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耕:科学与指向价值的行动:韦伯《科学作为天职》一百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8 次 更新时间:2018-05-27 17: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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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耕  

   韦伯亦认为,克尼斯(Knies)的“非理性”也相当程度地接受了罗雪式的人格有机体观念,也同样用始于浪漫派的“民族有灵”说屏蔽了对文化共同体的价值形成的说明,从而也是用更无思辨的宗教思维取代了对价值形成的思考(WL:142-144)。因此,在韦伯看来,之所以出现直接将文化价值的内容提到伦理的高度,从而事实上消灭了伦理的尊严,是因为没有对价值进行批判研究的一个经验科学。只有在罗雪和克尼斯式的“老历史学派”基础上重新建立这样“对理想和价值判断进行科学上的批判”(韦伯,2013:174;WL:149),才能重新恢复我们对价值与伦理关系的思考。科学对于价值行动的重要,是因为行动者是通过知识的果实才对自己的根本立场敞开的。这种敞开,被洛维特(Löwith,1982:56-57;61)概括为开明并将其作为韦伯名下社会科学的真正内涵。

   因此,不经过价值关联而直接将经验科学的内容变成某种伦理,特别是基于某种文明有机体的伦理实质是漠视了具体而纷繁的价值判断。韦伯将之和宗教类比。在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同时写作的《社会科学的与社会政策的知识之“客观性”》(1904,以下简称《“客观性”》)这篇文字中,韦伯继续了他对罗雪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历史学派”中没有尊严的伦理化的批评。作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除旧布新的领导者之一,韦伯在文章的一开始就指明了文化领域的科学与真理之间的紧张,而这种紧张源于文化生活的科学根本上是从实践性的观点出发的。表面上,韦伯继承了历史主义原则出现后形成的看待“应然”方式,也就是“应然”既不应该和不变的“自然”,也不应该和必将发生的未来结合。然而,韦伯认为,这样一来的伦理——也就是关于应然的学问——丧失了形式规定,恰恰丧失掉了“伦理律令”所应该具有的尊严,变成了没有经过理性化的文化价值,一种被演化论和相对论支配的价值理论(韦伯,2013:173;WL:148)。

   尽管如此,我们注意到,韦伯对克尼斯发展出的历史主义的批评与对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的批评形成了更强的一致,在破掉历史学派之历史主义的基础上为新的价值学说垫定了基础,这个奠基是通过对习俗之自明性的解说来实现的。在对老历史学派的批评上,韦伯的潜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接受不经过个体可承担的价值行动的文化共同体,如果伦理是和活生生的价值有联系的,那么是不是意味任何明确而一致的价值立场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明证性的伦理?在实践中贯彻其价值观的人,即鲜活地贯彻着自己价值允诺的行动者,是否在伦理上都具有同样的尊严?这是韦伯思考“历史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施莫勒学说的入手点。

   和施莫勒一致的是,韦伯并不认为行动者的价值判断有着极其分散的主观特性,比如我们完全可能在判断某人是不是流氓的时候取得比“残碑”之文字的释读大得多的一致意见(韦伯,2013:495;WL:501)。但是,与施莫勒相反的是,韦伯认为价值的经验科学恰恰要在看到这些习俗上的一致意见的时候,拒绝将之视为经验上的真,也就是将“习俗上的自明之物”变成问题(韦伯,2013:495;WL:502)。这种自明给予的道德尊严不能成为一个伦理要求。

