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中共中央长征中开过“陈福村会议”吗?

——对孙果达“答杨奎松教授质疑”一文的回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82 次 更新时间:2018-05-30 01: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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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进入专栏)  
《福建党史月刊》2016年第6期(原发于《党史通讯》1984年第5期);费侃如:《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再探源》,《福建党史月刊》2016年第7期。】至于其他专业一点的党史或军史研究者,包括近些年官方或集体著述修订再版及新版的相关人物传记和长征史等,至今也都继续3月11、12日说,或个别主张3月下旬说。【专著如,双石:《毛泽东的神来之笔:记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之战》,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程中原:《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电子版),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66-67页;徐焰等主编:《写给新一代人看的辉煌军史》,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金一南:《历史:追寻之旅》,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239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修订版,第110页;曲爱国、张丛田主编:《长征记》,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189-191页;欧阳雪梅:《长征中的毛泽东及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电子版),天地出版社2017年版,第245-253页,等。论文如,关黔新:《红军四渡赤水之战新论》,《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李怀录:《遵义会议研究的两个问题》,《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闵廷均:《四渡赤水点睛之笔——鲁班场战斗》,《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11期;何爱梅:《从“三人团”到五大书记:中共中央领导体制演进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等。】我文中说“多数研究者并不认同”,既不是无中生有,亦非夸大其辞。【类似的说法也早有研究者指出过。如张黔生主编:《遵义市党史工作志(1981-2011)》,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页。其表述是:“现党史学界已普遍认定,小组是1935年3月12日在贵州省遵义县苟坝村新房子成立的。也有个别研究者认为小组是1935年3月17日在川黔交界处的陈福村成立的。”】

   为什么多数专业研究者只是坚持自己或官方原有的观点,而没有直接挑战孙教授的说法呢?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大家都不掌握第一手的文献史料,对新“三人团”成立的任何一种时间、地点的判断,都只是在做合理推测。因此,大概除了孙教授外,还没有哪位学者会认为只有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或说法是不可质疑,而喜欢公开与质疑者打笔仗的。在大家都自认缺乏充足的史实依据,许多问题辨不清楚的情况下,多数人宁愿自讲自话,而不去与人直接争论,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这也和研究这种中共党史问题的学者,重视和习惯做历史考据的人不多有关。再加上中共党史研究学者中能够在红军长征史实研究上深入到微观的人不多,能够在这样一个围绕着不过一天、两天、一周、半月之差的不同说法中发现问题并进行深入考据的人,相对而言自然也就更难见到了。

  

   二、鲁班场之战失利成就了新“三人团”?

  

   为什么说大家都只是在做合理推测,包括孙教授本人也不例外呢?约略介绍一下已有各说的论证情况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比如,对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3年调查报告的说法,即“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3年2月),《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编辑组编:《遵义会议资料选编》,内部发行,1985年,第189页。】,多年研究遵义会议的费侃如就不十分赞同。他对3月11日说之所以不认同,是因为在他看来,“从毛泽东、周恩来、洛甫、陈云等主要当事人事后回忆的情况”可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理当成立于停止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之后。注意到朱德取消进攻打鼓新场命令是3月11日中午之后才下达的,他认为:“可以肯定‘小组’不会在3月11日之前成立,只会在11日之后。”【其实此说,包括一般据周恩来1972年回忆所说3月10日会议大家一致通过打打鼓新场,毛泽东半夜找周谈,周“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等说法,都尚有可质疑的空间。因朱德依据会议讨论下达不打打鼓新场的这一电令,时间为3月11日1时30分,并非11日“一早”之后。且朱电中还特别提到:“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已出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所以军委已于昨十号二十一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命令,以便寻求新的机动”。此一说明亦反映出发动进攻打鼓新场不利的情报在10日已很清楚,10日讨论至晚9点前已基本得出结论,并改变了原议作战方针,11日凌晨1时30分电系正式通告。由此可知,3月11日并非不可能再开会,“新‘三人团’”问题的讨论和决定,未必“只会在11日之后”。《朱德致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电》,1935年3月11日,周朝举编:《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54页。并见《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1983年2月),《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第188页。】为什么不会是11日当天呢?他进一步举出叶剑英的回忆,因为叶提到:“成立三人小组那个会……正在开会,敌人飞机来炸,我和毛主席还到一间茅草房去躲”,而时任军委三局政委的伍云甫3月12日日记恰好有“敌机五架在附近掷弹”的记述。同时,次日即3月13日,“党中央政治局”又以朱德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决定”。他据此认定,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3年调查报告关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立于3月11日左右的说法不大准确,应该“认定‘小组’是1935年3月12日成立的。”当然,考虑到缺少一手史料,他还是明确地把自己的这一看法限定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为此,他还对自己的这一结论性意见加上了“如果”两个字。称“如果上述‘小组’成立时间是12日的结论是准确的,那么,‘小组’成立地点就应在苟坝”。【费侃如:《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与遵义会议决议》,《贵州文史丛刊》1982年第4期;《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党史通讯》1984年第5期;费侃如:《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福建党史月刊》2016年第6期;《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再探源》,《福建党史月刊》2016年第7期。】

