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万一 赵舒窈:中国需要一部什么样的证券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5 次 更新时间:2018-06-02 00: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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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万一   赵舒窈  
行政监管机构应转变监管理念为适度监管,并向自律监管机构积极放权,实现两层监管的协调统一。

   我们认为,证券法重构制度之时需要关注以下内容:

   首先,证券法应当对中国证监会的权力配套设定监督机制,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确定国家审计机关对其进行外部审计监督。国家审计机关通过定期审核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材料,能够判断其相关经济活动是否合法、真实,并且可以结合相关分析数据对证券市场监管效率做出评估,防止中国证监会滥用职权。[33]二是要求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监会制定的有效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在尽职调查的基础上依法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皆应当以特定的方式向社会公开,畅通社会监督渠道。三是确定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履行职务的配套义务。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在尽职调查时应遵守法定程序,出示证件,保守获悉的商业秘密,并且不得为了个人私利接收被调查对象的馈赠等。四是强化中国证监会违法的法律责任。此处的法律责任除了行政法律责任外,还需要重点凸显民事责任,并且在中国证监会和相关责任人员间进行科学分配。五是,健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行政相对人若不服中国证监会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寻求有效救济,但此处所言行政复议不应当确立为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

   其次,证券法应当划分中国证监会和自律监管机构的职权,充分发挥两者协同监管的积极效能。中国证监会的职权应当从事前监管逐步转向事后监管,可借助权力负面清单制度弱化行政审批职权,加强监管职权。[34]在中国证监会职权中需突出市场监管权,并明确市场监管的各项程序、措施等事项,并且要强调与市场监管权相配套的违法行为查处权,即对证券市场违法行为进行及时纠查,并对违法行为主体科以法律责任,维护证券市场安全。至于证券市场自律监管机构的职权,应集中于业务运作层面:一是制定内部章程和规则。这意味着自律监管机构对其组织机构的设置享有独立决定权,不依附于行政监管机构,且由其确定各项业务标准、规范,有利于清晰指导市场主体的行为。二是明确各项业务管理权限。这一内容主要为确定市场主体经营业务的资质或条件并对此进行审查,同时应监督市场主体的业务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范、章程规定。三是对违规的市场主体施加纪律处分。这不仅是对其监管地位的肯定,而且有利于维护市场安全,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如警告、罚款、限制交易、强制退出市场等。四是确定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为了及时解决纷争,此机制应当多元化,包括调节、仲裁、诉讼等内容,并可以选择以仲裁为主,以保障纠纷解决的高效、专业和保密性。

  

结语


   证券法的修改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其涉及的利益关系也异常复杂。相关的制度设计是否合理,目标定位是否清晰,不但影响到证券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更加影响到国家的金融安全和改革开放的走向。因此,证券法的修改应首先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同时广纳言路,充分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由此,才能制定出一部既能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又能兼顾各方利益的伟大法律。

   【注释】 作者简介:赵万一,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赵舒窈,西南政法大学。

   [1] [美]道格拉斯•诺思、[美]罗伯特•托马斯著,厉以平、蔡磊译:《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2]樊纲:《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3]徐滇庆、李瑞:《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4]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截至2017年4月底,A股共有上市公司3223家,其中金融类上市公司70家,占比仅为2.17%。以2016年年报数据统计,这些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占所有上市公司的76.91%,净资产占比39.98%,净利润占比52.84%,尤其是25家上市银行的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占比分别高达68.81%、32.24%、45.22%。参见蔡咏、吕海、刘涛、虞坷、施雪清:《我国社会资金“脱虚入实”的困局与对策》,《券商中国》2017年5月31日,第A08版。

   [5]蔡咏、吕海、刘涛、虞坷、施雪清:《我国社会资金“脱虚入实”的困局与对策》,《券商中国》2017年5月31日,第A08版。

   [6] [美]罗纳德•H.科斯著,盛洪、陈郁译:《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122页。

   [8]武翠丹:《究本溯源: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之司法裁判进路》,《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83页。

   [9] [日]川岛武宜著,申政武等译:《现代化与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页。

   [10] [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吴良健、桑伍、曾获译:《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88页。

   [11]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12]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

   [13] [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姬敬武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9页。

   [15]刘凯湘、张云平:《意思自治原则的变迁及其经济分析》,《中外法学》1997年第4期,第71页。

   [16] 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第81页。

   [17] [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刘守英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页。

   [18]参见《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

   [19]参见《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

   [20]李有星、冯泽良:《论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53页。

   [21]蔡宁:《信息优势、择时行为与大股东内幕交易》,《金融研究》2012年第5期,第180页。

   [2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的规定。

   [23]李响玲、方俊:《完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制度》,《中国金融》2011年第16期,第53页。

   [24]张妍妍、刘峥、周倪波:《我国上市公司主动退市的效应分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107页。

   [25]方重、康杰、简思达:《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思考》,《中国金融》2016年第12期,第48页。

   [26]陈国亮、高宇飞:《我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研究》,《中国证券期货》2013年第5期,第78页。

   [2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

   [28]李东方:《上市公司收购监管制度完善研究——兼评“〈证券法〉修订草案”第五章》,《政法论坛》2015年第6期,第123页。

   [29]郑佳宁:《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客观标准之构建》,《东方法学》2017年第4期,第44—45页。

   [30]赵万一:《公司收购中目标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研究》,《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26页。

   [3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七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

   [32]柯湘:《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权配置——基于不同监管模式的比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76页。

   [33]刘家义:《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第63页。

   [34]刘云亮:《权力清单制度与证券法修改》,《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52页。

   【期刊名称】《暨南学报》【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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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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