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从学术书评到研究综述

——与博士生的一次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9 次 更新时间:2018-05-26 17: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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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书评写作的基本条件

  

   那么,怎么才能写好一篇书评呢?我再向各位介绍一篇前辈学者的文章,即杨联陞先生的《书评经验谈》,收在2004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联陞《哈佛遗墨》中,杨先生原来供职哈佛大学,曾是“中研院”的院士,他很重视书评尤其是专业的书评,并有深刻的体会。

   我们知道,世界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有“学术监督”之称,而杨联陞也被人称为“学术警察”,这是因为他们经常写严格而客观的学术书评,对学界的各种著作进行评论。杨联陞用中英文写过几十篇书评,评论过很多著名的大人物的著作,像用中文写过吉川幸次郎《元曲选释》、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戴密微和饶宗颐《敦煌曲》、刘若愚《中国文史中的侠》、郭廷以《郭嵩焘年谱》等书的评论,用英文写过王力《中国语法研究》、梅原末治《东亚考古学概观》、卡尔.沃尔夫冈与冯家升《辽代中国社会史(907-1125)》、John de Francis《民族主义与语言改革在中国》、Luciano Petch《十八世纪早期的中国与西藏》、薮内清《中国の天文学》、仁井田陞《支那身份法史》、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石田干之助《唐史丛钞》、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芮沃寿《中国历史上的佛教》等等的书评。

   杨联陞写了这么多的书评,所以,由他来讲《经验谈》,就不是空论了。我读了以后,觉得他说的“经验”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写一本书的书评,要懂得这个领域的“行情”。

   什么是“行情”?就是这个领域的学术史和学术现状。这个领域里面,无论是理论和方法的变化,还是新史料的发现,你都要大体上了解,否则你没法判断这本书的价值。这就像一杆秤要有斤两准星一样,没有斤两准星的秤,是无法称出东西的轻重的。比如,你看到一本书讨论宋代文学,如果你要评论它,那么,你可能要了解,除了现在各种有关宋代文学史的论著之外,(一)当下国内外关于宋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焦点在哪里?有什么新进展,像国内逐渐发展起来的“活的制度史”和政治史研究,国外的地方士绅和区域史的研究,究竟这本书的讨论是否也在这种话题和问题里面?(二)有关宋代文学的主脉、焦点和价值,从元代到晚清究竟如何变化的,现在这本书的讨论,与传统的说法有什么异同?(三)新的宋文、宋诗、宋代小说的大规模编集、整理和真伪考证,这本书是否用上了?它的资料范围和过去的研究论著相比,有没有扩大?历史学界重视的碑刻、方志、笔记等等,它是否也关注到了?

   所以,“行情”很重要,无论是伯希和还是杨联陞,他们都是非常了解“行情”的,所以往往写书评的人是一个“博学家”,否则不能写这么广泛、而且这么到位的书评。这就提醒我们,你要对学术史、至少本行的学术史有总体的、广泛的了解,不光了解中国的,还要了解日本的、欧美的,因为现在是“全球学术”的时代,这是我必须强调的一点。我自己也写一些书评,这个学期讨论到的四种书,包弼德的《斯文》、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我都写过书评,但是,我写出来的,可能只是有关书本身的一小部分,为了评论这些书,你得了解更广大的背景、更多的行情、更宽的视野。比如讨论包弼德,你要了解“唐宋变革论”的来龙去脉,唐宋历史的研究状况,否则怎么能够了解和评价他的书里的那些叙述?又比如,讨论余英时先生关于朱熹的论述,你要研究过去对于程朱理学的研究,了解朱熹更多的活动,否则无法知道余先生的意图和指向。再比如,关于沟口雄三的亚洲和中国研究的思路,你要了解日本中国学甚至整个东洋学的历史和现状,否则也无法知道沟口理论和方法的日本背景。最后,你要讨论艾尔曼的清代学术研究,如果不知道自梁启超、胡适、钱穆、杨向奎以及余英时以来,学术界对清代思想与学术的研究,怎么讨论艾尔曼的得失?

