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中共中央长征中开过“陈福村会议”吗?

——对孙果达“答杨奎松教授质疑”一文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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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进入专栏)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丁玲主编:《红军长征记》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8页,等。】

   同样的,只看朱电中要求的各部队行进里数,军委距最远的一、三军团似乎只差20余里,如能骑马往返的话,也就一个多小时,看似不远。但实际情形却完全不同。这是因为,川黔交界处当年交通条件本来就差,渡过赤水河后,仁怀、古蔺交界处地貎、地势曲折复杂,道路条件更差。以一军团17日午后宿营地草子坝为例,与军委驻地之间直线距离实际还不足10里,但因中间山峦重叠,交通多半要绕行公路,结果两地间的距离也就变成四五十里了。部队中午才到草子坝,即使林彪司令员、聂荣臻政委下午不休息,率少数人骑马赶往军委纵队驻地,这几十里路程,一来一往也要差不多4个小时,再加上还要开会,不仅不便利,而且还明显会妨碍一军团接下来的军事行动。

   已知17日一军团司令部中午进驻草子坝一带,短暂休息后即向西开往海螺坝,主力18日更挺进至150里外的镇龙山。19日一军团一部还击溃了扼守镇龙山和营盘山的川军一个团,一部攻占了镇龙山,一部占领了蒋家田。孙教授读伍云甫日记,只注意到军委纵队从3月17-20日每天都有时间“大休息”,好像很轻松,却不知道林、聂及其一军团所部渡河后几乎马不停蹄在行军和作战,仅林、聂每天都要行军六七十里的情况。【据统计,一军团司令部仅3月20日停在鱼岔未动,21-26日每天行军都达八九十里,27-31日每天行军五六十里。见《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丁玲主编:《红军长征记》下,第278页。】换言之,孙教授拿伍云甫和肖锋日记中的3月17日前后他们所在部队有时间“大休息”的记述,来指责我“有违史实”,不仅有点乱点鸳鸯谱,而且也无助于证明他所谓各部队首长17日渡河后有条件“就近”到“陈福村”来参加会议的说法。

   当然,关于“陈福村会议”之说,孙教授所犯的一个实在让人不可理解的错误,就是他提出并坚持宣传了十几年“陈福村会议”,他自己却从来没有弄清楚这个“陈福村”所在何处。查孙教授关于这个村子的具体位置的说法,只有“赤水河畔”,至多再加上“川黔交界处”几个字。【孙果达:《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孙果达:《遵义会议后长征路上的两次重要会议》。】但翻新旧地图,人们在“赤水河畔”,包括“川黔交界处”,是查不到这个地名的。查其他认同孙教授这一说法的各种提及到这一地名的文字,也没见有谁说出该村的具体位置。说孙教授对此完全没有查考过,似乎也不大可能。可能的是,他自己也没有找到,又不便明说。他坚持使用“陈福村”一词,唯一信心,就是伍云甫3月16日、18日两天日记中都提到了“陈福村”三个字。【伍云甫1935年3月16-18日的日记中两度提到过“陈福村”,说明他所在的军委三局在这个村子附近住过两晚。即16日:“随六分队宿陈福村附近小茅房内”;17日:“原地休息”;18日:“由陈福村附近出发”。见《伍云甫日记》,《红军长征纪实丛书·日记卷(2)》,第712-713页。】他显然相信,伍云甫当时就住在那里,村名自不会搞错。如此作法,不要说对历史,就是对孙教授自己来说,恐怕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既然他认为此一会议极其重要,那么,不仅地名非考据清楚,确定不错,就连伍云甫当天是否与军委三局同行,军委三局是否与军委,特别是主要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同在一处,都是需要考证清楚的。

