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

——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2 次 更新时间:2018-06-22 15: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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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 (进入专栏)  

   《大河》的田野地点与《江村经济》的情况有些相似之处:《大河》主要发生在重庆市平县山阳乡,④而笔者出生在重庆市区,两地民众口音相近,民情相通。与平县结缘,一开始纯系偶然:笔者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服务团”的成员,被重庆市派到平县担任挂职锻炼的副县长。后来将平县确定为田野工作点,并不主要是因为这里属于笔者广义上的家乡,而是基于以下两个因素的考虑:

   1.三级空间的游移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海内外人类学界对中国社会的田野研究大多以村庄为单位。施坚雅受弗里德曼“汉学人类学”的影响,将乡土中国的研究扩大到以集镇为单位。但在中国研究中,“村庄”与超村庄的“社会”如何发生关联,始终是一个问题。虽然地方在中国社会秩序形成过程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王铭铭,1997:102-120;2003:90-91),但中国地方行政空间最重要和最稳定的单位——县——却很少成为田野工作的对象。由于在空间上很难同时进入不同的地方层次,因此,民族志呈现的常常是一幅“没有国家的社会”图景。

   笔者在县里有比较重要的正式身份,而时间上又机动自主,因此可以自由地在县、乡、村三级空间游移。从1997年7月中旬到11月下旬,笔者兼任平县新县城的管委会副主任,在四个多月里,穿梭在即将实行搬迁的旧县城与正在建设中的新县城之间,出席会议、阅读文件、研究县志、查阅档案、参加宴请、陪同考察、现场办公、结交朋友,这林林总总的活动使笔者对县级权力的运转在面上有了基本的认识。从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笔者以专题调研的方式移住山阳乡招待所,参与乡党委和政府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了解乡级政权的决策过程。从12月上旬到下旬,笔者又以来自北京的社会调研者身份移住山阳乡柳坪村党支部书记家中,了解村庄权力的日常运行。在完成了对这三级权力空间的分别考察后,从1998年1月到6月中旬结束挂职锻炼为止,笔者围绕三峡移民、大河移民以及柳坪村50年政治史这三个主题,在县、乡、村三级空间中不断往返。虽然在《大河》的写作中并没有太多提及这些层面的现实政治,但这种参与观察无疑使笔者对国家不同层级的权力运作的微妙之处有了很深的体验,从而使《大河》能够突破村庄民族志的限制,将村庄政治与国家政治及地方政治紧紧地勾连在一起。

   2.内外之间的转换

   一般学者所作的田野工作如果涉及官民关系的某种对立,最困难的就是能够同时获得对立双方的认同和信任。官方认同讲正式身份,民众认同重乡土背景,笔者恰好两者都具备,从而使自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两者的对立。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些更复杂的情况值得进一步分析。

   官方身份使笔者“自然地”置身于政府内部,但对当地干部来说,笔者既不完全是个陌生人和外来人,因为有在平县的正式职务,但又不完全是自家人,因为只是个挂职干部,是个一年后就要与他们脱离关系的外来人,与县里没有什么利益纠葛。笔者与平县的关系是正式的、制度化了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又有十分明确的时间界定。这样一来,笔者就跨越了生与熟、内与外的界限,或者可以说笔者是个暂时的熟人或临时的自家人,因此,也就容易获得当地干部的接受。这种身份的模糊情况与另一类人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开始推行干部提拔需经基层锻炼的制度以及主要领导干部的任职回避制度,平县的县委书记与县长,山阳乡的党委书记和乡长,都是从上面派下来的。开始我以为他们也该与笔者一样叫“下派干部”。但后来,在县里当秘书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们是“下调干部”。虽与“下派干部”仅一字之差,性质却全然不同。下调干部除了要将其人事关系转下来,安排的是负重责的工作岗位之外,他们与下派干部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前者被重新调回去是没有明确时间表的,全由他们在当地的政绩、机会以及和上层的关系而定。尽管下调干部在实际生活中几乎或迟或早地要回到上级单位去,但在理论上也有永久留在当地任职的可能性(一位下调干部开玩笑地对我说过:“你们被判的是有期徒刑,我们被判的是无期徒刑”)。由于下调干部的切身利益与当地捆得很紧,所以他们很忌讳说自己是外地人。而当地干部虽明白下调干部的利益并不完全在这里,却又绝不敢公开地把他们当成外地人看待。由此可见,干部身份的内外之分是非常微妙的。笔者与县里许多本地干部之所以能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也与这种微妙的处境有关。如果笔者是本地干部或下调干部,他们就不会这样不设防。但如果笔者只是一个外来的学者,他们也没必要在酒酣耳热之际道出许多内幕和潜规则。

