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温州金融生态及相关金融改革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8 次 更新时间:2018-06-05 23: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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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进入专栏)  

   (此文系2012年初上海讲座的录音整理稿)

   大家好,欢迎在座各位。首先讲讲我研究的领域,还有为什么能够到这里来跟大家就金融问题做交流。

   我在财政部的研究所有几十年的工作经历。先是在“文革”结束后碰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机会进入大学学习,接着在财政部财科所就读硕士研究生,留在财科所工作之后就没有换过地方,中间在职攻读了博士学位。我在研究过程中一直高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因为自己在进大学之前有在农村、部队和工厂的经历,还是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有所体验和领悟的,深知不能把研究搞虚了。到财政研究所定位于研究工作时,我也非常注意跳出财政看财政,因为财政是一个以政府为主体的分配体系,但是一定要运用这个分配体系服务于大社会。最近这几年的研究兴趣也包括在金融方面,受邀参加了在北京、上海两地经常举行活动的“金融 40 人论坛”,和一些学者和金融界的从业人士有了不少的交流。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在座的各位再做一次请教。在座的有金融家,也有在金融方面已经做了多年研究的研究者,我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比较直率地做一个汇报,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我们可以讨论互动。我还有一个建议,我在讲的过程中,如果在座的各位觉得有问题要提出,不妨写张纸条递给我。这算是一个开场白,先把今天基本的想法跟各位说一下,下面就转入正题。

   和上海财经大学老师沟通的时候就提到过,我认为自己在知识储备上以及在金融的一些相关理论知识方面,是需要向各位请教的,因为毕竟不是在金融方面做系统研究的研究工作者。但是我还是有一个愿望,就是愿意在力求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下,从某个对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案例,即温州前一段时间震动全局的金融链断裂这个事情出发,做一些讨论和评判。从现象形态的分析,要进一步引申到理论,如转轨经济学、金融深化理论等,不一定很有条理,但是把自己的想法汇报出来以后,经过大家的批评指正,来共同深化在理论联系实际视角下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认识。当然这些认识希望最后能够引到从不同角度提出对策和建设性的看法。作为政策研究和设计,这方面肯定需要总结很多的启示。金融家、企业家和研究人士,值得关注这些事情,提炼出自己的观点。

  

   温州的前期发展

  

