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阅读法学经典的五重进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4 次 更新时间:2018-06-13 2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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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我从没受过史学训练,研究领域亦非法律史,更不是中国法制史。所以,来给研修中国法制史和西方法律史的同学们讲授这方面的专题,先天不合格。

   主持人说我可以随便讲什么,我颇费踌躇。想了想,觉得有一个话题可能是我们共同关心,也同样感兴趣的。这个话题不是别的,就是对于所谓“经典”的研读。无论你学什么专业,法制史还是其他部门法学,按照学术训练的常规和知识增长的一般流程,在修读硕士、博士学位阶段,尤其是在博士生阶段,除了各自领域的专业文献外,对于已有定评的经典著作,我们都是需要阅读,也是必须阅读的。是否修读过这些经典,是该种学位本身是否具有此等学术含量的标尺之一。凡此人类智慧,呈现为既有的知识、理论和思想文本,我们于人生的此一阶段集中精力来解读和把玩,是我们未来学术发展的基础,而成为我们个人学思发育、理论成长的出发点。我想,不管是学习法学的哪一个门类,抑或学习法学之外的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这一条总是共同的。所以我跟主持人商量,是不是可以就阅读法学经典著作的体会做些交流。正是基于这一契机,使我今天庶几乎敢于站立于此,来面对诸位法律史专业同学的眼光与期待。正好,连续几个学期以来我给清华的法理学研究生开设“西方法哲学”课程,其实就是一起阅读10到15部左右、法学史上堪称为经典的、久有定评的名著。有的整部通读,有的选读部分章节,旨在搜索其问题意识,探讨其讨论问题的门径和进路,温习其学说和思想,赏析其意义与风格。在此,我将自己的作业给同学们作个交代,算是我齿德稍长,在各位学弟学妹面前铺陈读书心史。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此番剖析,非如那些已然学有所成——不管是大成还是小成——的先生们之夫子自道,现身说法。区区属于学无所成之流,因此只能算是师兄来给学弟学妹们上辅导课。

   我们在阅读一部学术著作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阅读一部允为“经典”的著作之时,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即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知识姿态和心情,以怎样的一种视角,并且循沿一种怎样的进路来掌握其基本思路和结构,它的文本及其所内含的作者那个时代的问题意识,以及作者本人作为时代的触须与所在文明的传声筒,他所要表达的意蕴。“读书必先识字”,通过对它的涵义、背景、风格和意义的逐一解读,我们庶几乎可以臻达目的。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讲,读一本书,比如这位同学正在读的这册萨维尼的《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旁边那位同学正在读的“美国法律文库”中的一本著作,我想,同学们,我们所要做的可能就是这样五件事。换言之,至少需经历以下五种进境:文本解读、语境分析、意义阐释、风格赏析和谱系定位。这便是我今天想给大家介绍的要点。下面结合一些阅读过的作品,一一作出说明。

   一、文本解读

   是的,一卷在手,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个文本,一个在我们之前一百年、一千年甚或两千年,作者用心血凝铸而成,以他自己所在的文化的那种语言作为表意工具而呈现出来的文本。这个文本当然是一个意义的载体,一个意义的系统。它背后所呈现的不仅是知识史,而且是理论的增长,同时是思想的某一个环节,或者可能是一个作为思想个案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某一种焦虑及其风格的展现。所以,我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读文本”。

   诸位学弟学妹可能会说,你废话半天,讲了一个“文本解读”或“解读文本”,谁不知道“文本解读”“解读文本”啊?我们从小学开始读书,难道天天不都是在进行“文本解读”吗?一字一句,念下来,不行再念一遍,理解其含义,推敲其用意,体贴其心意,缕述其命意,最后还可能发现其言外之意——“我”自己所理解而叠加上去的不明之言,无言之意。而基本动机和总的目的,还是想追寻其原本固有的真实涵义,一种“客观的”作者本人的“说法”。因此,一卷在手,从头读到尾,从尾读到头,首当掌握其结构,包括以“章节”为帜的形式结构和以内在关联为缘的内容结构;其次,明白其问题意识以及作者是如何回答问题的,包括其主张和陈述自己主张的进路;然后,获悉其基本命题、该书之主要理论和思想,从而在脑海中建立起关于本书的一个总体意象。

