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成河:从《社会契约论》看卢梭的自由观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8 次 更新时间:2018-06-18 09:4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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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成河  

   没有人会说卢梭是个自由主义者,然而自由又是卢梭政治哲学的核心观念。自由其实是他的政治合法性或正当性(legitimate)的标准。在《社会契约论》开篇,卢梭就提出了自由概念,这也就是他那句著名的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卷一,章1)。[1]《社会契约论》一开始的内容(卷一,章 1-5),就是论证为什么自由是政治正当性的标准。在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状态的过渡中,这个政治正当性的标准不能丢失(而霍布斯的社会状态是要牺牲掉自由的),政治共同体必须在自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必须“像先前一样自由”。(卷一,章6)而如果政府篡夺了人民共同体的政治自由,这样的政府就已经毁灭了。(卷三,章11)而整个第四卷则是探讨维护政治自由的具体的制度设计。但是在人们的解读中,卢梭好像与自由不是那么融洽,卢梭经常被当作专制的倡导者,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有直接的干系。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一点?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卢梭的自由概念?难道“自由”概念仅仅是卢梭的个人化用法,或者说仅仅是一个误用? 该如何理解这个自由概念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本文企图通过疏理卢梭的这个核心概念,考察其在思想史上的关联,并理解自由概念对于卢梭的意义。

  

自然的自由,自然状态下的自由

  

   要论证自由的政治正当性,卢梭首先反驳了几种反面的观点。首先就是那种把强力(power)[2]当作政治正当性的观点。把强力当作正义,在政治思想史上并不是陌生,也是一个重要的主题。比如柏拉图《理想国》卷一的色拉叙马霍斯( Thrasymachus),《高尔吉亚篇》中的卡利克勒(Callicles),比如霍布斯,比如尼采,都有类似的论点。卢梭对此的反驳方式,是表明,如果把强力当作正当性,就会陷入自相矛盾。

   如果强力是正当的,也就意味着对于强力造就的政治秩序,被统治者有服从的义务(或者统治者有统治的权利)。但假如被统治者有这样的义务,若是被统治者由弱变强的话,这个义务就消失了。因为它现在是强者了,就有统治对方的权利了。如此以来这个政治秩序就毁灭了。这就是正当性随强弱的变化而变化的荒谬所在。所以,弱者服从强者的这种义务,根本不能保证这个统治秩序。把强力当作正当性的依据,并没有建立起政治秩序来,所依据的东西推翻了结论。(卷一,章1)

   假如被统治方一直是弱小的。就算是这样,弱势一方的服从也不需要义务来维持。弱者服从强者,不需要义务的训导,只是一种必然的或者说被迫的行为;要么就是一种明智的行为,即为了生存下来而服从。换言之,弱者服从强者,并不需要先证明这种服从是正当的,因为就算不正当也只能服从。说他应该服从纯粹是多余的,因为没有这种“应该”他也一样得服从。说强者有权利统治也是多余的,“这种权利并没有给强力增添什么新东西”。而权利和义务属于道德概念,人们据此可以据此判定行为的好坏;接受某种道德观的人,若是违反了这种道德准则,他会有良心谴责,因他知道他做了错事。说一种政治秩序是正当的,就是向行为者提出一种道德要求。然而,若把强力当成正当性的标准,却没有对行为提出强力之外任何的要求。所以,如果要求一个人,说“你应该服从强力,这条命令虽然很好,却是多余的。因为它永远都不会被人破坏。”(卷一,章3)

   为了对人的行为提出道德要求,为了区分行为的好坏对错,所以才提出了正当性问题。而如果把强力当作正当性的根据,却不会产生义务和道德。所以强力与正当性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

   强力属于一种自然力量;而正当性则属于道德的领域,是界定人的行为之好坏标准的。这种自然与道德的区分,当然让我们联想起现代哲学从笛卡尔开始的各种形式的二元论,尤其是受卢梭影响的康德。但我们现在只在政治的领域来谈卢梭的这种划分。

