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西学与我们的“西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7 次 更新时间:2018-06-11 01: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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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 (进入专栏)  

   即使我们忽略《伊利亚特》中对特洛伊生活方式的东方化描述,或者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公元前472年上演)中对希波战争的悲剧描述,至少在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那里,西方与东方的对立,已经明确成为希腊思想的主题。《历史》,作为希罗多德研究人类过去的成果,开篇就将人类划分为希腊人与蛮族(barbaros),并把二者之间的斗争作为全书的焦点(1.0)。1此前的散文作家,在选择题材时都很类似,要么写的是希腊,要么写的是蛮族,只能“依照族与城”分别记述,却不能将这些充满传奇色彩的民族志和地理志结合起来。希罗多德与这些前辈不同,他选择了“更为宏大而辉煌”的主题,以一种荷马式的视野将这些散乱的方志族谱合为整体,书写了一部“历史”。2

   构成《历史》宏大题材的东西对立,是在波斯兴起,逐渐成为亚细亚的霸主,并威胁到生活在亚细亚的希腊人的历史情势中形成的。3《历史》的叙事始于吕底亚的国王克洛伊索斯,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是“蛮族人当中第一个打败希腊人的”(1.6.2)。作为《历史》上半部分焦点的波斯,首先建立了对亚细亚的统治。根据大流士梦中的征兆,波斯的霸权不仅要覆盖亚细亚,也要笼罩欧罗巴(1.209.1)。当大流士即位国王时,“整个亚细亚”,除了阿拉伯,都已臣服(3.88.1)。希腊或者欧罗巴似乎注定成为下一次征战的目标(3.134)。希罗多德特别强调大流士对萨摩斯的征服,“这是他征服的希腊蛮族的第一个城邦”(3.139.1)。希腊人是波斯的“敌人”,波斯人认为,“亚细亚以及居住在这里的所有蛮族都是属于波斯人的;而欧罗巴和希腊人则与他们截然不同的”(1.4.4)。但巴比伦的叛乱,斯基泰与利比亚的征伐,都拖延了波斯与希腊的戏剧性对抗。波斯人试图征服欧亚分界的赫勒斯滂人,并进而征服整个色雷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杀死波斯的使者,以及伊奥尼亚各邦的叛乱,这些事件,在希罗多德笔下,都不是希腊与蛮族的历史性对抗的真正开端。直到雅典拒绝听命于波斯,与波斯公开为敌,《历史》才真正进入了自己的主题——“无论对于希腊人,还是蛮族人,这都是坏事的开始”(5.96-97)。

   在希罗多德的记述中,希腊人/欧罗巴与蛮族/亚细亚的历史性对立,虽然包含了基于地理和种族的自然划分,这些均非构成《历史》的整体结构原则。从希罗多德对大流士治下的波斯帝国各省区的详尽描述看,作为与欧罗巴相对的亚细亚,在地理上包含了“蛮族”居住的亚细亚和利比亚,甚至欧罗巴的一些地方(3.89-96)。尽管希罗多德使用了伊奥尼亚的世界“地图”,但却对这一世界图景将一整块大地划分为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三个部分深感困惑,这一划分似乎更像是某种武断的人为安排(2.16)。4作为东方征服者的大流士,几乎发现了亚细亚人类世界的全部,征伐了利比亚,但欧罗巴作为地理空间,在希罗多德看来,仍然是未定的,其边界无人知晓,从其长度和宽度看,远非亚细亚和利比亚所及(4.45.1-2, 4.42.1)。就民族而言,在波斯征战欧亚的军队中,不仅包括亚细亚各族和埃及人,同样也包含了欧罗巴的蛮族,甚至希腊人。薛西斯的军队混杂了各个民族,队伍都不是按民族分布的(7.60-99, 2.1, 3.1, 7.184-5, 9.31-2, 7.40, 8.66, 9.31-2)。语言当然是希腊思想最初规定“蛮族”之蛮(barbarophōnos. Iliad II. 867, cf. 872-3)的主要标准,希罗多德也经常将语言与民族和文明联系在一起(2.158, 2.2)。但在《历史》中,语言并未决定性地建立东西之别。尽管“希腊人自从他们出现以来,就始终使用同一种语言”,但也融入了许多操其他语言的蛮族。雅典人就是来自操蛮语的皮拉斯基人,只是后来才成为“希腊人”(1.57-58, 1.142.3)。更令人惊异的是,根据希罗多德记载的异闻,斯巴达的国王世系可以一直上溯至埃及或亚述(6.53-4)。在《历史》中,其他民族的气候、河流、土地、物产,都可归入“令人惊奇”之列(1.71.2, 2.35.1-2, 4.29-36, 9.122.1-3)。但自然的差异,最终呈现为习俗(nomos)的奇异。