  

三、书评的具体方法

  

   所以我说,书评也许只是你背景知识的一个体现,伯希和、杨联陞他们之所以能够从容地评论不同领域的论著,是因为他们自己肚子里面有“货”,也就是说他们胸中的知识更广更博。可是,具体到写书评上来,这种书评又必须针对要评的书本身,不能信马由缰乱发挥。正因为你要围绕评论的书来写,所以,这本书的问题和内容,就是你讨论的边界,限制了你的边界,反而比自己的论文更难写。我想,除了要有广博的知识和犀利的思路之外,还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检查史料和重复历史。也就是说,对你要评论的著作或论文,最好要重复检查它,或者至少检查书里的一部分历史叙述,同时考察它所用的资料文献,追问它结论的证据是否可靠可信。

   我举一个例子。1935年邓广铭给柯敦伯《宋文学史》写评论,不仅指出这书十万字,“其中什九均是从各种诗文评话一类的书中抄撮而来,其中尤以抄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者为最多”,还具体举出第一章绪论,抄自风马牛不相及的《四库总目》“诗文评类小序,第二章第八节《晚宋的文风》开头五段抄自《四库全书总目》中有关《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正宗》《文章轨范》《论学尺绳》的提要”,痛斥其“无聊的抄撮”之“荒谬”;而且还指出他的子目与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八章节完全雷同,论述也大同小异,指出“柯君虽将一切无用的材料都抄来了,却单单缺少了文学史中所最不可缺少的那些”。[5]看了邓广铭的书评,你就知道柯敦伯这本书没有价值了。现在,很多论著都是抄袭拼凑而成的,虽然我不赞成给这些烂书写书评,但是总得有人去当啄木鸟,把这些书给揭发一下。特别是一些似乎很高明很宏大的著作,乍一看很绚丽,但是经不住你把材料一一对比,一查对,你就发现它靠不住了。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看陆扬给《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写的书评。古正美教授这本著作是1993年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它讨论的是贵霜王朝的月氏王丘就却(约50-78年在位)所奠定的、身兼圣者与王者(类似现在的政教合一)的佛教政治传统,以及这种传统如何在其去世之后被印度化,而后贵霜时代(187-244)色腻色迦及此后几世,又如何引用佛教政治治世传统,并遭到亡国命运。由于作者认为,这一佛教政治传统,因为佛教传入中国而影响中国,所以非常重要。这本书长达670页,讨论的是一个一直不很清楚的历史,需要的又是很多种语言文字的文献,所以,很不好判断其是非。但是,是否真的是这样呢?我们看陆扬的评论,他的评论很长,指出的问题也很多,我们只看他的第一个驳论——

   古氏先把“月支”或“月氏”说成是意译“月之支护”,是崇拜月亮的民族。又把支娄迦讖所译的《伅真陀罗王所问如来三昧经》中“伅真”还原为梵文candra(月),把“陀罗”还原成梵文Dhara(支持),所以伅真陀罗其名为“月支”。然后,她又把“香山”当作犍陀罗(candhara),而这部经典中有记载“伅真陀罗”和“犍陀罗”两部,伅真陀罗是外来的统治者,犍陀罗是本地土著,伅真陀罗王就是外来的、建立贵霜王朝的丘就却,他就像这部经典中所说的,从外而来,建立了佛教帝国。但是,陆扬经过梵文、佛经的对比,指出这根本是错误的,因为“伅真陀罗王”的意思是“大树紧那罗王”,梵文的druma?kimnara就是“树”,因为“真陀罗”是不可分的一个词,而《伅真陀罗王所问如来三昧经》刚好有一个异译本,就是鸠摩罗什译的《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因为《伅真陀罗王所问如来三昧经》是支持“月支”和“丘就却”论述的唯一文献,这一文献依据被推翻,那么,这本700页的大著就站不住脚了。难怪他会这样批评:“(古)的种种观点全都是建立在错误的认识之上,而绝大部分的关键性错误,是由于他的历史方法、佛教文献学、和印度中亚语文方面缺乏基本训练所造成的。”