   对习俗的问题化在韦伯那里意味着对习俗的理解本质上是对异己经验的通感(WL:116),也就是一个个体对成为价值判断对象的文化、时代和艺术平等地予以的同情之理解。这种理解会唤起行动者心中对上述对象的整体感(WL:119),但这样的“整体感”只是被唤起价值感受的人对这些具体对象的感通之心,韦伯很清楚,这样的感通之心,无法历史化,因为它既不能进入到(对历史事件的)因果归因(WL:122),也不能回到历史中创造这些对象的人的感受和心态(WL:123)。但恰恰是在解除了这种“整体感”的历史性之后,韦伯关注的问题是这种通感对于价值关联性的解释。也就是说,当人们不将这种感受力当做是有效的历史事实来接受的时候,它和我们的关联就在于“‘我们’要找出在其中可能‘实现了’的‘价值’”。恰恰是实现我们的价值感受力,将其从通感变成实在的价值的起点。而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正在于这个被唤起的,但并不属于我们内在生命的通感,其实乃是“自我为目的”。它是要找出在这些唤起价值感受的“整体感”的对象之中,究竟实现了什么样的价值。只有清楚这种实现是什么,类似“新教伦理”这样的类型化的概念才会从一个朦胧的同情之理解的对象,变成一个给特定的价值赋予形式的存在。不难看出,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路径和罗雪和克尼斯那里吸收浪漫派的人格与共同体观念有很大的不同。某种程度上,它解除了习俗和传统贴近个体的那种自然基础,转而将其变成了个体行动者“发现”价值的过程。这种“发现”的陌生化力量和再造价值的力量是成正比的。

   至此,我们简略讨论了韦伯在其科学学说写作早期的一项核心的工作,即批评受浪漫派概念影响过重的历史主义。这部分的批判工作和韦伯对早期德国社会学中的浪漫派风格的影响密切相关。在韦伯看来,这种历史主义没能包含观念论,尤其是黑格尔关于理性和行动最重要的成就,因此特别不能将面向价值开放的理性行动置于个人身上。韦伯尤其不认为有机体理论——无论是文明还是国家——中有形成承担价值之行动的可能。但在这部分批判中被作为伪伦理学说的文明和传统的问题,仍然停留在韦伯对价值的思考之中。对价值的“通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那么,在“立”的方面,韦伯如何重构以这样的方式面对价值但又绝不使其仅仅停留于价值感受的行动力呢?对韦伯来说,真正的社会行动发生的空间,就是处在信仰和自然之间的,有着无穷人造物的价值的世界,其中科学如何研究价值,如何使得我们现代人保持洛维特所说的对价值的开明,是韦伯科学学说面临的真正挑战。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客观性”》和《“价值自由”》这两篇作品的解释来理解韦伯的思路。

  

   三、观念类型与价值关联的重建

  

面对上述挑战,韦伯科学学说的重要尝试之一,就是阐明科学的工作如何连接前文所说的价值行动的两个具有张力的方面,即价值的判断和价值的理性化,从而说明科学如何为价值的行动奠定新的基础。在《“价值自由”》和《“客观性”》两篇文章中,韦伯都给出了此工作最重要的一些步骤。

   在《“客观性”》的文章中,知识是从活生生的生命实在出发,在法则与概念这些假设性的知识手段的协助下,对生命实在以有意义的方式进行理解。而这种理解将具备历史(为什么会如此发生)的维度,并且也将为理解新的生命实在准备方向(韦伯,2013:199-200;WL:174-175):

   如果我们想要对这个个体性的集合 “在因果上加以说明”,则我们总是必须追溯到其他的,完全同样具有个体性的集合上,我们将由这些集合出发——当然会利用那些(假设性的!)“法则”,即概念——来对这些集合加以解释。而确立这些“法则”和“因素”无论如何只是一连串使我们得以获得我们所追求的知识的工作中的第一步工作。对上述“因素”在历史上如何聚合成此个体,以及这样的聚合的方式导致的具体的,富有意义的“共同作用”的分析,对具有规定性的陈述,特别是能让这种“富有意义”之特质为什么会产生和如何产生变得可以理解的工作,则是第二步工作的课题……对这些聚合之种种个体性的,对现在而言富有意义的个体特征,就其形成过程尽可能地去追溯,以及由从前的,同样也是个体性的种种组合对这些聚合进行历史性的说明,则是第三个课题。最后,对可能的种种未来组合进行评估,则是一种可以想到的第四项课题。