   诸位,今天我们说“解读”文本,自然即包涵这一层工夫在内,也是一种老老实实的死工夫,而成为蕴育未来学术生长的基本功夫。抛开诠释学上的种种术语,什么“原始文本”、“叠加文本”,“前见”“后见”“存在”“缘在”之类,所谓“解读”文本,平实视之,当然即是这般作业。通常大家不会按照诠释学的套路来读书、来解经,正像不会先学语法,再按照语法来组织文字一样。那是学院专家的精细活儿,对于少数人或许是没有意义的。不过,既然读书甚至治学,那这就是人人必做的作业。我还想多说一句,即我们作为法科的学徒,在接受前人经典的时候多数不免会选取一种知识姿态,功用的抑或审美的,批评的或是崇羡的,作为个中问题之人满怀焦虑,或者置身事外一意赏析,一种自己并不自觉的对待文本的心情与态度,而它恰恰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其“含义”、“用意”、“心意”、“命意”以及“言外之意”的感知和感受,好恶或者迎拒。

   我下面举几个例子,来给大家做一个例范。我相信很多同学都在读汉斯·凯尔森,或者早已读过,不时温习。凯尔森是现代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一脉的经典作家,一方面由于其标榜“纯粹”法学,而被人“解读”引申出“恶法亦法”,时见恶詈,以至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公允而论,他的的确确属于一个自由主义的法学家,其与卡尔·施密特的论战,彰显出这一思想倾向。要不然,他也用不着人到中年,流离失所,躲到北美,委委屈屈地谋一份教书的差事。其将公平、正义等等价值论域悬置,追求的是对法律的纯然规则的解释,就规范说规范,而非对价值之为法律的灵魂视而不见。因此,只是悬而不论,所谓“悬置”,而非否定或者抵制。总之,作为一起思想个案,每一个研究现代法学,尤其是西方现代法律思想的学者,都不能回避阅读凯尔森,绕不过去这座桥。

   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上世纪30年代就译成了中文刊行,《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和《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中译本也早已出版,亦颇流行。译本字斟句酌,颇为信达,是王名扬、沈宗灵两位先生对于汉语法学的贡献。我和舒国滢教授主编的“西方法哲学文库”收录有凯翁另一著作的译本,年底或可问世。以《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这部著作为例,我们拿到这本书以后,如书名所示,发现它在结构上的重要特征在于分为法的理论和国家理论两大部分。而“法论”中又分为静态法和动态法两部分,自“静态法”到“动态法”,逶迤而下,步步为营,层层贯通。对于法的概念、标准、规范的解析,“就事论事”,标榜不涉价值,道地的“分析法学”套路。将这些概念、标准和规范向外延伸,推广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法,即所谓国际法的领域,表明凯氏对于自己法的概念的广延效力的自信,同时也是作者有意求得体系上的周延。其间有一个过渡,即民族国家。这是现代社会每一政治公民、每一政治共同体都无法回避的、竖立于我们上方的法律屋顶和政治屋顶。这个文本告诉我们,立法——制宪权需要有一个主体,民主政治同样指向一个主体,乃至于法律解释也需要一个主体。这一主体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常说的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相对应的政治国家,或者在相对于朝代国家、城邦国家和帝国的语境中,所谓的现代民族国家——从西方主流意义的普适的现代性正面而言,即以共和宪政立基的现代民族国家。所以,现代民族国家在凯尔森的语境里不仅仅是法律拟制出来的实体,同时它还是一切法律最后得以从理念形态进入“法在行动中”、实现法的效能的真正的主体,也是国际法视域中合法性的最高代表。也许,它也是后来被哈贝马斯渲染为“媒介”的那种组织。而这一切,均出入于法的规范及其等级这一命题——这是本书的基本义理结构,也是它的问题意识。