   对于“陈福村”这一地名问题,相信稍有史学研究功力的人,都能够很容易地考证出来。其一,朱德3月16日电已经给出了17日军委纵队宿营地的大体位置,即由茅台渡口“渡后即向西走十五里”处。【《朱德致林彪等电》,1935年3月16日,周朝举编:《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一分册),第981-982页。】也就是说,17日军委纵队驻地不在“赤水河畔”,而要到赤水河茅台渡口正西15里左右的川黔交界处去找。其二,17日军委驻地的地名,许多史料,特别是战史资料和当地史志部门都会有调查和记述,绝不是毫无头绪可寻的。已知文革中,以及改革开放后不久,都曾有相关部门组织过实地考察和资料整理研究工作。只是因为调查单位不同,所据资料信息来源不一,参与者专业程度参差不齐,所得军委驻地名称也不尽一致:有叫“陈福屯”的,也有叫“陈富屯”的,也有叫“陈富村”的,还有叫“陈胡屯”的。【周朝举编著:《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军事斗争史长编(正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46-347、348页;张富杰:《中国工农红军在仁怀境内的活动》,政协贵州仁怀市委员会编:《仁怀文史丛刊》第13辑,1996年印,第12-13页;费侃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史事日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137页,等。】但了解到这几个不同的村名,再查赤水河茅台渡口正西15里左右范围内的村镇的名字,就很容易查到它的真实名称了。它既不叫“陈福村”,也不叫“陈福屯”或“陈富屯”,而是叫“陈胡屯”。为什么可以确定它叫“陈胡屯”,只要查一下地方志及地方网络资料,就不难了解到,在这个陈胡屯早就建有一个“红军烈士坟”,那里面埋葬着数十具1935年3月17日在该村被国民党空军炸死的红军官兵遗骸。【2006年,陈胡屯红军烈士坟扩建成陈胡屯红军烈士纪念园。参见陈宗淮:《仁怀影友祭奠陈胡屯红军烈士》,中国酒都网2015-03-17,http://www.rh.gov.cn/index.shtml;肖运明:《追寻仁怀红军英烈》,政协贵州省仁怀市委员会、学习文卫委编:《仁怀文史资料》第23辑,2006年,第50页。】这一情况显然与伍云甫3月17日日记的记述是相符的。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军委三局确和当时与军委纵队一同行动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处在同一地点【由于陈胡屯是一小山村,军委纵队上千人,中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是否都住在陈胡屯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陈富村”其实是“陈胡屯”的误记的考证的结论。】,说军委当天在陈胡屯村就不会有错。

   由此可以发现,伍云甫日记中记的“陈福村”,其实是对“陈胡屯”的误记。对于身为湖南耒阳人的伍云甫,以及几乎全都是外地人的军委干部,听不大懂当地人的讲话,又只在当地停留了不足两天,还遭遇了一场轰炸,当时听差了这个小山村的名字,是完全可以想象和理解的。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孙教授,他一直坚持他发现的这个“鲜为人知的”成立新“三人团”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叫“陈福村会议”,为什么不去考证并弄清楚“陈福村”在哪里呢?如今他假如不能证明“陈福村”另有所在,却仍旧想要坚持3月17日中共中央在川黔交界处开过成立新“三人团”的重要会议的话,他恐怕就不得不改“陈福村会议”为“陈胡屯会议”了。

  

   四、“四渡赤水”就是“抢渡乌江”?

  

   孙教授认为3月17日“陈福村会议”确有其事,还有一个在他看来是再重要不过的“证据”,那就是他所谓1935年3月18日军委发出了一份与此前指示方针完全不同、意义重大的密令。该密令要求“一军团组织先遣队迅速秘密南下,于3月26日前在(孙笔误,应为‘往’)草木、九庄之间渡过乌江向贵阳前进”。【孙果达:《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

   孙教授据此形成了好几个重要的说法:(1)“这道命令是在毛泽东成为小组成员后的第一份杰作,也是确定小组成立具体日期最重要的直接证据”;(2)“红军实际上是在3月18日由北进改为南下,开始抢渡乌江行动的”;(3)“抢渡乌江是战役行动……抢渡乌江战役就是四渡赤水战役”,“抢渡乌江”与“四渡赤水”“只是在不同年代对同一战役的称谓变化而已”。【孙果达:《再论长征中新“三人团”成立的时间地点——答杨奎松教授质疑》。】他也正是据此批评我:“误解张闻天回忆的‘抢渡乌江’”,“混淆‘抢渡乌江’与‘南渡乌江’”,“误解‘四渡赤水’与‘抢渡乌江’”;说我故意“嫁接两者的内容”,“颠倒时间顺序”,意图“表明抢渡乌江是在四渡赤水之后,也就便于与南渡乌江混为一谈”,以达到否认新“三人团”成立于3月17日,“证明小组成立于3月31日的乌江畔”的观点,等等。【孙果达:《再论长征中新“三人团”成立的时间地点——答杨奎松教授质疑》。】

