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再版序言:"儒学地域化"概念再诠释——兼谈儒学道德实践的若干形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9 次 更新时间:2018-06-24 01: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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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 (进入专栏)  
就与各种政治行为发生了不可分离的复杂关系。"儒"为"巫祝"时,当然要为王者履行沟通天地人之间关系的职能,无疑从事的是政治工作。春秋时代发生了"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大变动,原本专属王者的祭典礼仪规范散落民间,"儒"者为保存"在野之礼"虽沦为俗世的教化人员,但对恢复自身"王官之守"的政治身份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念,这在孔子的言行中表达得相当充分。这种重新参与政治的期待最终在汉代得以部分实现,"儒"者从世俗阶层开始逐步回归到官僚政治体系之内。我在《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一书中曾把"儒"之身份的起源与演变概括成以下线索,即有一个从"巫祝之儒"→"教化之儒"(先秦形态)→"王者之儒"→"教化之儒"(地域形态)→"王者-教化"合一形态的动态过程。这个变化过程显示"儒"始终没有完全摆脱王权的控制,其思想和行动的主轴仍大体围绕着政治的演变态势而展开。

   从此图式可以看出,"巫祝之儒"转化为春秋时期的"教化之师",表面上脱离了政治轴心的强力约束,孔孟谈教化似乎多涉世俗日常伦理,但核心仍会不时返归到"复周礼"的政治目标。只不过是时代际遇无法使其拥有与此目标相当的政治地位而已。汉初帝王开始重用儒生,使之暂时变更了自己的民间世俗身份,在皇家体制中拥有了合法的政治地位,但其身份转变的代价却是十分巨大的。儒生必须依靠大量制造伪经即谶纬之书,为刘氏当权提供政治合法性的论证,以便取悦于皇帝。我称此行为是制作"政治神话"。顾颉刚先生曾经精辟地概括说两汉经学的骨干是"统治集团的宗教"--统治者装饰自己身份的宗教-的创造。([8])其行为颇类似于当年的"巫祝",亦可称之为"儒家的方士化"。正如顾先生所说:"原来儒生们已尽量方士化,方士们为要取得政治权力已相率归到儒生的队里来了。"([9])只不过这一时期相对短暂,至东汉以后就渐趋消歇。

   "儒家"在宋代以后的最大变化,是其民间形态的重新复苏和活跃。"儒学"在汉代日益被官学化,成为迎合王者之政治意识形态诉求的僵死体系。具体的例子是经学研习日益趋向繁琐化,非一般世俗民众所能掌握和习学。故儒学只在上层政治机构施加影响,难以真正有效地向基层社会渗透。汉代虽不时有循吏以"条教"的方式推行儒家教化,但毕竟是一时之举,难以达致深远的效果。这种困境至宋代以后才有所改变。宋明新儒学多崛起于民间,而且呈明显的南北地域分布的态势,故多以某个区域命名其流派,如洛学、关学、闽学、浙学、岭学等等。南北宋朝政权更替,政治受地理疆域南北划界的影响很大,至南宋受迫于金人南侵的压力,儒学流派多崛起于南方,至明代似乎仍延续了此一系传统。其最有影响的"心学"一脉也多兴起于南方地域。宋代儒者最初也时常以"布衣"身份进见帝王并充任经筵讲官,一度形成了与帝王共治天下的局面。宋朝的"教化之儒"与先秦"教化之儒"的区别乃是在于,宋朝的儒者虽兴起于民间,但却寻找到了一条教化王者的渠道,并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效力,而先秦"教化之儒"徒具民间世俗身份,却无缘参与政治。当年孔子以"丧家之犬"自喻,即寓有此意。

