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檀道济的悲剧人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9 次 更新时间:2018-06-05 19: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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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古代的统治者,他可以凶恶残暴,他也可以骄奢淫逸,因为,这是能爬到权力金字塔塔尖上的人的常态,草民们对此早已经习惯,并不得不乖乖认命了。古人所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尚书·洪范》),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他们唯独不能愚蠢,不可脑残!道理十分简单,即愚蠢会导致治国理政上的荒腔走板,最终堕入灭亡的深渊!

   “自毁长城”,就是统治者愚蠢的一种直观体现。

   现在,就让我们回溯历史的长河,了解一下“自毁长城”这个典故的来龙去脉,看看它的发明者——南朝刘宋时期的优秀将领、著名功臣檀道济的历史悲剧,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对“自毁长城”这个典故中所蕴涵的文化特质与时代精神有进一步的体会,咀嚼出更加复杂的滋味。

   儒家“亚圣”孟子说过:“知人论世”,这当然是不刊之论。所以,我们在叙说檀道济悲剧性个人遭际之前,姑且先来了解一下他所处的时代,看一看他的悲剧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发生的。因为“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孟子·离娄上》)。在巨浪滔天、呼啸而至的社会洪流面前,个人的力量,个人的作为的确是渺小而无奈的。

   东晋末年,门阀政治的日趋腐败,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危机四伏,人心思乱,结果导致爆发了震撼南半个中国的孙恩、卢循武装举事(以前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称之为“孙恩卢循起义”。可怎么看这场动乱也没有丝毫的“起义”气息,名不副实,还是改称“武装举事”来得合宜),在镇压这场武装举事的过程中,一些出身地主阶级中下层——寒门的将军,开始掌握了东晋王朝的兵权。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刘裕,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借助东晋“第一王牌军”北府兵的力量,“奋起寒微”,灭亡了东晋,登上皇帝宝座,建立起刘宋新王朝。

   刘宋王朝的建立,使东晋以来门阀士族的统治地位遭到削弱,专制主义的皇权重新抬头。这是符合古代社会发展总趋势的合理现象。然而,专制皇权的强化,也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宋武帝刘裕咽气之后,他的继承者多为贪婪不厌足、杀人不眨眼的暴君,为了夺取和巩固帝位,他们彼此猜忌,互相残杀,上演了一幕幕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骨肉相残”丑剧。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其余波之所及,使得刘宋朝廷的文武大臣,尤其是声望高、地位重的功臣勋将,也往往在莫须有的罪名中被无辜屠戮。遂造成了刘宋王朝内部君臣离心离德,军力不振,无法抵御北魏政权进攻的一系列严重恶果,也为日后野心家萧道成乘机崛

   起,灭宋建齐朝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契机,所谓“人必自侮然而他人侮之”!

   檀道济就是在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开始其人生跋涉的,而他最终的蒙冤被杀,则是这种黑暗政治之下,功臣宿将历史命运的一个象征,一个标本。

   檀道济,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北)人,出身寒门,是刘裕的最早追随者之一,也是刘宋王朝中最著名的将领。历任扬武将军、宁朔将军、征南大将军、司空、江州刺史、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等要职。他智勇兼备、骁勇善战,在历次重大战役中,“身先士卒”,所向摧破,讨鲁山、擒桓振,破徐道复,还曾辅佐刘裕北伐后秦,连克许昌、成皋、洛阳等重镇要地,大获全胜,战功赫赫。后又长年担负戍守北边的重任,在与北魏大军相拒过程中,屡建功勋。北魏军中上下对他都是忌惮三分,惟恐避之不及。

   以其军事才能和卓越贡献而言,称檀道济为捍卫国家的“万里长城”并不为过,说他是维系刘宋政权安危的中流柱石也恰如其分。

   檀道济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在治军管理上也颇有建树,往往能临事不惊,处危不乱,善于量势设计,稳定军心,扭转战局。如著名的唱筹量沙,巧解敌围就是突出的一例。无怪乎后世兵书《三十六计》也要和他扯上关系了,将“檀公三十六计,走为上”作为全书的立论依据及切入之点。

