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为何说不好“中国故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73 次 更新时间:2018-06-10 17:5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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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中国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外,还有国有企业这个经济部门可以调节经济。

   我认为全球经济未来会越来越波动,所以中国怎么做都不会放弃这个国有部门。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中国几千年就是这样。当然这三层资本之间,边界在哪里,每一个朝代都在变化,每一个时代都在变化,改革开放40年里也有变化。现在要中国回到毛泽东时代,完全没有民营经济,是不可能的。现在就是政府跟市场之间取得平衡的一个问题,在中国就是混合经济和谐的问题。

   展望2035中国政治:开放的一党制、以党领政、三权分工

   未来30年,中国政治会如何?这次修宪以后,大家都不说话,我觉得很奇怪。西方的反应那么激烈,而我们国内还采取鸵鸟政策。其实这也可以从历史上看。官方本身不好出来说,但我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现在确实在形成之中。

   大家知道,一说西方,就是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但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国几千年的汉制,也有三权的分工合作——决策、执行、监察,从汉朝建立起,一直到晚清没有变化。一个体制生存了两千多年,你不能说这个制度没有生命力。所以当我们今天说我们的文明几千年不中断,我们要思考,哪些东西没有中断?王朝是中断的,皇帝来来去去;甚至我们的人种都变化了,我们汉人不是一个种族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那我们哪些东西不变呢?就是这个政治经济体制从来没有变化,只发生了一些小的变动。

   我的理解就是,80年代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当时还有点想往西方的方向发展,要党政分开。我觉得这也正常,因为近代以来很多人都是希望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孙中山先生就要搞一个“五权宪法”,把西方的三权,加上中国传统中他觉得好的两权,即考试权和监察权,变成五权。但我觉得孙中山基本上是个理论家,是个“书呆子”,没有机会实践。从台湾的实践看,这两个体制完全是不同的逻辑,要么西方的三权为主,要么中国的三权为主,把两个加起来很难。所以台湾现在基本上是西方三权的机制,考试权基本上已经没有了,监察院还在,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

   中国这次变动巨大,加上了那个监察权。这是什么概念?为什么从80年代的“党政分开”,到现在的“党政分工”?其实就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党政分开的道路已经走不下去了。党政分开,党的主管跟政府的主管两个人之间如果有矛盾,就变成了党政两个机构之间的矛盾,就会产生政府的分裂。所以,1992年之后中国一直是“三合一体制”,就是党的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由一人来担任,并且把国家主席实权化。“十九大”维护这个三合一制度。“三合一体制”其实是对“党政分开”的直接否定,只是大家不好意思说。实际江朱、胡温时代都是这个思路。去年王岐山“两会”期间有一个论述,说我们是“广义政府”,党也是这个政府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论述非常重要。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学术界,还有媒体,当时报道很少,学术界也好像没什么研究。这个不应该,这个概念其实非常重要。他更早的时候跟基辛格见面的时候也说了类似的话,就是要做党政一体的改革,不是完全两套分立的。

   我把西方称为外部多元主义,它是先有市民社会后有国家的,它有不同的社会力量,所以一个国家可以有几个政治过程,可以三权分立。但中国不是。中国几千年来就是皇权,秦始皇以后一直是先有国家后有社会,皇帝只能有一个,所以只能有一个政治过程。那么怎么做,才能让统治比较有效?那就是把一个政治过程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决策,第二段是执行,第三段就是监察。这是汉制,确认了以后,一直到晚清。现在也是这样,有点类似。那么现在要解释的就是,皇权怎么转变到现在的党权?怎么看我们这个党?

