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钊:体系思维的姿态及体系解释方法的运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5 次 更新时间:2018-06-02 00:5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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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钊  
但人们已经发现体系思维与法律方法结合的重要性,已开始借鉴西方法学家在体系思维过程的逻辑要素与方法。主张在保障法治限权的功能意义上融贯所有的社会规范。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主张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中西结合,而是有体系解释方法与之匹配。正如法律规范不能自动运行一样,即使是体系思维也不能在要素间自动建立起完整性和融贯性,具体法律意义的产生需要教义学法学方法的介入。正像雷磊教授所说:“任何‘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法学的产物。一国现行有效的实在法至多只是为法学提供了尚待加工的原料,需要经由法学中的概念工具才能成为成品。更准确地说,与其认为存在一个法律体系,还不如认为存在多种法律体系观,各种法律体系观没有真假(是不是)之别,但却存在比较优势的问题”[19]。体系思维需要容纳多种意义上的法律体系作为思维的要素,使用法律方法寻找具体法律的意义。


三、体系解释方法的运用

  

   法学家关心的不是物理化学的世界,而是精神理念的世界,这就造成了对解决问题看法的不同。法学研究以及法律问题的解决带有很强的论辩色彩。由于理解的不同,误解随时可能产生,以至于法律规范之间、法律规范与待调整事实之间的冲突时常发生。“一名法学家的真正活动是从对法律上应该做什么的经常相互冲突的诸多见解之中做出一个选择”[20]。然而,对法律解决方案的选择不是漫无目标的无规则活动,需要在构成法源的各要素中进行探寻。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发现、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等方法都会发挥各自的作用。其中,体系思维和体系解释方法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体系思维可以使相互冲突的规则协调起来。体系思维之所以具有如此功能是因为,根据法律的体系性要求,法律在实施过程中还要进一步体系化。

   法律的法典化或者一般化就是把零散的法律规范塑造成逻辑体系一致、没有内在矛盾的法律规范体系,实施对社会整体性调整。这种整体性调整不是把所有的法律都运用到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之中,而是根据法律调整对象在法律规范体系中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律发现。虽然经过法律检索所发现获取的都是具体的法律,但它是整体法律的一部分,而根据部分法律所释放出来的意义应该与整体性法律保持一致性。在针对个案开展法律发现之后,法律体系就成了针对个案的具体法律。对于具体的法律要想恰当使用,还需要进行解释和推理等方法的使用。由于法律推理、法律解释等都是根据具体法律的解释,把具体的法律与事实对应起来释放法律的意义。这就可能会与法律体系性产生隔阂。虽然违反一条法律规定就可以视为整个法律的违背,但是法律是一种体系性的存在,是否真的构成违法还需要在整个法律体系中进行探索。法律体系性要求各法律规范之间、法律规范与社会规范之间应该保持一致性(起码是融贯性)。这就需要我们对已经发现的具体法律进行体系思维。

   与体系思维相关的是体系解释方法,通过体系解释方法在执法或司法中完成具体法律的再次体系化(因为立法的时候,法律已经有一次体系化,实际上所谓再体系化就是体系解释)。在体系思维过程中的再次体系化,是为了“使法律成为一个具备自我发展与再生能力的活体”[21]。法学家的任务就是掌握概念、规则、原则相互间的内在关联,并从已知的原理与规则推导出未知的规则。“体系化就是把具备内在关联规则整合成各个层面的统一性,直至法的基本原理与原则,这些基本原理和原则的辩证关系可以包容法体系内的各种矛盾,同时,也给法学争论提供了通向相互理解的可能性”[22]。执法、司法过程中对具体法律的再体系化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没有在执法司法过程中的再体系化,就会出现机械司法和执法。

