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刍议科研创新的规律与科研生态的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0 次 更新时间:2018-06-16 01: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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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进入专栏)  

   (本文发表于《全球化》2018年第5期)

   内容提要:基于科研的重要性,本文分析研讨科研创新可总结的五个方面的规律性特点,即其革命性作用、巨大的不确定性、共性规律外的个性规律、创新人才的关键意义,以及科研突破与“少数服从多数”和官场行政规则的不相容,进而提出了合理构建科研生态的五条基本要领。

   关键词:科研创新规律;科研生态


一、关于科研创新的可总结规律

  

   怎样看待科研创新基本规律,是一个很宏大的题目,而探讨它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认识相关规律有利于搞好科研,服务社会。我认为,至少可以从科研实践经验中提炼如下几个称得上和科研创新有关的规律性特点。

   第一,科研创新一旦成功,会产生重大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这涉及认识科学技术本身的意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明:“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这个表述,我的理解与邓小平后来所强调的“第一生产力”,和现在很多企业家所推崇的“颠覆性创新”,其实讲的是一个意思。邓小平在文革中间复出以后,曾经向毛主席说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有这么一个基本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主席沉吟以后有个回应,说我怎么没有这个印象?现在文献里没有看到这两位领袖人物有继续的讨论,我的解读是显然他们思维的方向和重点不一样,邓小平特别希望能够务实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他意识到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科技的作用是摆在最前列重要位置的,而毛主席思维的框架中是特别强调他的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生怕出现所谓唯生产力论,更愿意坚持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两个领袖人物基本思路上的区别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我们已有目共睹。到了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多次强调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并在1988年9月间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2]

   回到学理上来说,邓小平的这个认识是不是可以确立?理论联系实际地说,它既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说原理层面的支撑,更有大量的反复发生的实际生活现实的印证。依学术上的解说,什么叫第一生产力呢?不是在生产力传统的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上做加法,加一个第四是科技,不对,传统三要素的框架上这个科技施加上去,是个乘数,是做乘法,是放大。西方经济学者提出而被普通接受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索洛余值”,是强调比较容易量化的其他要素贡献测算以后,多出来的那一块虽然难以量化,但它里面一定是科技的作用在主导。[3]这个主导作用是革命性的,是影响整个发展潮流、影响全局的。所以,它是第一的。经济学上还有个概念,就是科技一旦成为影响社会的推动力量之后,它有“正的外部性”。一个科技成果的应用,在实际生活里如果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说,需要有一定的专利保护期,这种保护期是有利于以物质利益鼓励创新的,同时它又有限度,一般来说50年是最高限度,50年以后就变成无偿使用,即纯粹的公共产品。而在此之前,虽然有专利的保护期,其实也不能否定它还有外溢性,带来了在创新者得到收益的同时,很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会受到它的助推,发展得更好,使经济更繁荣,社会更能够适合人们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这是首先对科研创新要提到的与它的重要性、意义相关的规律性认识,从而成为我们重视科研的学理依据。

   第二,从科研创新实际面对的问题来看,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是说到它的难度了。科研创新要成功,既需要物质条件的支持,又需要人文环境的“润物细无声”式的养护。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可先从基础理论层面说起。我前些年就注意到有一位中国科学界还是很有成就的老科学家所说的一段话:他说我过去在科学界的贡献全世界都承认的,是在古地质学领域论证地中海在远古的时候曾经被蒸干,后来重新蓄上了水。这套论证全球的科学界都接受了,但是我困惑的是这样一个研究结果,和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这一个成果出来了以后,能够说出来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吗?他接着说,我还问过丁肇中,你这么多年孜孜以求去在那个高能物理学方面追求科研创新(当然丁肇中很有活动能力,他游说各方以后以天文数字的资源,在多少年前就形成了欧洲高能物理粒子加速器的实验中心),你丁肇中这些年努力形成的结果,包括得了诺贝尔奖这样的研究成果,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了(是他的那个关于物理学基础理论层面的认识表述),你的这个认识和研究成果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怎么体现?丁肇中回答说,我不知道。一个像样的科研成果能不能出来是不确定的,能够得出之后这样的一个科研成果它到底怎么样造福于社会公众,也是不确定的——现在没有人说得清楚丁的发现到底以后会以什么样的机制来造福于人类。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开始说几乎全球只有十个左右的人能看懂的爱因斯坦的公式,它造成的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已世所公认,这个相对论具体的专业上的表述,我只能是按照自己看到的概念照抄,有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相对论直接引出了人类社会的核能时代,而多少年以后,广义相对论,原来认为是更虚无缥缈的一种理论探索,现在却跟引力波等等的天文观察验证连在一起,越来越成为基础理论研究的热点、重点,等等。这种不确定性在实际生活中从基础理论层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可能有很多基础理论的发现到现在还默默无闻,还不知道对人类会产生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另一个层面,从与互联网创新相关的开发性、应用性成果来看,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电商已被称为“风口上的猪”,没有翅膀也一飞冲天了,这方面科学技术成果的研发应用,在中国本土已经产生了BAT三巨头又加上京东,但这种“风口上的猪”,成功的旁边还有很多的失败者。这些失败者在我的印象里,要比这些成功者数量大不知道多少倍。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知道北京公主坟环岛周围的写字楼里,就有一大批市场一线的企业人士,在努力地跟着互联网做创新,是直接对市场的,但是那种创新的不确定性,就表现在那时就流行的一句话:这些公司在烧钱,在比着谁能烧出最后一个成功的结果来。我当时去看过,那些场地里,有的公司已经租了很大的营业面积,是比较标准的一个个的工位,很多员工在里面工作,在那里“烧钱”。当时互联网这个概念之下,创新最领头的企业叫“瀛海威”,现如今可能很少有人还想得起这个企业的名字了,它的领头人是一位女性企业家,虽然后来这个瀛海威公司没有多么成功,换句话说它在创业之路上与阿里巴巴比显然是失败者,但是这位企业带头人在业界里现在仍然很受尊重。大量的失败者是在马云等等成功者的旁边默默无闻的,他们面对的,就是这个“不确定性”最后的归结不是成功,而是失败。当然,这里面就有一个人文环境方面对他们怎么养护的问题,涉及的有人格尊严问题,以及社会上普遍的、带有文化特征的氛围问题——就是应如何能够容忍失败,理解失败者。不要光是天天称赞马云这样的成功者一飞冲天,那些在前面试错、开辟道路的失败者如果能够得到比较足够的人格尊重,得到容忍失败的相关的机制,从而有可能从头再来,或争取史玉柱式的东山再起,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可能更大,这是应考虑的第二个角度的规律性特征。