   在对待战俘问题上,檀道济也具有远见卓识,不以血腥屠戮为能事,以达到瓦解敌军斗志、减少自己进军破敌阻力的目的。如北伐攻克后秦战略要地洛阳后,檀道济曾俘获后秦军将士四千余人。当时部下都建议干脆统统坑杀算了,一则以绝后患,二则以破敌胆。其实,这种做法也属于古代战争中胜利一方对败军所经常采取的一种措施。当年白起在长平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余万,西楚霸王项羽巨鹿鏖战获胜后坑杀秦军降卒二十余万,就都采取了这种做法。然而,檀道济却认为“伐罪吊民,正在今日”,大开杀戒,得不偿失,于是把这些战俘一概释放,遣送回家。《孙子兵法·作战篇》上讲,“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檀道济的这一善俘举动,收到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很好效益,使得“戎夷感悦,相率归之者众。”(《宋书·檀道济传》)

   檀道济虽然功勋卓著,兵权甚重,可是对于刘宋政权却是一片忠心,并无贰志。这一点连宋武帝刘裕本人也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一直没有效法当年汉高祖刘邦的做法,将这位大功臣推上断头台,并且在临终之前淳淳嘱咐他的继承人少帝刘义符说:“檀道济虽有干略(即军事上颇有一套),而无远志(即政治上没有什么野心),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也(也即控御起来不会有困难)。”(《宋书·武帝纪下》)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威震强敌的英勇将领、元戎功臣,最终还是不能为他参与拥立起来的宋文帝刘义隆所容纳,惨遭灭门大祸,留下千古遗恨!

   檀道济平生唯一可算是做错的事情只有一件(仅仅从“恪尽臣节”尺度衡量),这就是他当年出于为刘宋朝廷前途考虑,参与了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所策划的废杀少帝、拥立文帝的活动。虽然说这件事情有干预朝政(其实也是皇帝家中私事)之嫌,文帝上台后并不感激,对事件的主谋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大开杀戒,恩将仇报,但是檀道济早已改弦更张,“洗面革心”,及时地向宋文帝效忠输诚,替文帝擒杀了过去一条战壕里的同志谢晦将军,也算是将功折罪,很对得住宋文帝了。按理,檀道济应该太平无事,至少是有惊无险。

   然而,宋文帝刘义隆终究是不会放过这位功臣元勋的。他登基后,以檀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的缘故,而始终对他心存“疑畏”。之所以暂时不杀檀道济,不过是他还有利用的价值,可以替自己镇守北方,抵御北魏大军的进攻。这一点,是只知道打仗,不懂得政治权术的檀道济将军所永远也不会想到的。

   宋文帝这一阴暗的心理,恰好为无耻小人所利用。彭城王刘义康十分嫉妒檀道济的功名,便趁宋文帝久病不愈、心情郁闷恶劣之际,屡进谗言,诬陷檀道济:“宫车晏驾,道济不可复制。”这正好挠着了宋文帝的痒处,牵动了他隐忍多年的凛凛杀机,“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六韬.文韬.守土》)。所以必须提前解决,以求一劳永逸,“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于是即把檀道济从其驻地江州召回朝廷。当时,檀道济的妻子已经预见到此去凶多吉少,危在旦夕:“高世之勋,自古所忌,今无事相招,祸其至矣。”

   但是,檀道济的见识似乎还比不上一个妇人,总以为自己有大功于朝廷,对皇上忠心耿耿,大概还不至于有大的危险,依然奉诏入京。“生人作死别,荼毒当奈何。”(《太平御览》卷八八五,引《异苑》“时人为檀道济歌”,并注云:“檀道济元嘉中镇寻阳。十二年入朝,与家分别,顾瞻城阙,歔欷愈深。识者是知道济之不南旋也。故时人为其歌曰”。)

   在京城建康住上一段时间后,宋文帝的病情略有好转,恰好北魏又于此时入侵边境,宋文帝一看檀道济还有他的用处,就准备让檀道济“还镇”,放他回江州。檀道济刚刚踏上回归的船头,尚不及拔锚启航,宋文帝旧病复发,沉疴不起,有道是“攘外必先安内”,于是再度下达圣旨,把檀道济从船上召唤下来,收付廷尉,并将其子孙、亲信一网打尽。