   在这里我先要顺带指出的是,孙教授对我的批驳常常建立在断章取义,甚至是生编硬造的基础上。限于篇幅,我这里只举一个例子。

   比如他指责我“更改张闻天的回忆”。说“张闻天关于小组成立的回忆非常明确是‘抢渡乌江前’。但《再考》(指我的文章——引注)却改成‘应该特别重视张闻天回忆的说法,即更应该强调的是‘三人团’实际成立于抢渡乌江之际,也就是3月31日当天或前后的可能性。’”

   照理说,孙教授应该读得懂我的文章,他自然应该了解,他引用并拿来指责我的这段话,并不是我的说法,而是我转述陆军指挥学院课题组所著《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一书中的观点。我的行文和注释对此都写得很清楚。我文中的原话是:课题组的“这种说法既考虑到毛泽东那个‘得意之笔’的说法,又参考了前述张闻天的回忆,认为‘三人军事小组成立的时间,应该在3月21日至3月31日之间’。之所以要往前推至3月21日,是因为红军四渡赤水的时间是3月21、22日。他们认为,……毛说的那个作为‘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未必不是指从3月21日一直到4月初抢渡乌江的整个决策。因此,这种说法应该是特别重视张闻天回忆的说法,故强调应该考虑到‘三人团’实际成立于红军成功抢渡乌江,即3月31日之前或当天的可能性。”【杨奎松:《关于长征途中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确立问题的再考察》,《苏区研究》2016年第4期。】

   很显然,孙教授不仅误读了我的文字,而且在引用时还做了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的处理:

   他先是删去了我原文前面“另一种说法”和“这种说法”这一主语,把我介绍的他人的说法,硬说成是我的说法。明明我原文中说的是“这种说法应该是特别重视张闻天回忆的说法”,他却把这句话移植成我“更改张闻天的回忆”的证据,说“张闻天关于小组成立的回忆非常明确是‘抢渡乌江以前’,但《再论》却改成‘应该特别重视张闻天回忆的说法,即更应该强调的是‘三人团’实际成立于抢渡乌江之际,也就是3月31日当天或前后的可能性。’”这里,他不仅删去了原文中“这种说法”四个字,而且完全改变了我原文的文字和意思。我原文讲的是,课题组认为“应该考虑到‘三人团’实际成立于红军成功抢渡乌江”“前夕或当日”,他却在“抢渡乌江”四字后面竟然加上了“之际”两字;原文说课题组认为的新“三人团”成立的时间,可能“在3月21日至3月31日之间”,抑或在“3月31日之前或当天”,他更是硬生生地改成了“3月31日当天或前后”。

   孙教授这样修改加工我的文字,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要说我“更改张闻天的回忆”。他声称,张闻天回忆说的是“抢渡乌江以前”,而我把“以前”改成了“之际”。我为什么要把“以前”改成“之际”呢?他说我“显然是为了证明‘抢渡乌江’就是‘南渡乌江’”。为什么我要证明“抢渡乌江”就是“南渡乌江”呢?他的说法是,因为我想“要证明小组成立于‘3月31日当天或前后’”,并且声称我提出了一个“小组成立于3月31日的观点”。【孙果达:《再论长征中新“三人团”成立的时间地点——答杨奎松教授质疑》。】把我的话按照他认为错误的意思修改加工后再来指责我,如此陷人于“罪”,改革开放后在学术研究领域恐怕是绝无仅有了吧。

孙教授之所以会对我的质疑做出如此离奇的反应,怕是以为我在和他争新“三人团”成立时间地点的发明权吧。但如前文所说,我那篇文章并不特别在意新“三人团”具体成立于哪一天,也不认为新“三人团”成立就意味着毛泽东在中央红军中军事领袖地位就“确立”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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