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为何说不好“中国故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60 次 更新时间:2018-06-10 17: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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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编者按】2018年5月21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举办新书《中国的文明复兴》、《中国的知识重建》发布会。郑永年在主题演讲中分享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及未来30年政治经济走向的研判。本文为编辑后的演讲全文。

  

   我今天本不想讲这两本新书,而是想和大家谈谈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及“十九大”之后的“三步走”,至少可以讲讲中国如何通向2035。不过,这两本小书,是我自己思考中国问题、世界问题的一个视角,或者方法,因此联系这两本小书来讲未来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可能演变也很好,至少有一个思考方法的基础。

   中国知识界与媒体缺乏思想体系的支撑

   最近刚好赶上中美是否会打贸易战问题,我这些天也一直在和其他人交流。中美贸易战,当然是美国发起的,但我觉得我们中国自己也有责任。这次西方对中国那么大的反应,某些程度上跟我们中国人讲中国故事的方式有关,我们讲着讲着把人家讲害怕了,而不是说讲着讲着让人家更喜欢你了。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西方媒体那么强大,中国媒体强大不起来?就媒体的技术手段而言,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西方,至少不比西方差多少。但西方媒体的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思想体系,有个知识体系。这个非常重要。媒体只是一个表达方式,没有背后强大的思想和知识体系的话,做起来会非常吃力。上次中国有关部门带了团队到新加坡来交流,我就对他们说,“走出去”交流很好,但必须要注意方式方法。方式方法不好的话,效果不仅不好,反而会走向反面。在一些问题上,中国不走出去还好,人家还同情你,但一走出去,像在国内那样讲一番话,人家反而不理解,甚至恨你。这是个矛盾,一方面要走出去,另一方面一走出去就遇到麻烦。这里面可能有方式方法的问题,但背后知识体系的问题更为重要。

   我对中国的知识界一直很苛刻,一直很批评。我认为近代以来我们一直是西方思想的殖民地,被思想殖民,没有自己的思考。其实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实现了世界公认的奇迹,例如,在短短40年内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并且让7亿多人口脱贫,这是世界经济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故事。但为什么我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反而把人家讲反感了?问题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思想体系。

   用西方的思想难以解释中国

   我自己西方教育出身,觉得西方这些理论用来解释西方非常好;可是西方的东西运用到中国来解释中国,就很难。近代以来,中国的无论什么主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我们想学习西方,来解释中国。我最近花了很多时间来回顾近代以来,包括老一辈人,对中国所做的解释,觉得很大程度上他们不是在解释中国,而是在曲解中国。

   举一个例子,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发展归纳为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然后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说,西方的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当然共产主义是对未来的展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有时候就很不科学。比如说马克思说奴隶社会,但中国从来找不到像西方这么大规模的奴隶社会。有人说汉朝有家奴,但家奴不是奴隶,家奴跟今天的佣人有点像。清华大学贝淡宁教授的研究是,即使对于佣人,中国跟西方的看法不一样,中国的佣人,做着做着就做成了家人的一部分,而西方的佣人永远是佣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呢?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就没有封建社会了。最近这些年弗朗西斯?福山写的书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官僚体系,就有了近代国家的雏形。还有资本主义。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中国在50年代有很长时间,都在研究争论中国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人民出版社还出了很多书。我觉得这个就很荒唐。如果要说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唐宋比明清更好,唐宋更发达。那为什么不研究唐宋,要研究明清?也是因为西方,因为西方的资本主义是从发现新大陆开始的,时间上就相当于中国的明朝。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过去顾颉刚先生有个“疑史”观,怀疑中国的历史。我一直怀疑中国近代以来的这个知识体系。我没有很多时间来做这方面的研究,如果做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不过,这个问题对中国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来解释中国?

   我花了很多年去了解西方是怎么看中国的,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到现在。后来我写了一本《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的小书。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西方人解释中国有一个特点——以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从早期孟德斯鸠的“中国没有贵族”,到后来的“中国没有私有产权”,包括现在很多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和左派都受西方影响,认为中国没有私有产权,没有法治,没有人权,没有民主,等等。他们以这些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但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你要解释我的话,只能以我有的东西来解释我,不能以我没有的东西来解释我,这个道理是大家很容易能明白的。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从古希腊就开始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里有一个词,叫做“orientalism”,就是“东方主义”,到后来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时,变成“orientaldespotism”,就是“东方专制主义”。这个“专制主义”一直发展到50年代的《水利社会》那本书。自古希腊到近代,对西方人来说,他们以东的地方都是一样的体制,都是专制。所谓的“近东”、“中东”和“远东”就是他们的分类。对他们来说,这些地方的体制都是差不多的。现在西方发展出各种版本、不下几十种的“authoritarianism”(中国“权威主义”),但其实西方理解中国只有一个模式,就是“东方专制主义”,没有第二个,其它都是它的一些变种。这个认识也难怪西方,因为从他们的文化来理解,他们只能这样认识我们。