   对于再体系化, 萨维尼揭示了四个规则:一是体系化研究应该具备一定的抽象性与无矛盾性。虽然体系解释需要把握法律素材之间的整体脉络,但是如果过多地强调法律外因素就会间接地或隐蔽地背离法律。二是体系化应该以实在法为基础,避免任意性和空洞化。三是应该对其进行整体性界定,但不需要把它们概括为学究式的定义。在体系解释中不应该对与法律规范无关的概念进行阐释,每一个概念都应该有相对应的法律现实。四是体系化研究应该建立在真正的内在关联基础上,其目的是发现体系而不是发明体系。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理解的可能性奠基于体系思维,而融贯的可能性则需要论证的方法。各种法律方法的使用为寻求到能够最大限度地被多方接受答案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法律论证、法律推理等方法能够解决要素间的逻辑一致性和融贯性问题。

   在确定了体系思维要素以后,各种法律方法的使用大体如下:

   第一,法律发现是解释者在法律渊源范围内对具体法律的确认。体系思维以及体系解释方法的运用,是在经过法律发现获取具体的法律以后,对所发现的具体法律是否恰当的进一步证成。法律渊源和法律发现体现了法律人思维的保守性。而体系思维和体系解释方法则展现了法律思维的开放性和创造性。由体系思维和体系解释方法所塑造的法律理由,反映的是整体性法律对具体规范的影响。体系思维和体系解释方法的运用包括了:(1)法律发现以后的进一步证成;(2)法律发现以后的进一步证伪;(3)在各种法律规范的联结中获取更多的正当性和融洽性。(4)法律发现以后的论证还包括了体系要素间的逻辑一致性,反映出法律意义的系统性;(5)法律与社会、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融贯性。这其中的体系关联,包括权利义务的关系、部门法之间的链接、上下文之间的相互支持、原则与规则之间互通、目的与文义之间相互影响、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相互穿插、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因素的互动。

   体系解释是一种体系角度的论证,逻辑一致性和价值融贯性非常明显。“一个给定的规范可能既是可以衡量的也是可以废止的。从其能被舍弃的意义上说,该规范是可以废止的,这意味着在特殊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搁置在一边”[23]。一般法律规范在具体化过程中,或者说在遭遇案件以后,可能会出现废止、权衡、修正等,法律体系以及体系解释方法就是获取理由或者说论据的途径之一。在改变法律意义的各种体系因素中,道德的、逻辑的都可能成为论据或理由。执法和司法都不是简单的依法办事的过程,而是运用法律方法对法律进行权衡的过程。很多人说权衡是没有规则的,但从宽泛意义上看,体系解释方法也可以被视为权衡的方法,而基于体系的权衡是有规则的。这些规则就是各种法律方法的使用规则。比如法律发现的规则、法律解释的规则、法律论证的规则、法律推理的规则等。这里的“权衡”就是在法律渊源的要素间进行体系思维。“权衡”需要吸收所有的考量因素,是理性、体系能力和整体能力的表现。

   第二,体系思维和体系解释方法是综合法律方法的运用。在开放的体系思维中,不能过度恪守依法办事的绝对性,把根据法律的推理、解释绝对化;而是要根据法律体系性的要求,在探寻具体法律意义的时候重新论证具体法律的意义。那种把三段论推理当成执法、司法的全部过程,是对司法、执法活动理想化设想。立法者不可能预测到每一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一般正义也会和个别正义发生冲突。具体法律的体系性意义也不可能在简单的依法办事思维中产生。法官等法律人也许会比立法者更好地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恰当法律意义的获取需要我们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方法。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各有其作用,在执法、司法过程中都能发挥各自的长处。只有把各种方法综合起来加以运用才能找到恰当的、可以被接受的处理纠纷的方案。

