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从日记的缺失看胡适对五四运动的态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7 次 更新时间:2018-06-20 16: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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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我因“误入白虎堂”,方悟出胡适“新红学”之妄,所写《从日记的缺失看胡适的红学》一文,承《内江师范学院学报》青睐,刊于2017年第1期。又因要弄清“新红学”何以致妄,方触及胡适的全人。通过新旧史料的剖析,发现胡适不仅“思想”可议,即从传统观念的“道德”“文章”,现代观念的“理论”“道路”,都是大有可议的角色,又写成这篇《从日记的缺失看胡适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从胡适日记的“空白”入手,直面他对五四运动的态度,看他到底对日记“筛选”掉了什么,亦即想对大众隐瞒些什么,识者正之。

  

  

   居于五四时代中心位置的胡适,为什么没在日记中留下第一手记录?——仿佛是为了回答后人的质疑,胡适在日记中多次申述:这段时间自己没有写过日记。如1930年12月1日写道:

  

   最可惜的是我在民国六,七,八,九年中未留有日记。若记了日记,中国近年思想史可添不少史料。

  

   1939年9月10日又写道:

  

   整理我的日记,始知我回国后的三年多(1917-1921)虽然没有日记,自从一九二一年四月起,直到今天,十七八年中,差不多每年总有一些日记,有些日记是很详细的。

  

   然核查全部日记,呈现出的实际情况是:“缺失”的是1917年7月11日至1919年7月9日两年;1919年7月10日-8月23日有《杂记》,11月12日-12月23日有《日程与日记》,1920年1月8日-5月26日有《日程与日记》,8月27日-9月17日有《日程与日记》,所以,说“1917-1921年没有日记”是不对的。一生喜欢写日记的胡适,在这前后都有“很详细”的日记,而最重要的1917年7月至1919年7月两年,为何偏偏没有日记,以便为“中国近年思想史添不少史料”呢?从1930年、1939年两次表白推断,他在这个时候动手将日记“处理”了。

  

   有人说,历史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五四运动无疑属于这种“关键时刻”。那么,胡适在五四中究竟做了什么?日记固然已经不存,但他的“雪泥鸿爪”,仍然是可以捕捉到的。

  

   暂且撇开经过“筛选”的史书,直接来看5月4日的新闻,也许能让我们回到那风云翻滚的现场。1919年5月5日《申报》专电,最及时地报道了事件的进程:

  

   北京电:今日午后两点,各校生五千人入使馆界,执旗书“誓死争青岛”及“卖国贼曹、陆、章”字样,后又拥至曹宅。初极文明,警察弹压,激动公愤,有举火烧宅者,警察遂逮捕,被捕甚众。经钱派员慰喻,尚相持未散。东交民巷已戒严。(四日下午九时)

   北京电:学生团已劝散,教部责成各校长约束,被捕者允释回。曹宅之火,认为碰坏电灯走电,曹不欲深究。风潮渐平。(四日下午十时)

   北京电:章宗祥在曹宅为学生殴伤,已入医院,曹仓皇乘汽车奔赴使馆界,避居六国饭店。(四日下午七时)

   北京电:章宗祥毙,大学解散,教育长辞职。(五日下午五时)

   北京电:被捕学生三十馀人,有“军法从事”说,顷十四校长赴警厅保释未允,又赴部赴院,蔡元培愿以一人抵罪,各校齐罢课,风潮扩大。(五日下午六时)

   北京电:津电章宗祥寓被毁。(五日下午六时)

   北京电:陆使昨电告,自意总理离法京后,和会前途非常复杂,于我所提各案,亦甚有影响,至为焦虑。(五日上午十时)

  

  

  

   《申报》同时发表了署名“冷”的时评:

  

   青岛问题至于今日,国人不能无一种表示之态度,此为各国常有之事,亦人类共有之性,无可遏也。惟表示者当计有益于国,勿自蹈隙,转资人利耳。

   政府对之,更当善为处置,不当专于压抑。盖压抑将旁溢而横决也。若如京电所传,伤人罢课,解散大学,以及以军法处置所捕学生等事,内自骚然,我恐今后患不特在外,而又入于萧墙之内矣。

  