   在《“价值自由”》中,韦伯将这个工作分为四步。这工作的出发点是具体的,相互对立的意见,通过对意见背后的价值公理的阐明,进而说明这一价值公理所能实现和不能实现的经验性的限制,为思考价值公理本身或者对其作出改变提供方向(韦伯,2013:505-506;WL: 510-511)。

   a)找出那些互相对立的意见所依据之最终的,在内在上“相一致”的价值公理……(这个过程)不会产生任何事实知识,这一过程类似逻辑那样“产生效力”。

   b)使行动者看到(其所持的)“评价性的立场”将在该价值公理下演绎出的种种后果。如果人们以,并且只以这些价值公理作为对种种事实性的事态进行实践性评价之基础的话。这种演绎就论证而言固然是纯意义上的,但相反地,它却也必须结合种种经验上的确定,以便对那些可能会被实践性地评价的经验性的事态,提供尽可能穷尽的决疑术。

   c)确定……“评价性立场”由于1)受限于某些特定的,不可避免的手段的约束性;2)某些特定的,并非直接想要的副结果的不可避免性,而产生的事实的后果。……因此之故,他那在目的、手段与副结果之间所进行的价值决定,对他本身也就变成了一个新问题,并且丧失了对其他人的强制力,

   d)某些新的价值公理以及可以由此导出的种种公设受到了拥护,而它们是某一实践性的公社的拥护者当初没有注意到的。

   对比这两篇写作时间相隔十年的文章,两文共同之处是,具体的实在和具体的价值评断都需要通过知识工作才变得可以理解。这个知识的起点,无论是价值的公理,还是“概念的决疑术”本身没有经验性在其中。但经验性的事态要通过对知识触发的理性化才能通向意义和背后的价值立场。而行动者明白其对经验的实在所以感兴趣(也就是在具体价值上被触动),也就需要面对这样的兴趣的由来。只是这个由来包含了令他自己未必情愿面对的“现实”(手段、副结果和新的价值)。而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最初只是触动自己的现实,则意味着行动者对看似具有强制性的经验,或者看似具有必然性的事实,所获得的自由(上述c部分的工作)。两个文本都肯定了通过“知识”而获得的这种自由,而其实质就是通过目标—手段,以及目标—后果之间的两个因果关系去思考目标。

   而两文不同的是,在较早写作的《“客观性”》中,韦伯的核心工作仍然是历史个性的构成和发生。“理解”的工作虽然摇摆在经验和规范之间,但重心还是在前者。而在《“价值自由”》的文章里,韦伯则认为,一旦“价值判断”的立场在知识构造出的自由中变成了问题,一定是理性地导向根本价值立场变化的前奏。其科学学说的中心,从历史个体的“意义”如何被理解,变成了这种“理解”如何导致价值观的改变。

   如果说科学学说处理的价值具有(实践的)价值判断和价值理性化两个基本面向。那么两文的根基都落在了价值关联,即“将实在物关联到价值上”这个基本命题上(韦伯,2013:506;WL:511)。在《“客观性”》中,韦伯将自己的科学研究的立场视为经验研究者和观念研究者之间。在《价值自由》一文中,韦伯则认为科学通过两个基本路径促使行动者对自己的价值立场敞开,即价值的经验性学问和价值的哲学性学问(韦伯,2013:503;WL:508)。表面上,《价值自由》对于这两个面向的推进非常明显,但如果进一步对比韦伯在两文中的论证,我们可以发现二者的概念和论证手法有相当的交叉,较早写作的《“客观性”》事实上奠定了韦伯科学学说处理价值关联的基础。本文余下的部分将对此加以讨论。

   1.对价值的经验分析

我们首先来看韦伯有关研究价值的经验科学。具体的价值判断遭遇到的最重要的经验事实是实现价值的手段和后果与价值本身的分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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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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