   所以,我建议写书评的人,最少要把这本书的某一章,最好是关键的一章,重新核查一下它的文献资料,看看它是否断章取义,是否隐瞒证据,是否张冠李戴。特别是有的时候,作者为了表示自己的独特发现,常常隐瞒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或者湮灭某一说法的来源,你就更要细心了。像谢无量《中国古田制考》讨论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谢是一个写了好多书、什么书都能写的人,吴志慎就看出他有匆匆抄撮的特点。虽然吴志慎在关于《中国古田制考》的书评里面说得很客气,但是,他绵里藏针地说,你的新意见,好像都和日本人加藤繁的“英雄所见略同”呀,他把两种书的相同处一一列举出来,还说得很妙,说也许不应该怀疑谢的人格,不应当说这是“取法奸商,假造国货”,但如此雷同,是不是证明了日本人的著作译得还不多呢?如果译出来了,恐怕谢无量先生“看见自己的心得早已被人说出,也许就要搁笔,比较省一点力”,批评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这种功夫是“挖墙脚”的功夫,你书写得再花哨再漂亮,只要指出你的史料错误,就像是沙堆上建大楼,地基一垮,就土崩瓦解了,这叫“釜底抽薪”,是写书评的人要注意的,更是写书的人要注意的。

   第二,理论基础和方法检讨。对要评的论著,要检查其整体是否站得住脚,尤其是要检查它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上的问题,不仅要追根溯源看它的理论方法,而且要看它是否“原原本本”。

   这里也举一个例子。余英时先生曾经写了几十页的评论,讨论狄百瑞的学生钱新祖的英文著作《焦竑与晚明新儒学的重构》(Chiao Hung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Neo?Confucianism in Late Ming)。钱新祖的这本书,研究明代学者焦竑,用了很多西方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像“诠释学”、“对话理论”、“语言分析”等等,简单地说,他的结论是,焦竑的三教合一思想是对国家正统思想程朱学说的反动(Revolt)。但是余先生指出,首先,钱的“重构”方法和“对话”途径是有问题的,他所谓与焦竑“对话”的方式,越过了历史背景和现实策略,走上“六经注我”的路子,余英时指出,当你把古人当作一个“沉默不语的伙伴”时,常常可以任意解释,尤其会把新儒学当成语言游戏,这是反历史的推断。

   余先生的意思是,你研究思想史,必须把研究对象放置在历史中间,这和斯金纳的思路是一样的,绝不可以把对象从它的位置上任意抽取出来,把本来无法说话的古人当作对话的对手,把自己的想象强加在他的身上。其次,当你把古人放置在历史中间的时候,你就要恢复历史语境了,可是恢复历史语境靠什么呢?当然就是靠历史文献,但是他指出,钱新祖对于焦竑思想的表述,依赖的却是黄宗羲的叙述及一些二手资料,忽略了同时代人对焦竑的记载和叙述,甚至连同是万历年间人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资料都没有用上。余指出:(一)作者忽略了“历史重构”的过程,“没有认真把思想作为对过去的重构”,而是过于主观地想象历史;(二)作者没有认真考虑明代三教合一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尤其是王阳明、王龙溪的三教观,脱开了王龙溪这样的重要环节,必然不能正确了解焦竑思想;(三)把焦竑和戴震、章学诚的思想关联起来,缺乏证据。所谓“气”的哲学与考证之学有关的说法,根本是没有根据的“揣测”。

   换句话说,如果把焦竑当成古今可以随意隔空对话的抽象“人”,而不是生活在晚明历史环境中的具体“人”,晚明就变成抽空的时代,而不是具体的历史了。这样研究好像可以很随意也很惬意,但那只是主观的形上玄思。也许,有人会说,这好像是历史学家批评哲学家,用历史尺度来衡量哲学论著,但是,在学术上面并不存在汉宋之争,无论什么研究,都先要回到历史语境,不违背历史,也不违背逻辑,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种批评也有可能落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执一词的麻烦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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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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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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