   更为关键的是,宋朝新儒家不但教化帝王,而且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宗族、乡约、书院等社会组织把儒学要义直接贯穿到了底层社会,构成了地方形成相对自治状态的文化资源,这更是先秦"教化之儒"甚至汉代"王者之儒"所无法企及的成就。也是我所提到的"儒学地域化"的精髓理念之所在。尤其重要的是,宋明新儒家通过在上层教化帝王,在下层区域推行儒家教义的双向运动,使得自身从一种民间的自发状态重新回归到了政治核心,发挥着重要作用,最终成为任何朝代的上层政治体系构筑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精神源泉。因此,在我的眼里,新儒家绝非只具内省怪诞的"非职业化"的超脱形象,或者以此为由缺乏干预现实社会的能力。恰恰相反,儒学一直是围绕着政治现实问题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即使儒学有超越世俗的普遍价值的一面,也往往是在与政治发生互动的过程中偶尔体现出来,而很少作为独立的精神资源发生作用。下面我将集中关注宋朝以后"教化之儒"崛起呈区域化分布的原因及其后果,以及新儒学最终以何种方式从事"道德实践"从而如何使自己在政治领域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二、中华帝国气质的变化与"道德主义"的兴起


   2.1 王朝疆域的伸缩与统治成本的关系:

   刘子健曾经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法,他把宋代比喻成越来越趋向忧郁内向气质的某个人。在他看来,如果以个人性格作比喻,"北宋"和"南宋"就象气质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北宋"仍残存着刚勇进取的风格,"南宋"则显得柔弱怀旧,透出一股忧郁悲观的气象。因此,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宋朝的整体风格也是由北宋"外向"转向南宋的"内向"(turning inward)。([10])刘子健的比喻当然是有直接根据的,也与人们常识中的印象相吻合。在我们的记忆里,自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后,宋代政治长期居于文人的统摄之下,甚至全部武力也由文人指挥调动。故军事上在北方辽金势力的压迫下常处弱势地位,最终导致靖康之辱与偏安一隅的残局。对于宋朝气质的描述,有学者更认为中华帝国自宋以后整体上表现出的是一种"文化取向",这种取向抑制了其向外进行军事扩张的企图和范围,这样的风格完全区别于以"政治-经济取向"为风格的西方国家。([11])

   以上论断和刘子健的观点十分相似,都是注意到了宋代以后的中华帝国有一种全面转型的迹象。至于对产生这种转变的原因的探讨则形成了不同的解释路径,有学者如伊懋可、斯波义信等从经济史角度立论,认为宋代发生了"经济革命",包括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革命以及科学技术的革命。([12])内藤湖南更是建立了独特的"唐宋时代观",主张唐代仍是贵族时代和贵族政治,注重郡望,到宋朝则替代以君主独裁制度。任何人担当官职不能靠世家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全体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故唐代是中世的结束,宋代是近世的开端。([13])从文化上讲,宋学研究更是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个长盛不衰的领域。我在这里不想重复以往的研究结论,也无力对唐宋转型作出全面的勾勒和概括。我只是提出一点以往研究相对比较忽略的问题略加阐说,以补目前史论之不足。

   我注意到,唐宋转型与疆域领土上的"南-北"分立的历史格局有很密切的关系。从文化上考量就是"夷夏大防"观念以极端的形式被加以表达,同时左右着政治发展的走向。如此突出夷夏的文化差异并以此作为区分南北的观点,不同于以往因南北地理区隔而形成的对政权性质的认识,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南北分立政权的认识,其"夷夏之辩"的色彩就并非如宋代那般浓厚。也就是说,"地缘"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宋代得以重构,从而影响了其立国的性质。这点后面还要详谈。本节我所关注的是这里作为政治地理控制概念而使用的"地域",其伸展范围的大小是如何影响治理成本的投入和统治方式的选择的。

   提到宋朝帝国"内敛"气质的变化,我们自然会想到新儒学兴起所遵循的"道德主义"原则肯定是其文化气质发生改变的一个动因,但似应更深一步探问:"道德主义"兴起的原因是什么?我以为即和宋朝以后的统治者希图减少统治成本的策略有关。

   我们总是习惯说中国疆域幅员广大,要治理如此宽广的地理疆域自然难度极大。自先秦至秦汉的历史时期,历朝君主基本上尝试过两种统治方案:其一是划出封地分封给自己的亲属或贵族,这种"封建制"的设计特点是封地内的诸王拥有自己的领土。臣民和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封地内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但一般管理范围不会太大,这与殷周时期仍处于旧的氏族共同体之内的特征有关。另一种办法就是全部统治疆域至少应在名义上隶属于中央,其优势是大致能够作到"车同轨,书同文"的一统局面。其弱点是要想维系全盘行政化的强势格局,就必须投入更高的治理成本,因为在"小国寡民"的状态下,采取直接"行政化"的手段是有可能维持现状的,但一旦疆域面积扩展成帝国的规模,单凭"行政化"意义上的严刑峻法进行治理就会引来一系列的问题。