   那么,凯尔森是如何展开这一论述的呢?同学们读了这本书,一定清楚,作为开宗立派的大法学家,凯尔森自然要对法的概念作出完整而清晰的解答,以此作为逻辑起点,逐步展开自己的体系。所以,本书起自法的概念,逐渐推延至核心概念——法律规范。很有意思的是,凯尔森是从厘别“法与正义”的关系入手来解答法的概念的,认定“法的科学必须同正义的哲学明确区分开”——请注意,作者于此使用“科学”与“哲学”两词来分别描述法学与哲学。由此,他逐步推导出自己的法律概念,即法律是人的行为的秩序,是一种规则体系,并经此网罗,而成为秩序本身。既然如此,其效力如何呢?随后作者以整整十章的篇幅,逐一解答由此衍生的各个论题,而无一不是围绕法律是有效力的规则体系,法律规范乃是有等级的秩序这一核心命题展开。也就因此,法律与国家的关系引申出来了,国家的组成及其形式,以及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问题,一一按序出场,并依法律规范的基本命题解决。

   我们读19世纪到20世纪初,甚至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之前这一时间段西方法学家们的著作时,会发现一个共同现象,即一定要将法的概念从规范、命令或者某一种超越体,引申、落实或者上升为国家之间的法律,即牵引到国际法的论域、国家作为国家之间的法律的主体和国家作为主权者意义上的主体、它与法律的关系,等等。否则,其学说的解说力不彰,亦难周全。

   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说在18、19世纪时多数地域的民族国家还没有形成,因而这个时候法学家们所要构造的法的意象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意象之中的法律实体,即民族国家的法,那么,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时候再研究国家与法的关系,其所展现的实际上便是利用现代法的理性来驯化国家的命题。例如,哈特《法的概念》中的最后一章是国际法,重复的是19世纪的命题,即民族国家之为一个法律意象,以及用法律的理性来驯化人为的制度,防止制度作恶,防止作为制度集大成的民族国家在现代民主自由共和体制下可能会蜕变为它的本意的敌人的矛盾性。这就像今天的法学家和一些哲学家,如哈贝马斯,探讨国际法时更多拷问的是后民族国家时代的地缘政治整合命题一样。

   听说今天在座的还有不少学习宪政和法理学的师弟师妹,诸位一定读过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如果你没有读过这本书就拿到了法理学或宪法学的博士或者硕士学位,我想你是有所欠缺的。为什么?因为就像中国学习法学的人都没有到人民大学法学院来朝拜过,我想是不合格的,对不对?这是玩笑,只是想说明康德对于后来人的不可回避性。汉语文明的知识分子绕不过德意志的康德,这既不只是文明交融的理想驱动,亦非仅为全球化时代的互动,而实有甚深之文明被动存焉,这是题外话,暂且不表。

   大家阅读康德晚年的这本著作,一定会发现,他除了在最后描述的普遍的人类之法、世界政府等等永久和平景象之外,通篇回答的就是法为何物这样一个康德式理解。我们看到这个文本呈现的是典型的康德式论述,一种纲领性的,因而略显粗略而仓促的陈述。简而言之,康德对于法律究竟是什么这一命题,其回答方式不是历史实证主义的——经由历史考察归纳出法的意象;也不是所谓分析实证主义的——经由对于规则的条分缕析阐释规范的内涵。这是法学专家的惯常章法,康德要是这么做,就太小儿科了。当然,哥尼斯堡老人更不是如同我们今人一般经由引用、分梳张三说、李四说、大百科全书说等等,然后得出“我认为”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到,开宗立派的人类思想大家以既有的研究为基础,早已将背景剔除,单刀直入,径直安排世界秩序,从人世生活的固有条理中得出法律究竟是什么的结论,然后以此作为前提往下引申,以释证和发挥法的概念。你要反驳他,朋友,可以!但是你要从头反驳。从何时何处开始反驳?以康德而言,即须从他第一部著作开始反驳,而前提则是先要消化“三大批判”。这也就是说,如我辈一般常人终其一生,皓首穷经,理解尚且不遑,况乎反驳?所以一定是上智之人,专门的研究家,庶乎能够,也才敢于反驳。

那么,康德是如何将此运思和论式呈现出来的呢?首先,《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的一个基本预设是法律及其治下的人类存在于,并且仅只存在于文明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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