   共产党其实不是像西方理解意义上的政党。我的解释是,“党权”就是“组织化的皇权”。以前的皇帝是个人,是家庭,现在党是一个组织。在这个转型中,西方有些概念是帮助了我们的,比如“民族主义”、“主权”、还有列宁主义式的政党。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正是表现在这些地方。这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中国化。

   我们从一个基于个体家庭之上的皇权,转成基于一个组织之上的党权。以前的皇权分成三个权力部门,现在就是党权分成三个阶段——决策权,执行权跟监察权。第三权加上去,这是王岐山的功劳。但我们绝对不是说这是简单地对传统的回归。因为现在党是个集体,而以前皇帝是个人家庭。我觉得这个制度如果做得好的话,生命力会很强大。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汉制生存了多少年?钱穆老先生特别推崇汉制,我觉得有道理。但这个制度的重建现在刚刚开始,还有好长的路要走。从制度建设来说,今天还处于汉朝。秦始皇帝统一了中国以后,基本上没做制度建设。同样,毛泽东统一了中国,但是真正的制度建设,从现在开始要做很长时间。

   比如说决策权,以前主要掌握在皇帝跟他的大臣将军、皇兄皇弟这些人手里。现在完全不一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政协,也包括社会团体和智库,都可以成为决策权的一部分,因为他们都是以不同方式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去。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决策权怎么更民主化一点?以前不需要民主,但现在民主的观念有了,大家不可能不民主。还有监察权问题。反腐败很重要,但监察权也不能滥用。汉朝就规定,不可以事无巨细地什么都监察,那样行政就没法执行了,按照规定只有六个项目可以监察。我们现阶段就有这个毛病,已经有报道出来,下面的一个纪委去查,发现官员办公室里有零食,就把人找来谈,说是违规。这就监察过头了。“三权分工合作”这种制度,跟西方的民主制度是矛盾的,但是跟民主本身不矛盾。我的观察是,中国的制度可以吸纳西方很多民主的要素,但不会成为西方的民主制度。

   所以我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总结了几点:第一,只要共产党能够维持其政治主体的地位,多党制不可能,但这是“开放的一党制”。这跟多党制不一样,跟新加坡的一党独大也不太一样。如果一个政党被几个家族、一些利益集团垄断了,那就很危险了。那么怎么开放?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经验。中国传统上只有皇帝这个职位不开放,其他都是开放的,有很多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最高领导人也不是终身制,这个职位也是开放的。共产党在不断把新兴社会阶层吸纳到党内也促成了执政党更加开放。

   第二个就是“以党领政”。任何一个政治制度,西方也好,非西方的也好,政治很重要。西方从“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产生以后,主要问题就在于很难产生一个有效政府。美国也好,欧洲也好,聪明人很多,他们知道国家的问题出在哪里,怎么去解决,但是很难产生一个有效政府。“以党领政”在东亚有很多实践,日本是这样,新加坡不用说,台湾“两蒋”时代都是,韩国也是这样。以党领政,政治是核心、主体。

   第三点就是“三权分工合作”。这样理顺好了以后,这个制度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国家的稳定可以有保证。

   除此之外,中国下面还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面对。中国要实行总统制呢还是内阁制呢?总统制就有任期限制,内阁制就没有,随便做几届,直到党不让你做了。还有一个就是,新的领导人产生了以后,总书记也好,总理也好,有没有组阁权?能不能他有自己的班子?一个领导人掌权以后,要达到执政目的,一定要一个团队来做,西方首脑都有权力自己组阁,但现在中国不是,这就产生了很多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确实要做到文化自信,我们现在还是不够自信。中国有几千年的经验,我们很多都可以向西方学,但向西方学的目的不是说要把我们变成西方国家,而是把我们这个制度建设得更好。你即使要变自己成西方也很难变。台湾一直在刻意要变成西方,但越变越糟糕。你也不想看到台湾这样的局面。

   经济上我们学了西方很多,政治上我们也在学。现在新的组织机构,人大、政协、智库等这些,中国传统里哪有啊?怎么样来理解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社会的转型,我们最后会走到一个什么样的形态?我们从文明的角度来观察问题,要比西方各种主义的预测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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