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萍:“自由儒学”导论

——面对自由问题本身的儒家哲学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1 次 更新时间:2018-06-04 17: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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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萍  

  

   [内容摘要] 如何面对现代自由是当代儒学无法回避的一项思想课题,“自由儒学”就是笔者为此而提出的一种儒家哲学建构,其意旨在于克服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紧张,同时避免西方自由主义的弊端,为发展现代自由开辟更稳健的道路。因此,“自由儒学”将直接面对自由问题本身,也即“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展开思考,通过厘清“自由”概念的儒家话语,追溯自由的存在本源(本源自由),由此重建儒家超越性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进而建构起儒家现代性的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关键词]自由儒学;“自由”的儒家话语;本源自由;良知自由;政治自由

   作者:郭萍,山东青岛人,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中西比较哲学。

  

   如何面对现代自由是当代儒学无法回避的一项思想课题,为此笔者尝试提出“自由儒学”的理论探索,也即是面向现代自由问题而展开一种儒家哲学的创建,其总体的思想路径是对西方自由理论进行批判地借鉴,同时对传统儒学理论进行批判地继承,以保持儒家的话语特质,其意在于克服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紧张,同时避免西方自由主义的弊端,为发展现代自由开辟更稳健的道路。因此,“自由儒学”既不是以西说中或以中说西,也不是以古说今或以今说古,而是要面对自由问题本身——“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展开思考,通过厘清“自由”概念的儒家话语,追溯自由的存在本源(本源自由),由此重建儒家超越性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进而建构起儒家现代性的形下自由(政治自由)。也就是说,“自由儒学”是要在一种崭新的地基上,也即在当下生活(本源自由)的基础上建构儒家的现代自由理论。

   一、汉语及儒家话语中的“自由”概念

   首先我们要明确汉语及儒家话语中“自由”的基本涵义。现代汉语中,“自由”作为一个概念性名词,是由日语回归汉字的借词,日语中读作ムルデカ(jiyu),以此与西语的“liberty”(或“freedom”)对译。对此,在清末就有学者指出:“‘里勃而特’(音译,指liberty——引者注)译为自由者,自日本始。”[①]此外,当代汉学家马西尼(Frederico Masini)所著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周振鹤等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以及刘正埮等主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等著作中也都指出“自由”是日本人借用古汉语词汇去“意译”西语的回归词。事实上,日本学者当初之所以用“自由”而非其他汉语词汇来翻译西语的“liberty”(或“freedom”),就已然表明二者在语义上存在着某种对应性,否则这种译法也不可能被人们普遍接受。这也就是说,汉语“自由”一词的基本语义必然蕴涵着古今中西“自由”概念的一般性内容。而属于汉语文化圈的儒学,其“自由”概念自然是以汉语“自由”一词的基本语义为前提的,所以,在此我们可以通过汉语 “自由”一词的语义来窥探儒家话语中的“自由”概念。

   汉语“自由”一词始见于汉代的史书和典籍中,起初只是“自”、“由”两个单音节字的连用,而后渐渐作为一个复合词流行开来。我们先分别考察一下“自”“由”二字的本义。

   (1)“自”字释义。见《说文·自部》:“自,鼻也。象鼻形。”可见,“自”本义指鼻子。生活中,由于人们在说自己的时候,往往用手反指着自己的鼻子,借以强调自我,所以“自”就假借用作第一人称代词,指称自己,即如《集韵·至韵》的解释:“自,己也。”《荀子·君子》也指出:“自,犹己也。”总之,“自”就是指代个体、自我。

   (2)“由”字释义。“由”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字形为,表示一滴油正流入器皿中,体现为衍行之貌。许慎撰《说文解字》并没有收集“由”字,但在清人朱骏声所著的《说文通训定声·孚部》指出:“由,叚借为迪。”[②]关于“迪”字,《说文·辵部》解释为:“迪,道也。从辵,由声。”其中“辵”与“辶”均有行走之意,“迪”字则表示道或道路。据此推知,“由”字的引申意为行走、蹈行,故《广雅·释诂一》有载:“由,行也。”其实,这种用法在古代典籍中非常常见。略举二三例,如下:

   ①观其所由。朱熹集注:“由,行也。谓所以行其所为者也。”(《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为政》[③])

   ②舍正路而不由。朱熹集注:“由,行也。”(《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离娄章句上》[④])

   ③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孔颖达疏:“由,行也。”孙奭集解:“由,谓践履之。”(《礼记·经解》[⑤])

   撇开具体的使用语境,仅根据“自”、“由”二字的字义所合成的语义来看,“自由”一词的本义就是“由自”,“由己”,指自己行走开道,表达的是个体性的践履和自我的创生行为,由此突显出的是行与不行以及如何行都取决于自己。那么,如何才是“取决于自己”?结合相关语句,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摆脱束缚,二是自作主宰。

   (1)“自由”用作摆脱束缚。试举一例:

   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馀裕哉!(《孟子·公孙丑下》)

   赵歧注:官守,居官守职者,言责,献言之责,谏诤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职,谏正君不见纳者,皆当致仕而去。今我居师宾之位,进退自由,岂不绰绰乎!绰、裕,皆宽也。(《孟子章句•公孙丑下》)