   胡适当时不在北京,自然不处于运动的“中心位置”。然耿云志《胡适年谱》载:“5月7日,在上海参加国民大会游行。”[①]张德旺则云:“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当天,他正在上海迎接来华讲学的老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 5 月 7 日,胡适参加了上海学生及其他各界群众在体育场举行的反对巴黎和会关于中国山东问题无理决议和声讨亲日卖国贼,声援北京学生正义斗争的国民大会及会后游行。”[②]言下之意,胡适参加了上海集会、“全面介入五四爱国运动”。事实是否如此,《申报》关于上海国民大会的系列报道,让我们有了验证胡适言行的参照系。

  

   先是5月7日的《申报》,在报头左侧醒目刊出《国民全体大会紧要通告》,中说:“兹为山东青岛问题,关系国家存亡,定于本月国耻纪念日(即五月七日)午后一时,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开国民全体大会,务乞各界届时踊跃惠临,一致对外。”

  

   接着5月8日的《申报》,又以《五月七日之国民大会》为题,以整版篇幅作了极其详尽的报道。报载“因力争山东青岛问题,参预公共体育场国民大会的团体”有:促进和平会,联义善会,国民学校全体,东吴大学,河南同乡会,江北旅沪维持会,绍兴旅沪学校,国民励耻会,四川同乡会,全国和平联合会,全国自治禁烟会,上海公学全体,民义联合会,华侨联合会,全国平和期成会,安徽协会,上海和平期成会,山东同乡会,复旦大学全体,湘事维持会,震旦大学全体,上海贫儿院,中华工业协会,五族少年保国会,南洋中学青年会,中学中国儒教游说团,福建善后协会,全浙旅沪同乡会,湖北善后公会,全国报界联合会,南洋商业专门学校,沪江绅学全体,中国文学研究会,招商局公学浸会,明强中学,南洋路矿学校,留云小学,中国体操学校,中国青年会,学生策进地方自治会,绍兴万国改良会,清正实业学校,东吴第二中学,圣约翰学校,上海留法俭学会,运输公会,温州同乡会,金业私立各种学校,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学校,三育学校,育才学校,中国救济会,正业院附属第一二国民学校,中华采矿团,崇明代表等57团体,以及临时加入者十馀团体,约计共有五六千人。

  

  

  

   文章生动地记述了会议的盛况:

  

   会场门前扎有白布一块,上书“国民大会”四字,佐以国旗二方,门内设有招待办事等处,场中两边各植木竿一枝,上悬白布,所书“开会秩序”、“游行顺序”等旗各一。演说台设在场西台上,设方桌三张,居中者为演说席,左右为书记席。旁置扶梯以便上落。会场中贴有各团体之提议案,如国民大会提议通函东洋停办货物,又致钱业公所不用钞票,又致全国断绝商业关系,又有中华国民策进永久和平会提议:(一)惩办卖国贼段祺瑞、徐树铮、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二)打销大借款;(三)收回青岛;(四)释放被捕学生。其会场秩序:(一)推定主席;(二)报告开会宗旨及经过情形;(三)宣布办法:(甲)致电巴黎和会及我专使;(乙)要求惩办卖国贼;(丙)要求释放北京被拘学生;(四)演说;(五)游行。于午后一时半旧钟点开会,首由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登台演说,继之者为王容实、叶刚久、汪宪章、朱隐清、光明甫等计共六人,演辞均极激昂,台下掌声雷动。至二时半演说毕,遂公同决定按照规定游行程序,同往外黄浦滩旧德国总会南北和会晋谒代表,要求照议办理,其迟到各团体,则令在南北和会处取齐,以便一致进行决定后,当在场前排班出发。先以一人跨自动车开路,二人执团旗随行。第一队南洋公学,二人执行秩序,白布旗一面(五百人),第二队中国体操学校(一百二十八人)……

  

  

  

   报道还说:“午烈日如炙,炎威甚炽。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之国民大会万众立于广场中,不避骄阳,不畏炙热,迨北排队出行,尤能耐劳忍渴,其精神殊可惊。体育场门首原有‘非国人不招待、六字,故数小时内,场中不见一外国人。”演说台前高揭’先后为序不得逾五分钟‘十字。登台演说者,咸以喇叭之传声筒大声疾呼,台下掌声起伏如沸鼎。”具体演说的内容是:

  

《救国日报》王兆荣君演说,有“争山东不成,他事更难措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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