   不能在自然领域中寻找正当性的标准,而只能在道德领域中寻找。卢梭找到的就是自由。或者说,卢梭是把道德或权利的标准,建立在约定之上。(卷一,章1)而约定无非就是双方的同意,同意不过对意志自由的尊重。为什么说道德的基础是自由的呢?卢梭并没有多少正面的论证,充其量只是一个大略的说明:

   这种人所共有的自由,出自人的自然。人的首要法则,是致力于自我保存,人的首要关怀,是对自身应有的关怀;而当一个人一旦达到理智的年龄,可以独立判断保全自己的适当方法了,那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了。(卷一,章2) [3]

   人只要成年了,就“应当”作自己的主人,用自己的意志来做决定,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这就是自由的基本含义。而当与别人交往时,唯有当双方都同意时,双方才能有所交易。这就是所谓的约定或契约。所以约定无非是自由的体现,约定就是自由。

   把自由当作政治正当性的基础,或许是现代思想的一个共识。在这一点卢梭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比如霍布斯:“著作家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意愿的方式来保全自己的自然——即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霍布斯《利维坦》卷一,章14)比如洛克: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全的自由状态,人们可以在自然法的界限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自己的行动,处理自己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洛克《政府论》下,§4)对于自然状态下的自由,他们有相当一致的理解,他们都没有什么论证,似乎是相当然地把它当作政治正当性的基本原则。我们当然知道在古代的政治正当性观念中,是完全没有自由的地位的,甚至完全不需要自由的概念。很多人认为卢梭的政治观念是一种古典观念,这似乎也是卢梭本人的自我认知。但是,至少在这种自由的价值观上,他与古典观念似乎并没有相同之处。不过我们在此并不去追究这个古代与现代政治观念的差别,不在理智上对这个差别做出解释。

   卢梭没有正面地去证明自由的正当性,也许是因为他相当然地跟随了这种现代的成见。不过他是从反面进行论证的。这就是对“奴役”正当性的反驳。

   奴隶制的正当性与强力的正当性有所关联。因为实际上的奴隶制也许大部分是强力造就的;而强力造就的统治秩序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奴隶制。强者统治弱者,这就是一种奴隶制。所以卢梭对强力的正当性的反驳,和对奴隶制的正当性的反驳往往是混在一起的。对于这样一种奴役的反驳,也就是对强力正当性的反驳,一如前述。

   还有一种战争造就奴役的正当性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征服者有杀死被征服者的权利,但被征服者可以用自己的自由,换取自己的生命,从而使征服者获得对被征服者的正当的奴役。(卷一,章4)

   卢梭对“战争”有一种特别的理解,这或许是只属于他本人的一种独特的理解。他认为战争是国家与国家的冲突,或者共同体之间的冲突,而不是私人之间的冲突。对他来说,国家或共同体是一个大写的人格,它跟私人完全是两种存在。或者说国家是一个结构,是一个由契约和法律所确立的政治秩序。在国家中,人变成了公民,或者说人现在拥有权利和义务,为道德规范所约束,而这都是在国家建立之前的私人所没有的。《社会契约论》主要解决的课题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国家,这是在第一卷第6章才开始处理的问题。所以在第4章用国家的概念讨论战争问题,就需要把他后面的论点提前拿过来使用,在这就让卢梭在论述上有些麻烦。(《社会契约论》中经常出现这种让卢梭烦恼的情况。)