   这里孟子说自己虽然居于“师宾之位”,却没有为官者职守的束缚,也没有谏言者的责任,全然处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⑥])的状态,所以,赵歧对此注为“进退自由”。此处的“自由”表达的正是一种摆脱束缚、不受制于人的状态。

   (2)“自由”用作自作主宰。试举两例:

   ①尔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车,仍将去,制不自由。(《南齐书•鄱阳王宝夤传》[⑦])

   ②方今权宦群居,同恶如市,主上不自由,诏命出左右。(《三国志•魏志•贾诩传》[⑧])

   第一则是鄱阳王宝夤因受到挟制而身不由己,于是用“不自由”表示他无法自作主宰。第二则是讲由于宦官当权、奴大欺主,皇帝想要行使权力也无法由自己做主。

   从“自由”一词本义而言,摆脱束缚与自作主宰并没有什么价值色彩,即如严复所说:“自由”的“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也。”[⑨]但在古往今来的大多数语境中,人们对“自由”一词的使用却总是带有鲜明的价值立场。

   其中,在现代语境中,“自由”一词作为表达自由观念的核心语汇得到了积极肯定的运用。这种用法始见于1868年在华盛顿签署的《中美条约》附录,而后出现黄遵宪所著的《日本国志》一书中。[⑩]但真正使“自由”成为一个名词概念并得到广泛肯定的运用的,还是通过近代儒者严复翻译英国思想家穆勒的著作On Liberty(今中译名《论自由》)而实现的,这也是首次以儒家话语对“自由”一词做的概念性阐释。

   严复将“On Liberty”意译为“群己权界”,就已经直接挑明了现代自由的核心问题,也即处理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问题。他在“自序”中写道:

   十稔之间,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于是自繇之说,常闻于士大夫。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耳。[11]

   对于“己与群”这一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严复指出:“必为我自由,而后有以厚生进化;必兼爱克己,而后有所和群利安”。[12]这就是在肯定个体与群体互利互爱的前提下,首先强调唯有个体享有自由权利,才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其实正是“自由”本义的肯定。不过,为了强调合理的个体权利与自私的恣意妄之间的根本不同,严复有意写为“自繇”而非“自由”以示区别。他说:“自繇之义,始不过自主无罣碍者,乃今为放肆、为淫佚、为不法、为无礼”,这些劣义“自是后起附属之诂,与初义无涉”[13] 所以“今此译遇自繇字,皆作自繇,不作自由者,非以为古也。”[14]

   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自由”的本义有悖于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在传统语境中,“自由”一词只有在表示超脱现实人伦生活之外的自在、自然的情况下,才是一个褒义词或者中性词,而在更多的时候,“自由”都是作为一个贬义词使用,指称个体与家族伦理观念、或与家族等级制度相冲突的言行,其词意大致与恣意妄为、放纵任性相当。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传统儒家所追求的价值理想,即便具有某种自由的意味,通常也不用“自由”一词来表达。例如宋明儒者将自己追求的价值理想称为“孔颜乐处”,为此他们作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将家族伦理观念抽象为至上本体——天理良知,作为个体言行的最高价值标准;另一方面,提出“穷理尽性”的个体修身工夫作为通达天理良知的途径。如此一来,个体言行似乎既是出于自身的主动意愿,而不存在外在的强制和束缚,同时又合乎家族伦理的价值和规范,故而“乐”在其中。这也就是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自由。然而,现实地看,这不过是通过不断地“克己复礼”而达到地一种高度的道德自律,就此而言,个体的言行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传统家族伦理价值,而并不是一种出于维护个体自身权利的自由。这不论是对庶民,还是对公卿大夫都是如此,以至于皇帝也感慨“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15]这显然不等同于现代性的自由观念。

   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看出,古今之间儒家所追求的自由并没有脱离汉语“自由”一词的基本涵义:(1)摆脱束缚。即如当代学者顾肃所说:“一个人是自由的,就是指他(或她)的行动和选择不受他人行动的阻碍。这是自由一词的本义,任何其他的意义都由此延伸而出。”[16](2)自作主宰。如孔子所言“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就有此意,而现代西方学者杜威更进一步从政治维度上强调“因自由而解放、拥有所有权、积极的表达权和行动上的自决权。”[17]其实,在儒家话语中,“自由”的这两个方面具有一体联动性,即自身不受束缚就自然地会趋向自作主宰,而自作主宰的先决条件就是摆脱束缚。[18]

   二、自由问题的实质:主体性问题

   由上可见,自由是与被束缚、受支配、受摆布相对立的状态,这无疑是对某种被动者、受动者的存在状态的否定。反过来说,自由的存在必然确证着一个自觉自动者,或曰主动者、能动者的存在,而所谓的“自觉自动者”也就是主体。据此而论,自由乃是主体的内在必然性,或者说自由就是内在于主体的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与主体的存在具有直接同一性。这是因为,一方面,主体必定是自由的主体,没有自由就不能称之为主体,因为自由是主体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自由具有向来属“我”性,亦即自由必定是主体的自由,没有主体也就谈不上自由与否。据此可以说,自由问题实质上就是主体性问题。

哲学上的“主体”概念通常被公认为是一个近代西方哲学概念,是指个体性的人。如德国学者H·科尔滕就明确指出:“主体性哲学——近代哲学的本质规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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