   在体系思维过程中,法律论证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系思维功能的发挥需要法律论证方法来统合。法律修辞是寻求一句话说服的艺术。但这种艺术成就的获得,需要把法律解释、法律论证和法律论辩综合起来。从法治是以简约应对复杂来说,简约的法律规则和程序的实现是成就法治的关键。然而,以简约应对复杂只是一种理想。因为“过分简单化往往是扭曲现实”[24]。立法把复杂的社会关系简约为规则和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扭曲”。“不仅法律制度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所有的法律制度都连结成一个更大的有机整体——法律体系”[25]。试图用简约的规则和程序就能调整社会关系、实现法治的想法是不符合事物本身逻辑的。所以,在根据法律思考的法律思维方式中,必须有系统性的论证。而论证的过程就是一个再概念化的过程。

   “再概念化意味着在研究法律时不仅仅将其视为现行规范的总和,而是要同时将其作为一个价值观体系、文化体系和象征体系及其在社会行动中的构成意义加以研究”[26]。如果说这种开放意义的体系解释以及论证方法依然不能解决问题,那就意味着社会的法律意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这个时刻就是社会变迁的时刻。在此期间,“主要涉及两种方式:一是选择新的法律形式,即建立或重建合法性;二是选择对昔日旧制度之罪行负责人可能的审判形式”[27]。开放的体系解释是一种维护和谐秩序的方法,是执法者、司法者平衡社会各因素以及具体案件当事人纷争的方法。这种方法对法律意义的宽泛理解,体现了解释者对法律与社会、政治、道德等要求的综合考虑。在这方面成功的范例很多,失败的教训也不少。

   第三,体系思维需要转变为体系解释规则才便于运用。运用思维体系的构成要素进行论证,是在法律思维规则、法律解释者的行为惯习以及服务于制度的实体安排之间展开的。所谓体系思维就是在对这些构成思维体系的元素假设的基础上,探寻各要素间的一致性和融贯性的方法。只要确定了这些作为思维体系的要素,基本就是找到了法律论证的依据,法律体系的整体性迷失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体系解释方法是运用法律思维规则,对所选定的法律规范进行分析和评价性阐释。“尽管这种阐释可能包含着历史、社会学、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考量,其核心始终在于对有效的法律进行解释和系统化。更确切地说,它存在于对制定法和先例等字面含义的描述中,并且和其他道德性理由和其他实质性理由缠绕在一起”[28]。在封闭的体系思维中,体系解释方法更多的是对法律规则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考察,是在解释对象的多样化之间寻求一致性,从而对法律予以体系化说明,并在过程中排斥专断和任意的因素。在开放的体系思维中不仅包括法律本身的体系性,还包括基于体系要素构成的诸多视角以及法律思维规则体系。

   “体系化研究的固有任务是:阐释、揭示概念、规则之间的内在关联与亲缘关系。一个概念是如何从其他概念、规则中产生的,是如何由其他概念、规则确定或被其更改”[29]。在司法或执法的过程中,法律思维规则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体系解释的诸多规则。王利明描述的体系解释规则包括六个方面:第一,法律制度体系化的推定规则。“即进行体系解释时,首先应该推定法律制度是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体系”[30]。第二,借助整体来阐释个别的规则。只有了解整体才能了解部分。只有了解部分才能把握整体。第三,同类解释规则。强调概念的体系化,尽量避免概念含义的冲突,优先考虑概念与整个法律体系的一致性。第四,明示其排除其他的规则:明确表达一种事情意味着排除其他事情。这是不矛盾律的要求。第五,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第六,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31]。

其实,在这六个规则之外,还有很多体系解释的规则:第一,尊重法律构成的诸多原理规则。诸如,单独的概念不能生成裁判规范、单独的主体不能生成裁判规范、单独的行为不能生成裁判规范,等等。第二,上下文解释规则:一般术语的解释应与同一序列中更具体的术语的解释相似。第三,整体法规则(语境):每一个制定法条款都应该参照整个法律来理解。制定法的解释是一种“整体性的”努力。第四,一致用法假设/有意义改变(语境):应以相同的方式解释某一制定法或多部制定法中的相同或相似的术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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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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