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人的消失?——二十世纪史学的一种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7 次 更新时间:2018-05-27 23: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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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 (进入专栏)  

   我今天讲演的题目是“人的消失!?”。我觉得历史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要让我们随时从里面得到智慧的警醒。即使是在最不好的地方,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即使好像结构性的力量强大到你无法打破,可是终究还是有人可以把它扭转过来,可以从中得到一种勇气,得到一种智慧。这是我认为史学责无旁贷的一个任务。也就是因为这样,才会引我想起这个问题。

   大概在十年前,在我做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时候。有一次在做完演讲以后,我的一位同事跟我说,他觉得那天演讲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问题——历史研究中“人的消失”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要谢谢那位同事,他的这句话使我慢慢丢掉其它东西,去关心这个问题。当然在进行演讲之前,我也必须承认,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消失在历史中了。我只是说其中有一个力量、有一个因素事实上是挥之不去的。

   当然,还是有人在写各式各样跟人有关的历史。但是,有一个东西造成人们在期待上认为“人越少的历史越好”。哈佛大学有一位刚去世的史学家,我不讲他的名字,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你的研究里面,人名越少越好。人名少的历史才是硬的,人名多历史就软。我很不同意他。但我并不是说要回到传统的传记。很多人误会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的结论最后会讲。

   今天我在这里用了一个问号和一个惊叹号,是为了提出疑问:我讲的到底是不是事实。而且我要强调,我讲的只是其中的一个脉络。但是这个脉络也形成一种期待,让我们觉得好像好的东西是那样,这不见得影响所有人,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是这样看事情的。所以,我的演讲会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讲20世纪史学。新的史学一波一波的革命中,对于一种非个人性的力量的发现——impersonalforce的发现,影响历史的impersonal force:非个人性的、非人格性力量的发现,包括结构、语言的转向等等。

   从梁启超起,其实都是认为传统的史观里面太注重重要的个人的作用。所以,20世纪史学很重要一个因素,即非个人性的力量的发现——impersonal force是我个人造出的名词——就是不认为,这一切都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产生的作用。但是在1960年代以后,明显地产生一种人的消失或人的死亡的呼声:认为“人是历史的泡沫”。所以,我大概就是这两个重点。

  

传统史学中“人”的角色与分量

  

   我认为上世纪是两个部分。在20世纪的前五十年,强调的非个人性力量impersonal force——这可以是团体,可以是社会,可以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等等,可以是各式各样的东西;可是到后半段,我觉得就是人的消失或人的去中心化或人的死亡。福柯在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知识考古学》)里面追踪人的死亡也是这样。布罗代尔则认为“人只是历史的泡沫”。事实上,是这些言论使我仔细地在想这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虽然浅显,但我觉得它对我个人的史学实践有很重要的意义。虽然只是一盘小菜,但是对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梁启超认为,传统史学就是人的事情;钱穆等等都反复地讲。从《尚书》到《左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由事到人的转变——《尚书》还是以事为主,《左传》里面就以人为主,到《史记》以后,更是一个一个人的传记。捷克有一位汉学家Jaroslav Prusek(普实克),他认为,中国从《史记》以后的史学,表记、世家、列传像一个一个格子一样,把人和事放在一个个格子里,材料是储存在格子里的。他说,希腊罗马以来的史学是像河流一样,都是为了一个政治或什么目的,整个从希罗多德以来这样写下去——对不对当然可以商量,但是他这个观察蛮有意思的。他认为《史记》以来,渐渐是以人物为主体的;他觉得这个格子最重要,因此可以舍弃掉其它。而且,在评价历史的时候,从古代到近代,很多人在评论事情上的成败起落,都还是以人为重点。我在草稿里面也举了《涑水纪闻》([宋]司马光注),很多人都认为他评论历史的时候很有见解,但不知各位有没有仔细去玩味他对人物的评论、对事情起落兴衰的评论,都还是以人物为主的。近代到蒋百里,里面对于事情的起落的评价,都还是以个人为主——我相信他讲的也都很有道理,就是人对他来说还是很重要。到了梁启超才慢慢有变化。

  

梁启超有关“人”的观点:从注重团体到注重“首出人格者”

  

   梁启超1902年写《新史学》和《中国史叙论》这两篇文章的时候认为,二十四史都是“相斫书”,要写群、写团体、写社会的才有历史性,写个人没有什么意义。他对二十四史的批评,其实也间接地批评了二十四史中以人为主体的历史。他认为,叙述、褒贬都应该以团体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这也就间接否认了以人为主体的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1922年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1926年的《补编》中,这些看法已经稍稍有所改变。我想这些文本各位都是很熟悉的,都是“史学史”第一堂课上的内容。那个时候,他对早期的很多史学观点已经开始修正,如他在《新史学》和《中国史叙论》里面,认为史学中有个law、所谓公理或公例,认为这个东西我们一定可以找到。

   但到了1920年代写《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补编》的时候,对这个看法不再肯定,他就认为有一个大的agency,所以他不再用公理、公例,尤其在涉及个人的时候,他常常注意历史上“首出的人格者”。这些“首出的人格者”是个人。他说,以明代思想来讲,王阳明就足以概括他之前或之后的时代。这种首出的人格者,在历史上有百人以上,只要写了百人就足以把若干重要的历史讲清楚。这与他在1902年《新史学》和《中国史叙论》中的观点不同。