   第三,科研创新在共性规律之外存在明显的个性规律。科研虽然存在一些共性的规律,比如前面说的两条都可算共性,但是在不同层面、不同阶段,显然还有明显不同的个性或者叫做特殊性概念下的规律性内容。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性研究、成果产业化的研发,各个层面上的规律是有个性的,于是就不能一概而论,在打造总体的支持性的科研生态概念之下,那就因此有了进一步的挑战性任务。现在决策上特别看重的供给侧的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前面的概念是供给侧改革,是解决制度环境、制度创新给出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空间的问题,跟着的具体实施中间,要设计以形成针对性的(定制化的)内容合成的有效供给体系和机制。这样一种系统工程式的任务中,需要把各种各样的个性规律充分考虑,体现在应匹配的政策体系中。显然,这从原来所讨论的“宏观调控”概念框架来说,简直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宏观调控概念下,过去被人们所推崇的是总量型的需求管理,是一个很简洁的认识框架:经济生活总体而言热度偏高了,要收缩流动性来向下降温,反之如果它的状态表现为低迷了,景气需要抬升,那么就要实行刺激政策往上升温。总量型的调控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反周期,非常简洁易懂。但到现在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光讲需求管理总量调控已经不够的时候,一系列的挑战性的问题就来了。[4]相关结构问题如此复杂,指标不可通约,怎么掌握好促使结构合理化的机制,政府和市场在这里面到底怎么样发挥各自应起到的作用,怎么优化结合,便非常复杂。原来大家都已认同的政府和市场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即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终于普遍接受了,但现在为什么要把政府和市场主体又放到一起,以伙伴关系实行合作的机制来从事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新城建设和运营、国土连片开发,并作为一个创新重点呢?这在认识上是个螺旋式上升,又走到不是简单划清边界、井水不犯河水了,要一起在法治化的条件下找到一个可持续的伙伴合作运行机制,提高资源配置绩效。这是供给侧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融资模式的创新,当然又还伴随种种技术创新,合在一起成为特定的系统化的供给体系和机制问题。与此类似,科研创新方面从政府为主支持的纯基础理论研究,到更多依靠非政府主体的应用性研究,再到直接面对市场的企业为主的成果产业化研发,要细分的话,还有更多的一些定制化地形成认识与政策设计的必要,这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认同的要顺应复杂规律寻求解决方案的挑战性问题。

第四,寻求科研创新成功,最可宝贵的关键性的资源是创新人才,而这种人才的培养需要友好的科研、教育生态。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天下无贼》里有一句名言,21世纪最宝贵的是什么?是人才。大家现在都认同,真正可求得科研创新成功的,是“关键的少数人”,特别是知识价值创造型的领军人才。往往在他们实现某一领域、某一课题、某一关键技术的成功突破之前,在相关的讨论场合、科研活动、创新团队中,是“少数派”,甚至是相当孤立的状态、很难“合群”的状态,不受重视也罢,还可能是遭排斥、受打击的对象。这种最宝贵的“人力资本”,在突破性的科研领域可遇不可求。而且可观察到的就是,这类重大的突破,它的不确定性落在什么因素上呢?落在有可能在这方面实现突破的特别的人才身上时,要依靠他们的好奇心、灵感和执着,再加上一定的偶然性(就是他们所说的运气),生成具有突破性的小概率事件。这个概率之小,可能是越来越收缩,相对容易突破的,前人做得差不多了,现在很难设想还有像爱迪生那样一生可以有几千项专利这样的创新型的人才——当然他主要还是应用层面。要到了基础理论层面,一生能有一个突破,那就是伟大的科学家。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得到培育和重视,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很现实的问题。中国人现在不断讨论的“钱学森之问”不就是讲的这个事情吗?真正可领军的可遇不可求的创新型人才,还有后面各个层次上也都非常重要的、在某一个局部、某一个行业这种创新型的骨干人员,这些最宝贵的人力资本,到底怎么样能够培养出来、生长起来?人才的重要性及其产生机制,是与科研相关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性问题的组成部分。能够为创新突破领军的大师级人才,让其涌现出来,就要具备适应这种极小概率事件的所谓科研生态——这个概念是一个挺形象化的说法。有了这样的一种适宜的科研生态,未必就能够确定地说,在多长时间之内就产生大师,但反过来讲,不具备基本的科研生态,就一定没有产生或者找到能够“为我所用”的这种领军人才的可能性。所谓启发式的教育,思想的自由,环境的包容,都是必要的前提条件。从一个社会讲,不论它的绝对规模大还是小,对这个科研生态肯定是可以大体上来做一个评价的:在中国古代有为人们所称道的四大发明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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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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