   下面就先把我了解的温州金融链断裂前后的大致情况勾画一下,可能要说得更早一点——对温州的关注,我是从20世纪80年代读完研究生以后开始的,当时这方面的争论非常激烈。温州当地的居民更看重的是自由空间,做一些小买卖,办一些“戴红帽子”的私人小企业,并发展集贸市场。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很多所谓的“投机倒把”和假冒伪劣问题,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很有意思,那时候还是治理整顿期间,在对温州的评判方面,正面肯定的声音出来了。 1991、1992年的时候,我到温州开了一个研讨会,接触当地的企业家,看看当地企业的现场,觉得已经度过了开始扑朔迷离的紊乱期,已经看出来民间经济的成长。那时候的紊乱对全国影响最大的是假冒伪劣,比较典型的是低压电器市场上的假冒伪劣,还有后来的一些假广告。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温州开始校正紊乱和混沌状态里一些负面的东西,开始走正道。它在谁也没有想到的一个山窝子里,形成了当时亚洲最大的纽扣集散地。低压电器市场,后来也越来越正规,开始扩展市场占有率。有些事情一开始要分两方面说:最早的时候,低压电器的假冒伪劣现象当然与商业道德水准低有关,但也跟它拿不到计划控制的银有关:低压电器的接触点是要镀银的,但在国家指令性的战略物资控制之下根本拿不到,那么就假冒了,采用其他一些类似银漆那样的东西,实际使用功能就很差,用了几次以后,出现功能下降甚至烧坏的情形。而到了那个时候,这些问题基本都过去了。另外,我注意到,在温州成长发展过程中,它的融资很有意思,它得不到国家正规金融的支持,靠所谓的摇会、抬会,邻里之间、亲友之间、朋友之间,大家各出一些份子钱,然后抓阄抽签,这一期谁抓着这个签,谁用这笔钱,下一期换一个人,这个钱用起来是滚动着用,放出去、收回来,进而完成某一个阶段性生产经营周期的需要。这里还有潜规则,因为是熟悉的人,不敢过分乱来。但是有一些现象也被人指责,因为熟识人之间的摇会、抬会,后来变成了对社会公众的非法集资。还有“地下黑钱庄”的说法,有类似银行业的地下金融。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社会转轨中和市场化改革里面,有一个从不规范到规范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必须容忍这种不规范的东西。当时对这方面,感觉是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由摇会、抬会等看起来很原始的形式生发出来的融资机制,也包括当时的一些企业组织形式。温州的企业最开始是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但要戴个“红帽子”,以后才敢把“红帽子”摘掉,开始确认自己的私有产权。这个私有产权确定了以后又要发展规模化经营,但是那个时候一下子走不到股份制,就提出要发展股份合作制,这在经济理论上就有一番争论了,股份制的规则是一股一票,合作制的规则是一人一票,驴和马怎样结合到一起,两种规则无法兼容,这个矛盾怎么处理,对这也有很多讨论。当时基本的看法还是先要鼓励这种过渡形式,这是私营经济升级换代的一个看起来必要的过渡,但是以后它一定会走到规范的形式,最大的可能是股份制这种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果不其然,我们看到凡是做大的企业和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包括温州、台州、浙江、长三角经济强劲增长极区域的许多企业,发展起来之后就都是规范的股权形式了。

   这里说到的温州前期的发展,当时我们总体上还是正面肯定的,认为在经历了阵痛和混沌局面以后,可以和我们心目中追求的健康的市场经济接轨。2000 年以后一段时间,对温州和浙江已是众口一词地赞扬了,如民营经济发达、县域经济发达;国家过去把这边作为海防前线,没有投入,但自己形成了一个生态;政府既然不能支持,那么让老百姓自己闯、自己试,温州从最不起眼的收破烂式的小经济,发展成一个长三角经济增长极的代表性区域,已形成一片赞扬之声。

   但是再过几年,我们又开始听到了一些忧虑的说法,如温州的实体经济开始出现空心化,开始发展成一种炒作式的、明显带有泡沫性质的运作形式,如温州炒房团。冲向全国不少地方的温州炒房团,在受到了房地产调控新政的遏制之后,据说又参与了炒大蒜、炒大豆、炒绿豆等炒作风潮,这对温州就有一些负面影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负面的评价。

  

   温州的旧城改造

  

   因为种种原因,后来我没有做更多的温州实地调研,在对它的好坏参半的评价中,我仍然坚持认为对温州实际发展过程中的亮点我们总结得不够。比如,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对于温州旧城改造的融资机制,理论界、金融界总结得非常不够。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去温州的时候,看到老百姓已经富起来了,农民层面已经出现了“龙港农民城”这种形态。但你看一看它的主城区,一片破败景象,都是非常拥挤的老房子,那时温州市政府就是几排平房,是非常典型的老百姓开始有钱、政府穷、城市改造任务非常艰巨的局面。我自己觉得很困惑,就是看不出一个温州怎么解决旧城改造的清晰的思路。似乎没有一个出路,政府怎么拿出钱来架桥修路、改造城市?但没想到,2011 年之后,我听到温州的旧城改造基本完成了,怎么完成的呢?就是先有顶层规划,即关于城市区域怎么改造,政府牵头将新区和老区一起规划了以后,落实到各个街道上的铺面筹资,临街铺面都可以向社会招标,民间资本就认这种具体铺面,比如说临街的多少平方米商铺,出的这些钱里面包括平常商业标准定义所说的租金,实际上一起捆绑了用于旧城改造的资金,等于是集资性质的招投标。整个旧城改造的规划,是政府控制的,但是旧城改造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民间资本的聚沙成塔,靠着这样一种合资机制,就把这个老城区改造做出来了。这个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其他地方仿效呢?我还不敢说,还没有非常典型的其他城市仿效温州来做出这样的旧城改造,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借鉴价值,已经在所谓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上,有一些创新进展。