   而就与民众的关系来说,笔者在乡下时总让老乡们叫自己“应老师”,但他们对笔者的态度肯定不同于对一个与他们实际生活无关的社会调查者的态度——他们在心中总还是惦记着笔者在本地的官职,总希望笔者的职位能对他们的实际生活发生一些影响。而笔者家在重庆,在语言上与他们相通又进一步掩盖了笔者的外来人身份,拉近了和他们的关系。笔者对当地民众来说也是居于内外之间的人(应星,2001:344-345)。

   正是这种特殊身份,使笔者无论是在如履薄冰的官场,还是在嫉恶如仇的乡间,都比较容易获得当地人的信任和认同。笔者在整个过程中虽有正式的身份,但采取的是所谓“观察者即参与者”的方法,即观察者的角色是公开的,在田野中是以熟练的观察者身份出现,并由此参与被观察者的工作,并不做超出观察者身份的事情(沃尔科特,2009:6)。笔者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但并不把这种判断和倾向加在研究对象身上,而是努力突破“刁民与贪官”的道德对立,设身处地去理解对立双方在社会结构面前的无奈和“狡诈”(应星,2016:62)。总的说来,尽管笔者的家乡身份的确有助于田野工作的展开,但如果没有上述两个因素的复杂作用,家乡本身并不足以支撑起《大河》故事里的张力,也不足以洞察许许多多微妙的关系和运作。

   (二)田野切口:“关系/事件”的展现

   当人类学家就微观研究如何通向宏观展开争辩时,我们需要弄清他们所说的“微观”到底是什么意思。马林诺夫斯基(1986:4)在《江村经济》的序中用的是“缩影”:“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费孝通1944年翻译弗思的《人文类型》时,将弗思(1991:152)提出的社会人类学译成“微观社会学”;而在1996年提及弗思所指的“人类学的中国学派”时,又称其提出了“微型社会学”的概念(费孝通,1999b:21)。费孝通(1999a:14-45;1999b:26)在两次转引利奇对他的质疑以及他自己的答辩时所用的词都是“微型社会学”。无论是“缩影”还是“微型”,我们都可以在其背后发现较为浓厚的追求整合性、有机性和系统性的功能主义色彩。而功能主义早已被后世的社会理论家屡加清算(Wrong,1961:183-193;叶启政,1991:33-104;米尔斯,2017:33-68)。费孝通(2004:147-174)直到第三次回应利奇的质疑时才开始摆脱功能主义的幽灵,文章通篇不再提“微型”“缩影”这样的词,而强调“意会”。但是,此时的费孝通已经年事甚高,无法再做田野工作,“意会”如何可能结合在田野工作中成为他留给后人去解决的问题。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提出福柯思想对田野工作的启发性。他在《疯癫与文明》中对“愚人船”故事的挖掘,在《规训与惩罚》里对达米安受酷刑折磨场景与巴黎少年犯监管所规章的对照,在《无名者的生活》中对疯狂者米朗和“恶魔”图扎尔的侧写(福柯,1999a:5-12;1999b:3-7;2001a:56),所做的都不是缩影式的微观事件分析,而是微小事件分析。在微小事件分析中,任何一个事件总是作为关系被把握,而任何一种关系又并不是化减(或凝固化)为结构,而总是将其视为事件。这就是所谓的“关系/事件”,它们构成了连续性与折叠性的切口,微小事件与世界历史之间呈现的是“折叠—切割—展开”过程中复杂的拓扑关系(李猛,1996:8)。孙立平(2000:2-11)提出的“过程—事件分析”虽然在理论上与“关系/事件分析”有一些微妙的差别,但其强调在田野中要善于抓住“有事情的时候”,要捕捉那些“有时纯粹是偶然的随机的联系”,要从静态的结构分析走向动态的实践分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旨趣还是相通的。

