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如何引导“企业家精神”的合理配置:兼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2 次 更新时间:2018-06-02 00: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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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逐利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往往具有双重性,有生产性的,也有非生产性的。为了将有限的企业家资源配置到生产性领域,这就有赖于合理的游戏规则;进而,企业家精神的释放以及潜在的个人创新精神转化为现实的集体创新能力,则有赖于较为健全的基础设施和集体组织。显然,这些都有赖于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为政府和企业家才能之间不是替代或冲突性的而是互补共进的。最后,尽管有为政府引领企业家行为和企业家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积极功能,但有为政府的作用根本上要以市场有效为依归;进而,就要致力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契合,实现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共进互补,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政策目标。

  

一、引言

  

   斯密将国民财富的增长归功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则主要源于社会分工的深化,而社会分工的深化又源于市场交易半径的拓展;杨格则进一步强调,社会分工的深化又促进了社会生产迂回度的延伸,促进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进步,进而又促进市场交易半径的拓展。这样,就形成一个市场交易拓展——社会分工深化——市场交易拓展的良性循环。那么,这个良性循环如何转动起来的呢?奥地利学派认为,最核心的驱动力就是企业家。事实上,熊彼特100多年前就指出,正是企业家带来的技术创新打破了静态的经济活动,不仅创造出了市场,而且促进市场交易和分工半径的拓展;后来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则进一步拓展了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将之从创新拓展到套利,进而将所有的市场上的逐利活动都视为企业家行为。例如,张维迎就强调,市场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两大基本功能:一是资源配置,这源自企业家的套利活动;二是技术进步,这源自企业家的创新活动。1由此,张维迎得出论断:企业家精神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2

   既然如此,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企业家精神及其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呢?一般地,这至少有两点考虑:一方面,正是由于企业家精神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唤起和发挥这种企业家精神;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企业家行为对财富创造和经济发展往往有不同的影响,因而就需要合理地配置这些稀缺的企业家资源。很大程度上,只有很好地实现上述两点,才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因而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3进而,这又需要考虑这样两个问题:(1)逐利企业家是如何从财富转移或破坏中获取个人利益的呢?这就涉及市场主体之间的异质性以及由此派生的权利不平等。(2)发展中国家又如何引导企业家资源的合理配置呢?根本上在于完善游戏规则以使得企业家从生产性创新中获得的收益要大于从非生产性活动中获得的收益。基于上述的分析,本文主要致力探寻政府在有效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引领企业家行为中的积极作用,并由此探索有效制度安排的构建以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问题。

  

二、欠发达国家如何引领企业家精神

  

   众所周知,欠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核心议题就是经济增长。问题是,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呢?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类资源和两类方式上:一是更多的要素投入(主要是资本和劳动),二是创新和技术革新。一般地,前者将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后者则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此,鲍莫尔等人将这两种增长方式分别称为:蛮力的增长和精明的增长。4

   从学说史看,经济学对这两类增长方式的认识经历了如下三大阶段。首先,自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经济学就非常重视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发展出了诸如斯密绝对优势和李嘉图比较优势等原理来促进社会分工和提升剩余积累。相应地,人们也往往将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为动力的经济发展称为斯密型增长。其次,由于斯密型增长存在这样的根本性问题:经济总量依赖于不断投入的资本或其他资源,而技术变化却不大,因而此类经济增长往往受制于自然资源而难以跳出马尔萨斯陷阱;为此,库兹涅茨提出,经济发展必须摆脱对资源的依赖,而需要引入科学技术来解决生产问题。相应地,人们又将以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为动力的经济发展称为库兹涅茨型成长。最后,熊彼特又指出,如果现有的资源和技术没有被动员起来并投入使用,也不可能带来经济增长;进而,对这些资源的使用,不仅需要承担风险的企业家精神,而且还需要有将这些技术应用于经济活动而获取利润的创新能力。相应地,人们往往又将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发展称为熊彼特型成长,而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就是创新型企业家。

   正是根基于熊彼特型成长,鲍莫尔强调,“对于一个商业活力不足的经济体而言,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是要促使出现一个企业家精神供给不断增加的局面,这将释放该国的经济活力。因此,政策制定者主要关注是什么决定了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供给,以及采取何种措施可以扩大其供给。”5同时,基于对企业家精神的推崇,国内不少经济学人尤其是那些以奥地利学派传人自居的经济学人往往都极力否定由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其理由是,产业政策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以任何特殊的政策都不仅会滋生寻租土壤,而且会扼杀企业家精神,而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在自由市场中的经济试验。这里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政府行为与企业家精神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冲突关系?答案是否定的。

   事实上,鲍莫尔等人就指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应该具有这样四大要素:(1)易于创办和发展企业,没有那种费钱费时的官僚审核制度,进而这就需要有一种运转相对良好的金融制度;(2)给予生产性企业家获得以回报,制度必须在那些对社会有用的企业家活动一出现时就奖励它们,从而使企业家孕育承担创新的风险;(3)制止非生产性活动,制度不能支持那些旨在瓜分而不是做大蛋糕的行为,否则就会将企业家精神引向非生产性领域;(4)保持成功企业家继续创新的势头,制度必须保证获胜的企业家和大型成熟企业继续有持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动力。6很大程度上,这四大方面也是新结构经济学对产业政策制定和有为政府的基本要求。有鉴于此,这里再次从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对唤起和引领企业家行为的政府功能作如下几方面的分析。