   习俗比征服更吸引希罗多德的注意力。诸神与牺牲、治病与丧葬、性交与婚姻、排泄与饮食、衣着与居住,人的生活中任何一面,都可能是一个民族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diaita)。波斯人的狂傲、米底人的无法无天、埃及的敬神这些所谓“民族特性”(ēthea)就体现在他们值得记述的生活方式中(1.89.2, 1.96.2, 2.64)。习俗在《历史》中无所不在的力量,成为波斯征服面对的主要障碍。波斯对亚细亚、利比亚和欧罗巴各族的征服,意味着对习俗的狂妄挑战。究竟习俗是万物的王,还是人间的王能够决定习俗?《历史》开篇居吉斯僭取吕底亚统治的奇异故事就已经揭示了统治与习俗之间出于人性的对立(1.8-12, 1.91),而在冈比西斯肆意嘲笑各个民族神圣与习惯的风俗时达到了极端:“在我看来,一切显然表明,冈比西斯绝对疯了”(3.38)。征服的这种逾越意涵,在《历史》中,还经常伴随着对自然界限的跨越。跨越河流与大海的自然边界往往预示了悲剧性的命运。大流士和他的军队渡过伊斯特河进攻斯基泰人时,打算拆毁过河桥梁的举动成为其狂妄的标志(4.97, 136-14)。帝国的征服,是对抗命运,挑战必然性(1.5, 8.109.3, 9.16.5)。

   不过有些悖谬的是,没有冒犯习俗、逾越自然的帝国征服,《历史》恐怕也无从找到突破民族志与地理志的结构或原则。《历史》探索的“世界”首先是帝国探索的。《历史》中既有东西敌对,也有南北对比,但二者对于《历史》的重要性却有很大差别。与支撑《历史》整体架构的东西关系相比,误以为自己最古老的埃及人,与自居最年轻民族的斯基泰人,尼罗河泛滥灌溉的农耕之国与“没有一块耕地,也没有一个有人居住的城市”的游牧部落,表面上构成了更为鲜明的对比(2.2, 2.13; 4.5, 4.97)。但在希罗多德看来,他们只是与希腊“不同”,是希腊的“异域”:“埃及的气候与其他各地不同,他们河流的自然也与其他河流不同,而且他们的习性(ēthea)与风俗(nomoi)也与大部分其他人类迥异”,埃及比所有其他地方更令人惊奇(2.35.1-2);而斯基泰与古老的埃及相反,虽然自然物产非常丰富,但除了拥有比其他地方更大更多的河流,“就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事物”,斯基泰人与希腊的不同体现在文明的缺失上,他们对大部分神的崇拜,“均不用神像,不设祭坛,不建神庙”(4.82, 4.59.2)。5埃及与斯基泰的南北两极,都是紧密而封闭的自然—习俗统一体:他们都坚决拒绝采用希腊人的风俗(2.17, 2.91; 4.76, esp.4.78-80; 对比波斯, 1.135)。南与北,只是地理上冷热的两端,虽有对立,却鲜有交通。“埃及志”与“斯基泰志”在《历史》中属于波斯征服希腊前的“插曲”,分别从习俗和自然两面显示了波斯征服面临的巨大困难。6波斯与斯基泰同样“不供神像、不建神庙、不设祭坛”,但波斯对神的这一态度,作为与希腊的“差异”,在希罗多德的叙事中,构成其“蛮族”形象的重要一环,日后成为促使雅典决意对抗波斯的首要原因(1.131.1, 8.144.2)。希罗多德的“世界”(oikoumenē),人居住、生活和往来的世界,“我们的世界”7,是由东西方彼此的伤害和不义,以及由此带来的报复与结盟缔造的(1.1-5)。希腊对亚细亚的殖民,其后吕底亚对邻近希腊人的征服,以及波斯治下的伊奥尼亚的叛乱,一步步引向了东方与西方最终的战争。面对波斯大王索要“土和水”的使者,立志对抗“蛮族”的希腊各邦以希腊人的名义盟誓,并第一次开会,同意结束彼此内部的敌意和战争,“他们设想,全体希腊人宛如一体,共同参与保卫希腊的战争,因为即将到来的可怕力量同时威胁着所有希腊人”(7.132.2, 7.145)。8东西方文明在政治上的关系,以及构成这一关系的战争,而非南北方自然与习俗的一体性对立,才是《历史》的“宏大而辉煌”的主题。9