   关于“关系/事件”,需要补充两点说明。首先,事件不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都在发生的,相反,它是日常生活世界的一种突变,因此构成了连续性的切口,从而把被日常状态所遮蔽的各种关系及其张力突出出来。其次,我们说要进行“微小事件”分析,并不是说要分析的事件影响都很小,规模都有限,震动都不大。所谓的“微小”一词,是针对“缩影”或“微型”来说的,是强调这些事件并不是与宏观结构直接相对应的。做村庄政治的“微小分析”,是强调不能把它做成村庄的宫廷斗争史,而是既要看制度是如何思维的,又要看制度中的各种行动者是如何遭遇、追逐、挣扎、逃跑的,要展示的是一部既充满算计和欺诈,又充满破绽和错误的事件史。《大河》的两重田野切口都是通过这个意义的“微小事件”展现出来的。

   1.第一重切口:大河移民及上访

   笔者1997年7月之所以愿意参加重庆市的挂职锻炼,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重庆是三峡移民工作的重镇。三峡移民数量高达百万,投资千亿元,时间持续几十年,利益牵涉面极广,复杂性极高。通过移民这个窗口,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系列关涉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公平问题、发展问题、地区差距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等(魏沂,1999:12-13)。所以,三峡移民工作在库区有“天下第一难事”之称。笔者到平县报到后,如愿地被分工协助分管三峡移民工作。笔者原打算通过三峡移民研究切入对中国社会权力运作的分析,所以,非常投入地进入了前四个月的县城政治生活。不过,笔者后来还是碰到了障碍:由于并不单独分管具体事务,而只是协助另一名副县长分管移民工作,所以,笔者虽然可以在“面”上参与了解,但并没有机会参与处理某些事情或事件的全部过程,不了解全部的细节,对权力运行其中的个中滋味还是缺乏最深切的体验。而且,三峡移民工作当时刚刚开始,虽然能预感到其中的复杂性,但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并没有作为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或韦伯意义上的“社会行动的后果”充分展现出来,因而是难以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

就在笔者为此感到困惑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得知了大河电站移民为土地和房屋补偿曾上访多年的事件。听着知情人绘声绘色的介绍,笔者一下子意识到,虽然权力的现实之门是半开半闭的,但权力的历史之门对笔者则是敞开着的。权力的表现形态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和事端的各异而有所不同,但各种权力技术的耦合、制度与行动之间的互动、事件与关系的勾连,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个几十年来深深浸润在所谓“共产主义新传统主义”或“共产主义文明”的社会来说,是既有着构成一种“新传统”或“文明”的若干共同的质料,也有着这些质料交叉叠合起来的某些共同机制。要想详尽地解剖一个不太久远而又异彩纷呈的历史个案,就可以切入这个社会权力运行的基本机理。对笔者来说,要考虑的关键要点是:大河电站的个案无需具备统计学上的“代表”意义或微型社会学上的“典型”意义,但它必须具有“关系/事件”概念上的复杂性。只有具有这种复杂性,才会透出权力运行足够的“味道”。为此,笔者对这个个案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摸底,结果发现,大河电站移民的补偿问题事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基本解决,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移民代表几次上北京,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地去省里和地区,更不要说无数次地去县里了。他们不仅采取多种上访形式,甚至还采取集体占领电站等“闹事”手段。大河移民地区在那段时间里成了著名的不安定之区,政府为解决问题想尽办法,费尽心机,仅县里为此发出的正式文件就达30多份。大河电站移民问题就像投进水面的巨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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