   对此顾颉刚先生曾举了汉武帝平南越的故事为例。汉武帝平南越后,曾在广东海南岛上设儋耳和珠崖两郡,因当地风俗强悍,受不了汉官的干涉,杀了地方官,朝廷感觉到派官治理得不偿失,遂把儋耳并入珠崖。可是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珠崖又反,有人建议派军队平定,待诏贾捐则提出放弃。当时时兴的是"以经断事",元帝于是询问这建议到底符合那条"经义"?贾捐说符合《尚书•禹贡》规定的疆界。因为尧、舜、禹是最大的圣人,然而他们治理的地方不过数千里,至于四方夷狄,来归化的他们固然接受,不归化的也不去勉强。秦始皇不学圣人的好样,专想开辟四境,弄得天下溃叛,基业也随之一败涂地。珠崖是海中的一个岛,多毒草和蛇虫,没有什么文化,不值得立郡县。所以凡不是戴冠束带和中国人生活习俗相似的地方,或者凡不是《禹贡》所说到的和《春秋》所记着的,都可以把我们的政治机关裁掉。结果元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海南岛就不算中国的地方了。([14])从这段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信息,那就是汉初疆域统治范围是按经义,主要是当时的地理书《尚书•禹贡》的方圆规定设计的。

   关于《禹贡》规定的地理范围,比较著名的说法当数《尚书•禹贡》篇末尾所说那句:"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的记载。那么从秦朝到两汉以后的帝国统治范围到底有多大呢?其实从经书记载中是无法完全看明白的,需要进行一些甄别。即必须分清实际行政势力控制与声教所被的地区与只是松散地以羁縻状态笼罩的地区这两类不同的概念,此两类地区也应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古典经书的记载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礼记•王制篇》中所记载的方三千里的九州;以及《禹贡》里边的"五服说"的方五千里与"九服说"方万里这两种解释。方五千里与方万里的区别是后者包括蛮夷藩国的地域在内。前者多指"中国"境内,后者多包括对"天下"的认识。

   从经书上观察,似乎预想着秦汉以后的地域空前的广大,已经足以在实际控制的层次上拥有"天下"之境。秦汉以后统治疆域的面积也似乎印证着经书的理想设计。秦朝不但统一了六国地域,设置三十六郡以整合之,汉代的疆域极盛期的支配领域甚至达到"地东西九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15])已大体和《禹贡》"九服说"里的"方万里"设计相一致。故有学者认为,自汉代开始的疆域扩展和它的实际统治区域是完全一致的,即户籍、税收和律令控制均可实际予以贯彻,包括对夷狄的统治。([16])如此看来,汉初的地理疆域确实比一些经书如《慎势篇》《王制篇》所描述的区域扩张了数十倍。然而关键问题是,经书中所提到的"声教所被"即儒教义旨的传播程度到底如何就争议颇大了。

从表面上看,似乎汉代的儒教统治已如墨迹弥散般渗透到了各个区域。汉朝的郡县分布框架是:"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十四,道三十二,候国二百四十一。"([17])汉代将夷狄杂居之县称为道,但只有32个,属于少数。很容易让人感觉这些夷狄已淹没在了儒家声教的汪洋大海之中了。可是以后历史演变的记载显然无法验证这种乐观判断,因为到了唐代,随着羁縻州设置的增多,声教所被的实际效果到底如何就颇为可疑。所谓羁縻州当然是指因俗而治,利用当地资源进行管理的怀柔策略,与声教所被区域采取的政策正好相反。《资治通鉴》卷二一天宝元年(742)一月条曾谈及唐代的疆域时称:"是时,天下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羁縻之州八百,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这里所说的羁縻州是指为管辖西北和西南、东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所设置的府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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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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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增订本)》三联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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