   但是,这个变化还有很多的东西。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被写进历史?历史的形成就是史迹,而史迹的形成是看它有没有改变社会。所以,首出的人格者主要是这个意义。这个人与他所掀起的一阵风,跟他的前前后后相比,必须有直接作用于社会而形成所谓的史迹,这样才是历史中的人物。不然,还是不值得写。梁启超对于“历史界”跟“天然界”的区别,我曾经在什么地方写过,这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共同观点:认为历史界跟天然界是不一样的东西,历史是有意识在里面的,是会改变的;而天然是一成不变的,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亦如此。昨天的太阳从那一个地方来,明天、后天也还是一样,以后代代、百代还是从那里来,永远是同一个太阳。所以,天然界没有历史。

   我在那篇短文里引了当代一个史学家的话,他说,天然界现在也有历史了。为什么?生态破坏也是一个历史,十年前看到的地貌,十年已经就可以完全干干净净,再一百年又变了……当然这是题外话。总之,在梁启超那个时代认为什么是历史,是有非常清楚的定义。

  

近代“以事为本位”、“以问题为本位”史学的兴起

  

   从19世纪20年代后期到40年代,这一代的主体是“新史学”,以历史的、考证的、客观重建等等为主导的。领导者是北大派,包括在北大任教的胡适,以及北大毕业后来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等等一大批学者。他们认为,新史学是以问题本位为主的史学。

   新史学还有另外一派,是以何炳松为代表的、以事情为主的史学。所以,何炳松认为中国史学里面只有“纪事本末”和《廿二史札记》符合西方近代的史学。因为西方的历史以事为主,而“纪事本末”正是以事情为主。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在近代以来也提高了位置,因为他偶尔也会写到人,但是主要还是以事为主。所以,“纪事本末”、还有《廿二史札记》大兴,是新史学中的一派推崇的结果。

   像何炳松讲究通史,一般讲究西方史学里面认为最重要的是事情。他们会认为,觉得人重要那是传统的史学。然而,严格地说,如果问一个清朝人,他当然不会认为“纪事本末”是最重要的史体。在近代经过这一波洗礼之后,“以事为本位”而非“以人为本位”,“纪事本末”跟《廿二史札记》就变成最重要的史体,就是因为它们跟西方相通。

   那么,我刚刚讲到的考证、历史客观性的重建,包括考古,包括以北大、中研院为主体的新史学——当然也不只包括这两个——是以问题本位为主的。像傅斯年、胡适他们反复讲,是为了重建历史上的那些问题。辽金元史专家陈述在一封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进了史语所的时候才发现,以前的老先生们是以一本一本书为主体的历史,而进了史语所才知道是以问题本位的历史。写一篇文章,是为了解决一个历史上的问题而形成的。傅斯年在表述史语所工作旨趣的时候,最后提出了三句口号,非常明确地讲,东方学的正统是什么?第一个,仁义道德的那一套、旧的那一套,不是我们的同志。以仁义道德、你自创的这些主观道德作为历史的评断,不是我们的同志。这里面就有impersonal的味道,有非人格性的味道。所以,他并没有反对传统史学。可是你看他的几篇重要文章,他认为传统史学都只是材料,不是真正书写史学的究竟的体裁:究竟的体裁还是要写以问题为本位的史学。

   我那本很不成熟的英文书《傅斯年》,当年有一个阅读评论说,傅斯年使他想起1940年代的路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在英国提出的taking mind out of history(赵寻注:原句应为“takingideas out of history”,“把心性从历史拿走”作为傅斯年的理解固然不错,但Namier的意思是排除历史中的“观念”影响以作客观研究。)。纳米尔活着的时候,是英国最有名的史学家之一,提倡群体学(Prosopographical Study)的研究,就是把大群人、上亿人做群体学的研究。这个字是非常难懂的,我也是看Lawrence Stone(劳伦斯•斯通)的文章才知道,这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字,后来被Lewis Namier和Lawrence Stone复活了的一种Prosopographical Study(人学研究)、一种群体学。所以,他认为个人、尤其个人的内在世界对历史研究是不好的,所以要taking mind out of history(从历史中拿掉)。

   当然,傅斯年不是那么简单,他也不像纳米尔那么极端。不过可以看得出来,以解决问题为本位的史学,个人是它研究的范围,但并不是它最终研究的主体。它不像传统史学那样,一切以人或是一切以书为本体——不是研究一本《史记》或者《战国策》,它是以问题为本位。胡适在他的《胡适文存》的序里面说,有人认为我不太重视个人——传统派史学就觉得他研究问题、做历史考证的时候,不重视个人,但他觉得不是,他说,只要你们看看看《胡适文存》里面的文章,我是多么重视个人。有这一句辩解,就说明当时传统史学派,觉得他太问题取向了,好像把人丢掉了。后来翦伯赞也批评胡适,然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太重视个人。历史是由无名群众所形成的,怎么会像你讲的,个人有这么大作用呢?所以,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史学观念的更迭。

  

左翼史学:不相信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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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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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会学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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