却是,汉代儒学由于仅仅承担着解释皇室权力合法化的任务,故而经学一度缩窄成为宫廷内部的贵族学问,由此呈现出了过度"精英化"的迹象。即使偶尔有在地方任职的循吏经常通过"条教"儒家教义的方式惠泽乡里,却也无法使儒学教育在底层世界真正实现常规化,无法使儒学教条实实在在变成普通民众的思想与行动准则,这种情况在南宋逐步发生了变化。

   南宋儒生往往以底层布衣身份参与皇家的政治运程,他们虽刻意对帝王实施教化,却也主张天子与庶人一样都应以"修身"为本。朱熹就说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他特意加了条注释: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齐家以下,则举此而措之耳。当然,帝王与民众的关系仍有倡导与跟随的差别。"盖君犹表也,民犹影也,表正则影无不正矣;君犹源也,民犹流也,源清则流无不清矣。"([93])

   这些道理讲起来简单,要落实到行动上却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具体问题是民众普遍文化层次不高,用教化帝王的讲经方式教育民众显然不够现实。对当时所遇的困境,我们可以朱熹任官时的例子做些说明。朱熹在南康任职时曾张贴一张名为《知南康榜文》的告示,其中有一段表述很有古循吏之风,告示云:"今请管下士民乡邻父老,岁时集会,并加教戒。间或因事反复丁宁,使后生子弟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庶几风俗之美不愧古人,有以仰副圣天子敦厚风俗之意。"([94])朱熹还特举出《孝经》的一部分涵义是指"庶人之孝",并想奉劝民间人士逐日持诵,依此经解说,早晚思维,常切遵守,"并嘱咐说以此替代念佛号佛经的那些无益身心枉费精力的活动。([95])但是朱熹这种古循吏的"条教"思维显然在现实面前收效甚微,在一次处理兄弟争财的案件时,他不得不发出感叹说,自己任官时间已达月余,推行教化的行动却"诚意不孚,未有显效。"([96])最后的结果仍是把犯人送往监狱依法断罪。尽管他很忧虑"长吏不能以时教训纠禁,上负承流宣化之责,内自循省,不胜恐惧。"([97])

   这是"儒学地域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儒学"也由此开始了艰难的革新历程。我个人以为,儒学在南宋之后之所以变得更加有用,即在于其想方设法使"礼教"的力量在基层社会中逐渐与诉讼和法理的力量区分开来并与之构成了平衡关系,至少能够经常起到替代其功能的作用。这显然不是一句简单的断语就可加以说明,而需要大量的史实予以证明。

   前面已经说过,依靠儒学理念实施的"条教"行为只不过是地方官在基层重视教化的暂时表现,尚不足以证明儒学在基层民众中发生了真正实际的影响,儒学在地方社会的作用最初是通过学校的形式灌输教义,与皇室教化的区别在于其对群体的教育,并以此相互激发形成互动。这样的教化方式有可能部分转移地方社会所形成的某些风俗特点,比如健讼的习惯。南宋有一个叫刘子和的儒生,教化弟子以持敬修身之学,其对当地风俗的干预效果就非常明显。朱熹的传记里称"其浮惰不事学者,往往引去,或亦悔前所为而革心自新焉。郡县吏皆怪,以谓学官弟子比无入官府辩讼请谒者。父老皆喜,以谓吾家子弟比无荒嬉惰游,逐家觅钱叫呼犯上者。"([98])这说明学校的教化对转移当地风俗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减少犯罪率。但是在基层社会中最终起着替代诉讼法律作用的还是"礼"的形成与真正的实施。

   从一般的教化方式而言,在基层民间与大众谈"道德",相对于在宫廷中教化呈个体状态的帝王,更难掌握灌输的分寸感,极易陷于虚幻无根的境地。因为儒教教条除了在学校中对士子身心具有约束力外,对不识字或识字甚少的人群缺乏实际的支配力。而礼教的功能则大有不同,它注重的更是一种身体训练和由此训练自然激发出的内心诚敬的情感。

关于"礼"的内涵和实施设想,南宋以后的新儒家有许多论述,其中最明显的特点是,越来越强调"礼"的实际功用而非仅拘泥于对"礼"之形式内涵的探讨。朱熹就认为秦朝灭学,礼最先被毁,后人虽偶有补缀,也是残缺不全。所以复兴三代古礼之盛几不可能,下面这段话非常重要,他说:"其因时述作,随事讨论,以为一国一家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义起之意。"([99])意思是说古礼散失严重,没有任何权威可以垄断对它们的解释。这就为以后的儒家按己意发挥诠释提供了余地和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因为:"然其存于今者,亦无几矣。惜其散脱残落,将遂泯没于无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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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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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增订本)》三联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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