   从这一角度看,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历史》的结构之“谜”,即希罗多德对这一历史性战争的考察,首先是从东方视角开始的。《历史》的主题甚至经常被人理解为“东方的兴起与衰败”。10直到萨拉米斯战役,《历史》才多少转向了以希腊为中心的西方叙事(8.42)。这一处理,并非源于希罗多德个人的好恶,而是源于波斯和希腊在《历史》中不同的文明处境。波斯一开始就以一个统一民族的形象出现在《历史》中(1.134.2-3)。当波斯在东方建立其霸权时,整个希腊“民族”都是“无力的”(1.143)。在斯巴达人警告波斯人不得侵扰希腊城邦时,居鲁士对全体希腊人及其生活方式都不屑一顾(1.152-3)。斯巴达围攻萨摩斯的失败,与波斯轻而易举的成功,似乎更加证明希腊的分裂与弱小(3.56, 147)。第一次谈及希腊的强大,是当雅典摆脱了僭主统治之后。自由使雅典“变得更加强大”(1.59, 5.66, 5.78)。雅典为了反对波斯这一蛮族对希腊的奴役,才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希腊的共同性:“全体希腊人血缘相通,有共同的语言,参拜共同的神坛,施行共同的牺牲,我们还具有相同的习俗”(8.144)。而斯巴达,在战争爆发前,曾拒绝接受伊奥尼亚人以反抗蛮族奴役为理由的劝战(5.49-51);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后,仍只是将波斯看作“外族”,而非蛮族(9.11.2, 9.55.2)。11雅典的政治形态最终开启了东方与西方的历史对抗,将血缘、语言、宗教与习俗的相似性团结成为共同的“希腊”。《历史》与其说探究的是东方的兴衰,不如说是西方的形成。东方的霸权是西方的“序曲”。

   因此,大流士即位前波斯的“政体争论”可以说是整个《历史》在结构上的枢纽(3.80-83)。12第一位发言人对君主制的批评集中在君主或僭主的狂妄(hybris)上,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为所欲为和反复无常上,而“最坏”的一点就是推翻祖先的习俗。这正是冈比西斯恶行的疯狂逻辑,当他试图娶自己亲妹妹时,他在法律中找到的悖谬依据就是,“波斯的大王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3.31.4)。但支持“少数人统治”的发言人,担忧暴民其实更加难以理喻,因此也更狂妄。最后发言的大流士,不仅强调君主制可以避免寡头统治的派系与民主统治的朋党,这些选择最终都会导致君主制,而且提醒他的同伴,君主制是波斯的祖先习俗,凭借这一祖宗之法(patrioi nomoi),波斯才赢得了它自身的自由。君主制或许狂妄,但对于波斯来说,放弃君主制,却既狂妄,又危及自由。13给波斯人平等(isonomia)的政治提议,未能获得支持,恰恰因为它与波斯的习俗和自由相悖。波斯的习俗,可以容许一个家族既不统治别人,也不被别人统治,但整个波斯的习俗和自由,却无法凭借这一雅典的方式维持。希罗多德将这一表面上具有浓厚希腊色彩的政体争论,置于波斯的历史中,为贯穿《历史》的东西方的政治与文明的敌对找到了某种更深的“必然性”。

早在波斯横跨三洲的东方霸权兴起之前,自由就是《历史》的隐含主题:在亚述帝国与波斯帝国之间的历史夹缝中,亚洲各民族一度获得了自由;当斯基泰人以为可以成功地围剿波斯人时,曾劝告伊奥尼亚人恢复自己的自由(1.95.2; 4.136.4, 4.142)。但面对波斯这一东方霸权的兴起,这些自由证明都只是短暂的希望。而且,根据希罗多德对埃及的描述,即使东方人偶然能够获得自由,他们也不能持续处于“没有国王的生活方式”(2.147.2)。在波斯与希腊的战争中,自由与征服揭示了东方与西方对抗的真正主题。薛西斯,可以说是集之前波斯诸王的形象于一身。他声言一旦征服希腊诸邦,将实现大流士的梦兆,第一次将欧罗巴归于一统,使宙斯的王国都变成波斯的疆域,任何民族都在其治下(7.8)。“要么我们的一切都置于希腊人的控制下,要么我们把希腊人的土地添加到我们波斯人的土地上,二者选一,没有中间的路径”(7.(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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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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