   首先,经济的持续发展往往由不断出现的新产业所推动,新产业的出现则往往是先行的企业家勇于创新的结果。同时,先行企业家要有效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往往需要沿着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来进行,而后者则由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究其原因,这可以使得要素生产成本达到最低,从而也就有助于提升新产业的市场竞争力。那么,先行企业家何以能够自发地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与产业呢?这就面临着这样一些问题。(1)企业家在追求自身的利润最大化、竞争力最强时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往往依赖于一个竞争性市场,竞争性市场促使要素相对价格反映出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但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市场恰恰是不完善的,存在要素配置的严重扭曲,这必然会严重制约企业家的有效创新,因而政府就需要为有效市场的建设发挥积极作用。(2)先行企业家往往要比后来的企业家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创新的成功或失败都会给后来的企业家提供有用的信息;有鉴于此,面对先行企业家所带来的这种正外部性,政府必须给予一定的补偿以激励企业家的冒险行为。(3)先行企业家的创新是否成功,还决定于是否有合适的硬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否则就会因巨大的交易成本而导致新产业的失败;显然,发展中国家的软硬基础设施普遍不健全,因而政府就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来解决软硬基础设施的问题,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有为政府思想。

   其次,自发的创新能否涌现,主要决定于社会是否具有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而非孤立的个人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奥地利学派企业家才能观的影响,人们往往倾向于运用企业家理论来解释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兴衰,“如果增长放缓,人们通常认为要把部分原因归咎于企业家精神的衰减。而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大家又用企业家精神的勃发来解释空前的经济增长。”7进而,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市场经济越发达,市场波动幅度以潜含利润机会就越小,对利润机会的发现所需要的敏锐性就就越强,由此孕育出的企业家精神也越充沛;与此相应的流行观点就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家精神要比发展中国家更为充沛,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精神不足很程度上就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但是,张夏准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并不缺乏而是充盈着创新精神,包括大量的独创性服务和随机应变的能力等。例如,发展中国家的大街小巷都充满了为生计的叫卖者,充满了为生活奔波的个体经营者,充满了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服务人员,甚至地方官员也变着法子捞取钱财。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中的企业家精神也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充沛。例如,大多数民众都只是在为一家公司工作,从事着高度专业化的工作,而很少有人想过要成为企业家;而且,即使一些人在小时候有创业的梦想,后来也因为种种的困难和风险而放弃了。

   既然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创新精神并不匮乏,那么为何又会如此贫困呢?张夏准认为,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个体创业动力的缺乏,而在于缺乏发达的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相反,发达国家之所以富裕,则在于它们具有将个体创业动力成功转变为集体创业动力的能力。张夏准举例说,“即使是像爱迪生和盖茨这样的极为出色的个人,他们的成功也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众多的集体组织和制度在支持着他们,例如整个科学基础设施可以让他们获取所需要的知识和进行各种试验;公司法和其他商业法还可以允许他们建立具有复杂组织的大型公司;教育系统可以为这些公司配备高素质的科学家、工程师、高管和工人;金融系统可以在他们需要扩展的时候让他们筹集到大量的资本;专利法和版权法可以保护他们的发明创造;他们生产的产品可以很容易地进入市场,等等。”8相应地,张夏准强调,“当今在决定国家繁荣方面,建立和管理有效组织和机构的集体能力要比个人动力甚至个人才华都重要得多。”9同样,速水佑次郎在调查菲律宾农村居民的行为时也发现,“‘小农’是理性的,并有能力借助于最优利用他们可采用的现代技术,实现收入最大化。然而,在投入品和产品市场没有发展起来且缺乏运输、探寻和其他基础设施等公共品支持的情形下,他们的进步是有限的。”10此外,林毅夫也提出在农贸市场外冒被警察逮的风险在卖芒果的非洲女孩为例指出,非洲国家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会比其他地方的人少,因为企业家精神是天生的一个本能。11

最后,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也表明,政府对软硬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一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事实上,前面已经指出,当今世界各国中那些技术发达、经济繁荣的国家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与其说是源于每个(或众多)个体都拥有超凡的创新能力,不如说是源于存在有效的社会组织和机构,进而具有强大的集体创新能力。这就带来了新的问题:既然现代社会的创新根本上体现为集体性而非个体性,那么,又如何建立有效的社会组织和机构以促进创新的涌现呢?很大程度上,这就体现出有为政府另一方面的功能承担。譬如,丹麦、荷兰以及德国的乳制品行业之所以如此强大,关键就在于,它们的农民在国家的帮助下建立了不少的集体组织,共同购买加工设备,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同样,意大利和德国等之所以有许多非常有竞争力的小公司,关键也在于,这些小公司在国家补贴的帮助下建立了行业联合会,从而得以共同投资个人能力难以承受的研发项目和海外营销。更为直接的例子是当前中国社会,阿里、京东、唯品会等一大批电商之所以异军突起,进而培育出一大批具有高度创新竞争的个体经营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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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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