  

   温州“跑路潮”

  

   再回到前一段时间所说的“温州资金链断裂”,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发生了。人们都关注是否温州发展后劲出了问题。暴露了产业空心化,企业、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资金看起来没有源源不断地注入把企业做大做强,倒是有很多资金出去炒房、炒绿豆、炒大蒜,最后引致了什么局面呢?就是 2011 年下半年出现温州企业家的“跑路潮”。等到这个事情为全社会所知,我注意到金融界的人列了一个清单,就是综合报纸上公开报道的相关信息,如哪些人失踪了、哪些人跑掉了、哪些人跳楼了,合在一起简称“跑路事件”。比如说,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姓胡的“眼镜大王”,他的企业应该在当地是大企业了(在全国的概念上也可能叫中型企业),在资金链实在承受不了的情况下,他跑到了美国。既然要断裂,那么这些人就要避祸,这些“祸”是多方面的。综合起来跑了几十个人。这个失衡怎么处理?就是“救火式”行为,即政府领导现场指挥“灭火”。后来姓胡的企业家经政府越洋电话做工作而回来了,产生了示范效应,这个事态也就慢慢平息下来。后来我们到温州开过一个研讨会,正是对金融问题的研讨会,温州当地的人说余波未平,还有很多问题他们都在想方设法“灭火”,但是“跑路潮”已经平息了下来。

   这个现象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总结。如果提升到保持总体的经济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层面,那么金融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金融怎么服务实体经济?联动机制怎么考虑?都需要做很多很多的调研、探讨和理论升华。我现在的基本想法是,先从对温州金融生态的不同态度说起。此前,温州的金融生态在全国金融生态评比中连续七年是第一名,但最终却出现了震动全国的、平息起来代价很大的金融链断裂的事情,那么金融生态还有金融生态指标衡量之下的金融运行,是值得高度评价还是应反思其不值得高度评价?应该以什么样的指标体系来把握?不论怎么复杂,我认为最基本的一点是,看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实际效果如何,才是正确的内在评判逻辑和取向。光看指标的漂亮,其实没有意义。实际上,在温州金融生态指标评价连续七年第一之时,央行调控的是正规金融,对于温州辖区之内实体经济,金融的影响已经非常次要了,因为正规金融在温州已经被现实生活边缘化了,温州实际融资更多依靠的是这种常规金融之外大量的高利贷和次高利贷,这些高利贷成了当地经济生活里不可缺少的融资的主导。这种高利贷主导当然同时伴随着脆弱性,伴随着导致实体经济层面困难的属性。在泡沫经济、炒作经济等不健康状态之下,获得这种金融生态评比的第一名,我认为其实是一钱不值的,这是我们考虑金融本源和本能的时候应该有的基本视角。所以从“七年第一”说起,后面的图景在我的理解之下,人民银行反复强调规避风险之下,现应“捅破窗户纸”首先说清的,是金融生态评比中仅考虑的常规的、健康的这种低利率的金融,实际上在有些区域,特别是在我们经济增长极 — 经济发展一度最活跃的长三角温州这样的地方,已经被挤到边缘状态,已经在实际生活中不起多大作用、至少不起主导局面的作用了,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

  

   金融发展改革的三个势在必行

  

   作为研究者,自己从温州发生的不良局面,以及前面所说的评价往下走,愿提炼出正面的、怎样考虑金融发展和整个相关经济社会和谐、争取又好又快发展总体局面的三点意义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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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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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贾康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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