   像我上一本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说的,对中国误解最深的都是德国人,四位德国人。第一位是黑格尔,他说中国没有历史,从来没有变化。确实是这样。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到现在,“吾道一以贯之”,政治结构没有大的变化。而西方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君主专制,再到近代民主,确实有实质性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历史是凝固的。第二位是马克思,他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出者。第三位是马克斯?韦伯,他从宗教的角度解释了西方的新教为什么能孕育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儒教伦理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最后一位是50年代写《水利社会》的魏特夫。西方人看中国最深的就是这四个德国人,误解得最深的也是这四个德国人。我们都非常崇拜这四个德国人。不过,我们很难责怪这四个人。我们怎么理解我们自己?这是我们的责任。传统上,中国历史学很发达,但是我们缺少社会科学,没有社会科学。

   最近就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发现,西方的“law”,我们翻译成中国的“法”,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中国的“法”可能只是西方的“law”的很小很小一部分。严复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时就说,西方的“法”,可能要包括中国的“礼”、“理”和“制”等等。中国秦朝以前就已有“刑”,也就是“法”,但中国的“法”只针对坏人,对待好人不叫“法”。西方的“法”是个普世的概念,西方有“上帝”,还有“自然法”。上帝也好,自然法也好,在现实中找不到,是一种intellectualimagination(知识的想象)。正因为不是具体的东西,是一种知识想象,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平等,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美国宪法说,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对他们来说,在“上帝”和“法”之间转换没有任何困难。但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的法只针对坏人。中国每一个社会群体,士农工商,都有他自己的“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士大夫阶层而言,“礼”就是他的法。如果重新解读这种传统,我们就可以很很容易理解现在的“党纪”和“国法”之间的关系。

   展望2035中国经济:“三层市场”论

   中国是个文明国家,但是文明国家不是一种道德概念,就是说它一定是好的或者坏的。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它的优势劣势,不光有好的。现在很多人要把中国模式叫做世界上最好的,也不科学。我们好多东西要重新回顾。中国未来30年,到2035、20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会怎么样?我觉得如果用中国自己的文明观点来看,远远要比用西方的理论预测有效得多。

   中国未来30年,经济制度是什么样子的?现在中国讲mixedeconomy(混合经济),我觉得没有讲清楚。西方把中国看成是statecapitalism(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我们也不是。我的下一本英文书,我和我的合作者花了十多年时间,从汉朝的经济形态一直梳理到当代。中国几千年,真是“吾道一以贯之”,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体制。叫它资本主义也好,或者叫它市场也好,中国一直以来至少有三个市场,或者有三层资本。顶层的永远是statecapital,国家资本;底层的都是freemarketcapitalism,就是自由的民间资本,像今天的中小企业;还有中间层面,就是国家跟民间资本互相合作,两者互动的这一部分。从汉朝开始,几千年都是这样。有些领域国家一定要垄断,要占主导地位,但是大量的东西要放给民间,这也是儒家的思想。中间部分很中间。像盐铁业,对国家很重要,但即使对国家很重要的东西,也可以叫私人去做,所以到了近代会有“官督商办”。这其实是中国非常古老的一个概念,并不是近代的创造。

   在中国那么长的历史中,只有四个时期走了极端,变成了国家主义,国家完全占了主导地位,市场几乎没有了。第一个就是王莽改革,第二个是王安石,第三个是朱元璋,第四个就是毛泽东。几千年来就是这四个时期,国家跟市场完全失衡,偏向政府,搞理想主义那一套。除了这四个时期以外,中国的国家跟市场基本上都是相对平衡的。所以我们下面的一本书叫MarketinState《(政)府内市场》),中国的市场一定要服从政府规则。而西方是stateinmarket,就是即使政府也要服从市场配置。这非常有意思。现在林毅夫先生他们在做新结构主义,即中国的经济学。而我觉得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已经有了,就是《管子》。《管子》就是怎么治理经济的理论。如果你要解释中国经济几千年历史,直到今天的话,《管子》的解释要比任何西方经济理论有效。西方讲供需关系,但供需主要靠市场调节。凯恩斯主义有点不一样,强调政府也要扮一个角色。《管子》,不讲“供需”,而讲“轻重”,“轻重”的调节者就是政府,是政府根据市场的情况而调整经济。但是管子的论述是短短的一段一段的,不表现为现在的经济学形式,没有数学,更没有公式。如果能找一帮年轻人,把这些思想数学化,公式化,对中国、对世界的经济学都是巨大的贡献。

   所以我认为,西方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实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中国怎么变,也变不成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永远不会。中国还是这三种资本,三层市场,一直往前发展。这种制度有它不好的地方,就是跟西方的stateinmarket比较的话,效率差一点,但是比起西方好处就是,能预防大的经济危机。西方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分析的那样,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比如30年代的,97/98,07/08的经济危机等。中国过去40年基本上没有经济危机,这跟共产党的调控能力有关系,跟这个机制有关系。

西方现代经济主要有两个调整手段,一个就是货币政策,一个就是财政政策。可是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就很难能发生作用。当然现在他们搞QE了,量化宽松。我要提一下,最早使用量化宽松的就是管仲,利用货币供应量来调节经济,这是管子的思想,那个时候已经在使用,只是规模比较小。还有就是西方的财政政策,但当政府的债务赤字太大了以后也不顶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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