   战争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战争的目标便不是私人。战争针对的是作为敌人的国家,那么,战争的目的就是——比如说——把对方的国家摧毁。但要把国家摧毁,并不意味着把敌方国家的人民杀死。所以文明国家进行战争时都要宣战,以对方的臣民发出警告。卢梭以此来说明这种战争概念并非他的个人用法。战争当然可能杀死组成对方国家的人,但假如是这样,那也是把人当作国家的构成部分而杀死。目的并不是把一个自然人杀死,因为自然人并不是战争的目标。摧毁一个国家,就是把这个国家的结构消灭掉,使国家不能行使其功能。要达到这个目标,不一定杀死它的人民。“有时候,不杀害对方的任何一个成员也可以消灭一个国家。”(卷一,章6)如果杀死了对方的成员,那也是杀死构成那个国家的战士。正如己方的战士不是作为自然人,而是作为国家的保卫者参与战争一样,对方的战士也是不作为自然人被杀死的。

   既然战争的目标是国家,因此,战争也就不会导致杀死自然人的权利。所以也就不存在自然人为换取生命而舍弃自己自由的交易和契约。所以,战争不能证明奴役的正当性。

   至于自然状态下的私人或自然人,他们之间当然可能有冲突和殴斗,但冲突和殴斗来源于“物与物的关系”而非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而自然状态下甚至没有财产权,因而这种殴斗并不能形成一种“状态”。对于卢梭来说,只有契约和法律才能确定财产权,而这些都是国家和共同体的元素。由于没有财产权,人与人之间就根本不是一种稳定的状态,或者说根本不存在“经常性的关系”。事实上,自然状态没有任何“经常性的关系”。所以,在自然状态下,既不存在“和平状态”,也不存在“战争状态”,自然状态根本不是一种“状态”。卢梭这里所说的“状态”,无非是国家和法律所确立的正当性关系。没有法律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人与人之间即使造成了奴役关系,这处奴役关系也不是正当的,是暂时的,随时会发生倒转。

   在社会状态之下,作为公民或臣民的人,相互之间也会有冲突。但这时人处在法律和政府的权威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要靠法律和政府来裁决。所以社会状态下的人与人之间同样也不会有战争。

   自然状态人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那种卢梭不称为“战争”的冲突,也许会造成奴役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强力造就的,而强力与正当性的关系一如前述。卢梭同时还提到了作为封建制度特色的决斗,他同样也认为这并不是战争。卢梭对封建制度没有什么好感。封建制度诚然不是自然状态,但卢梭从来都认为,如果是一种坏的政治制度,那就比自然状态更坏。(见卷一,章8)虽然封建制度并不是自然状态,但却是一种人身依附的关系,在这里没有公共事物,也不是一种合乎正当性的国家。当卢梭说战争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时,他指的是符合正当性的国家。至于不符合正当性的国家,封建制度或者专制制度下的国家,对卢梭来说甚至不能叫国家。在这里既没有自然的权利(因为不再是自然状态),也没有良好的政体。封建的决斗,仍然是一种私人之间的冲突,如果这种冲突造就了奴役关系,也只能是由强力造就的。

   实际上当然有国家(如果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家的话)征服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情形,有战争(如果我们可以称之为战争的话)形成的奴隶。[4]  历史上存在的奴隶,似乎多数是这种情形下产生的。但卢梭说这并不能证明征服的权利,或者说被征服者有被奴役的义务。这只是强力造就奴役,并没有正当性。(以上几段关于战争与奴役的正当性,均来自卷一,章4)

   但还有一种奴隶制,并非由于强力造就,也与战争没有关系,而是来自权利的转让,来自约定,或者说,自由地把自由转让给他人。因此这种奴隶制竟出自自由的原则。(卷一,章4)

   卢梭说,转让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赠与,一种是出卖。所谓赠与,就是无偿把自己的权利转让给他人;所谓出卖,就是为了得到某种报偿而转让自己的权利,因此,所谓的“出卖”就是交易,跟在街上买卖东西是一样的。

但作为赠与的转让是不可想象的,“不正当的,无效的”。因为人把自己的东西转让给别人,总是想得到点什么。所以只存在第二种作为交易的转让。有得有失,一报还一报,才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在自由这件事上,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自由转让给别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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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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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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