   宋文帝的诏书“痛斥”檀道济“阶缘时幸,何恩在昔,宠灵优渥,莫与之比。曾不感佩殊遇,恩答万分,乃空怀疑贰,履霜日至。元嘉以来,猜咀滋结,不义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民之听,彰于遐迩。”(《宋书·檀道济传》)似乎真的是罪大恶极,罄竹难书。可是具体开列的罪名,却仅仅是包容诗人谢灵运,“潜散金货,招诱剽滑,逋逃必至”(同上)等等,这实在是莫须有的罪名,捕风捉影,查实无据。即便真的有,亦罪不至死。真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宋文帝除掉檀道济的决心已定,也就顾不得更多了,遂将檀道济及其儿子檀植、檀夷等亲属、部将数十人,押赴刑场砍头示众,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屠戮功臣事件。“可怜白浮鸠,枉杀檀江州。”(《南史·檀道济传》)

   当檀道济面临逮捕之时,曾愤怒得“目光如炬”,摘下帽子往地上猛地一摔,恨恨道:“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自毁长城”的由来。

   檀道济的悲叹感慨太有道理了,“自毁长城”的恶劣后果立即呈示了出来,宿敌北魏君臣闻知檀道济的死讯,禁不住大喜过望,雀跃欢呼,认为刘宋朝廷方面再也没有能同自己相抗衡的大将之材了,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为所欲为了:“道济死,吴子辈不足复惮。”(《宋书·檀

   道济传》)(这跟当年晋文公听说劲敌楚国令尹子玉被逼自杀的消息后,兴奋地大声喊叫“莫予毒也”的状况如出一辙!)于是便趁机加强了对刘宋政权的军事攻击,刘宋北部边境局势骤然紧张,防御阵线几至颓溃。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刘宋皇帝才想起檀道济守边安境的好处来,免不得浩叹一番:要是檀道济还在就好了,岂能容北魏“索虏”军队如此嚣张捣乱!可惜人死不能复生,再说也等于白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这正好应验了“人必自侮,然后他人侮之”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檀道济的悲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古代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功臣宿将往往不是老谋深算、心肠歹毒的君主的对手,他们惯于按自己正常的思维安身立命,待人接物,对专制君主刻薄寡恩、猜忌滥杀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轻信君主的“允诺”,迷信君主的“善意”,结果不免是大上其当,徒呼奈何,悔之莫及。这类学有专攻的“专业人士”,在某一领域内自是才华横溢,建树多多,但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上、波诡云谲的政治权术斗争中却显得十二分的幼稚。他们若是不慎陷身于权力斗争,其结局通常都非常的悲惨。韩信、白起、李牧等人是如此,檀道济自然也不曾例外。对于封建专制君主来说,像檀道济这样的功臣勋将,永远是潜在的威胁,有用时不妨当枪使,一旦感到用起来不怎么方便,或者说自己的地位受到某种威胁(尽管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不过是主观的想象,典型的“狼来了”而已),便要赶紧丢开,甚至干脆折断,这正是古代统治者“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固有心态。对其而言,这乃是永远无法改变的政治取舍。

   与此相反,一些庸庸碌碌的小人,虽无一技之长,却能凭着八面玲珑、摇唇鼓舌而飞黄腾达、左右逢源。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有功劳的不如没功劳的,英雄豪杰、功臣勋将四处碰壁,历尽坎坷,甚至无端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能之辈、奸佞之徒春风得意,称心如愿,或当大官,或捞大钱,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色之一,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悲剧。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历朝历代的经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却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立功的。一本《增广贤文》,几乎充满了这种文化“犬儒”色彩:“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非皆因常开口,烦恼总缘强出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它们所要向人们提醒的,就是只要会做人,便等于拥有了一切,否则你专业再精、功劳再大、贡献再多,也是白搭,纯属徒劳。檀道济似乎不太明白这层奥秘,所以,下场才会那么悲惨,死的才会那么难看。

   写到这里,真的应该为檀道济的人生悲剧,一掬同情之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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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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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朴民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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