   对于3月11日说和3月12日说均持有异议的陆军指挥学院《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课题组认为,3月11日虽然下达了停止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急于想要打出一块地盘来,“所以又决定去打一个叫鲁班场的地方”。他们基于逻辑判断认为:“决定攻打鲁班场和打打鼓新场是同一个指导思想,是不符合毛泽东一贯主张采用的作战原则的”。事实上,3月15日打了一天,也未能解决战斗,红军反而伤亡了近500人,当晚就不得不撤出战斗,马上开始三渡赤水河。17日过河后,仍一直保持机动,设法寻找战机,打击尾追之敌。直到19日白天,红军仍派出一个团佯装主力西进,吸引敌主力西追。20日下午才决定“以突然的动作四渡赤水河,绕到各路追兵的侧后方,开始摆脱被追击的被动局面。”因此,课题组认为,毛泽东关于成立军事指挥小组的提议,理应是在三渡或四渡赤水之后;三人小组的成立,则应该是在3月20日四渡赤水之后到3月31日南渡乌江以前这段时间。之所以如此判断,一是因为他们认为:“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主要原因是要改变指挥方式,指挥方式的改变是可以从红军的行动和作战指导方针的变化中反映出来的。”从土城战斗、打打鼓新场动议及鲁班场战斗等均可看出,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军事指挥方式一直到三渡赤水都没有改变,明显的变化是在四渡赤水之后,特别是在南渡乌江及其之后的一系列作战指挥上才清楚地表现出来的。二是因为张闻天1943年12月整风自述材料中恰好也讲到,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事是“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的。因此,小组正式成立于3月21日四渡赤水之后到3月31日“抢渡乌江以前”这段时间,更为合理。【贾启玉主编,陆军指挥学院课题组编著:《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216页。】

   孙果达不同意3月11日、12日说和3月下旬说的主要理由,也同样是基于几个间接材料的合理推论。即:

   (1)3月10日、11日毛泽东与政治局多数成员就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问题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毛因此被免去了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职务,“从人们正常的思想认识来看”,政治局“不可能在一夜间就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拥护当时还是绝对少数派的毛泽东实际执掌军事领导权”。

   (2)3月15日鲁班场战斗的作战思想与毛泽东此前反对的打鼓新场的作战思想是一致的,因此该战斗不可能是有毛泽东参加的新“三人团”决定和指挥的,只能是张闻天“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的”。鲁班场战役失利,军事形势更为严重,这才促使毛泽东向张闻天建议不再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军事问题,应成立三人指挥小组,张闻天也意识到不能继续集体讨论决定军事问题,故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3)费侃如判断3月12日为小组成立时间主要靠两个参考资料,一个是叶剑英有开三人小组成立会时“敌人飞机来炸”,他和毛“到一间茅草房去躲”的回忆;一个是伍云甫12日日记有当天“敌机五架在附近掷弹”的记述。但照叶回忆的情况,“当时的敌机(应该)是冲着开会地点来的,并且正在军委纵队驻地的上空,否则毛泽东和叶剑英还不至于急着躲避”。而伍云甫12日日记所记“敌机五架”却是在“附近掷弹”,没有直接威胁到开会地点,故不符合叶说的情况。反倒是17日伍云甫日记及肖锋同日的日记都记述到当天军委纵队与一军团遭敌空袭,部属死伤,物资损毁的情况,故更能够印证叶回忆的,不应该是伍云甫12日的日记,而应该是他17日的日记。

   已知孙教授是在2005年提出这一看法的,当时他对自己所下结论也还能注意把持学术讨论的原则。他在文中特别强调说,他的看法也还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性”。比如,他在文中就写道:“叶剑英的回忆与两本长征日记的记载互为印证,形成了证据链。这足以说明小组成立于3月17日的可能性远大于3月12日,陈福村作为成立地点的可能性也远大于苟坝。”【孙果达:《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成立于何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应该说,孙教授上述部分分析和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我同意他说:“从人们正常的思想认识【“正常的思想认识”不确切,或改为“正常的思维逻辑”之类会更准确一些。】来看”,政治局刚刚否了毛泽东的意见、免了他的政委职务,“在一夜间就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拥护当时还是绝对少数派的毛泽东实际执掌军事领导权”,的确有点不合常情常理。但是,他提出这一质疑后的逻辑推理却很不周延。这主要表现在他声称打鲁班场的决定与毛泽东无关。他断言:打鲁班场的思想和毛反对的打打鼓新场的思想是一样的,因此鲁班场之战不是毛泽东指挥的,而是张闻天“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有意回避了质疑这一点,当时不想花笔墨去讨论这个问题,是担心一旦讨论就会让孙教授敏感地以为我是针对他并有意让他难堪。但我在文中还是委婉地提了一句:“3月15日鲁班场之战就是中央政治局采纳毛的建议打的。”因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恰恰也是我无法同意孙的说法(也不完全认同陆军指挥学院课题组的说法)的一个重要关键所在。鲁班场之战明明是毛泽东直接参与决定并且亲自指挥的,这在研究红军长征史的学者当中几乎是一个常识。【邓飞:《忆鲁班场战斗话得失》,《军事历史》1995年第3期;徐焰:《四渡赤水出奇兵——到底“奇”在哪里?》,《人民日报》2006年10月22日,第6版;金一南:《历史:追寻之旅》,第239页;幸克坚主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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