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并不需要我在此专门论述。本文的目的非常简单，那就是给今天的年轻人讲一些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亲身经历的以及发生在我周围的故事，以此来缅怀邓小平，同时让年轻人了解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在中国现代史上所具有的分水岭意义。

我小学毕业那年正值“文革”开始，此后全国停课闹革命，中学我基本上没有读过。1969年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我去了银川，并且在银川新城区的一家工厂工作了8个年头。1977年我报考大学，被复旦大学录取后回到上海。

今天的银川整洁、漂亮、宜居，周边地区也比较富饶。但是1970年代初银川的生活却非常艰苦。有那么几年，银川猪肉凭“猪肉票”供应，每人每月才半斤，食油凭“油票”供应每人每月才2.5两。我们厂的食堂只能一个月供应一次肉，其余每天的副食基本上就是水煮出来的蔬菜，而到了冬天就只剩大白菜和土豆了。厂里食堂供肉会安排在午餐。那天的早上不到10点车间里就很少有人干活了，人们三三两两都在聊天，谈的都和吃有关。有人说那年他出差在哪儿哪儿一顿饭吃了两斤红烧肉，有人说大跃进时代他吃过的“大锅饭”如何丰盛。听得我们年轻人一个个直流口水，觉得自己生错了年代。食堂12点开饭，但是11点半一过人们就三三两两开始往食堂聚集。食堂的每个窗口都排着长队，饥肠辘辘的我们等着那激动人心的一刻。记得每次拿到那上飘着厚厚一层油水、下沉着肥肥几片猪肉的碗时，我都会狠狠喝上一口。顿时那猪油流向全身，身体无比舒坦。在饥饿的驱使下，各个工厂的工人有的偷鱼腾精（一种杀虫剂）倒入湖中毒鱼，有的偷厂里基干民兵的手榴弹到周围湿地里炸鱼，有的则偷基干民兵的枪支去打农民家养的狗。直到一天早上我们邻厂的工人把一个披着老羊皮大衣在田野蹲坑的老乡当作狗活活一枪打死，出了人命，偷枪打狗的行为才有所收敛。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银川的政治环境与全国一样，都十分恶劣。1970年银川有三位青年因为组织了一个名叫“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的学习小组，并且发表了一些独立的观点而被判处极刑。我们厂组织工人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其间一个青年工人脱口说出：“我看这里面不就说了一些大实话吗？”结果这件事被当作了一个政治事件，该青年在厂内受到了批判。好在厂里领导当时并没有兴趣把这件事搞得太大，最后决定不“扭送公安局”，但是仍然给该青年一个“记大过”处分。

我这人心直口快，在那种环境中非常压抑。我爱说梦话，和我同宿舍住有3人，我因此特别担心梦里吐真言，把我白天的思考流露出来，给自己带来麻烦。这种担心随着1973年后我书看得越来越多，思想越来越活跃而与日俱增。因此只要有机会，我就会避免住在宿舍。但是，宿舍在许多时间不得不住，而说梦话也不是随便可以控制的。我同屋每一次跟我说“鼎新你昨天晚上又说梦话了”，我总会赶紧问他我说了什么，并且手心总是捏了一把汗。估计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我当时的紧张。

为了让年轻人进一步了解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环境，我再讲一个发生在1974年的故事。 那年我坐火车从银川到上海去探望外婆。我父母1958年响应国家支援内地的号召从上海去了银川，我的兄妹三人都是由外婆抚养成人，我们与外婆的感情很深。这是我1969年离开上海后第一次回去探亲，心情非常激动。当时火车很慢，从银川到上海在火车上就要花去整整两天多时间，再加上北京换车，一共要三天两夜才能到上海。

火车从银川开出，到了巴彦高勒后上来了八个青年，五男三女。那五个男子个个一脸匪气，有好几个人腰上还别着蒙古刀，为首的脸上有一条很深的刀疤。他们上车后到处挤挤坐下了，有好几个还坐在我的周围。他们那个架势使我有点紧张，但是他们开口说话后又让我感到十分意外：他们都操着上海口音，是上海到内蒙插队的知青。只是除了上海口音外，他们已经完全没有了当时上海青年的一股文气。

不一会儿乘务员前来查票。我拿出了自己的车票。轮到这几个人时，为首的那个一声不吭，只拿出腰上的蒙古刀，往桌子上狠狠一砸。乘务员看了蒙古刀后就像看到车票一样，脸上毫无异样地走了过去继续查票。这个场景让我吃惊。乘务员走后我斗胆说了一句：“你居然能把这蒙古刀能当作车票用。” 他回答则是：“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因为都是上海人，我们马上聊了起来。我从他们那儿得知他们与北京知青群殴，以及和当地牧民打架的种种故事。我还了解到他们的那个连队坐落在一片盐碱地上，春天播种的种子可以装几个卡车，而秋天的收成却几个人就能背回来。那土地根本就不能种粮食。国家给他们补助的粮食只够吃半年，半年后他们就得回上海吃父母的。他们在上海的兄妹对他们先是同情，后是厌恶，因为他们吃掉了在沪兄妹的各种配额，使得大家都不能吃饱。我当时问了一句：“收成这么低，你们把撒下去的种子吃了不更好吗？” 我得到的回答则是：“难道我们不想这么干？但是播种时是有人真枪实弹看着的。”

这一路的见闻对我个人来说具有一定的转折意义。“文革”的错误我早有所觉察，然而也不敢细想。路上的经历却让我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让知识青年变得像土匪、公然拿刀子当车票的年代肯定是不会持久的。此后我自学更为刻苦，悄悄期待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但在我银川的朋友面前，我却不敢多说。虽然我看到的都是事实，但是如果有人要整我，说我在传播政治谣言，表达对现实不满。在一个“左”就是“正确”的时代，这是一顶足以获罪的帽子。

说到“对现实不满”这顶帽子的分量，我这儿还有一个小故事。一天我在食堂买了两个窝窝头，咬一口味道十分异样，一看窝窝头里面到处是霉斑。我把其中一个窝窝头递给了食堂炊事员让他换一下。结果他不由分说，抄起他那油腻漆黑的围裙，用手指顶着围裙在那窝窝头里使劲转了几下，顿时把窝窝头擦得油亮，霉斑全无。他把窝窝头还给了我，脸上毫无表情地说：“好了。” 我当时非常生气，坚决要求他给我换一个不霉的窝窝头。哪知道我们厂的党委书记杜方正，一个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陕西干部，正好排在我后面。那个炊事员把窝窝头递给了杜书记，说：“赵鼎新嫌这窝窝头不好。” 我刚想申辩，杜书记沉下脸问道：“赵鼎新，你这是对现实不满吗？” 我知道这话的分量，顿觉胆战心惊，赶快拿起那个发霉的窝窝头飞似地走掉了。

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会以为在改革开放前的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单纯，社会比较公正，干部比较清廉。这些其实都是时过境迁的浪漫想象。那个时代夫妻之间都会相互告密，何来人际关系单纯？那时代干部在钱财方面的贪污的确有限，但他们手中握有的各种特权相对来说要比今天大得多。那个时代没有公开竞争，因此许多机会要靠走后门来获得。比如，自1972年起我就想上大学（那时候只有通过推荐上学的工农兵大学生），但却因为没有后门和关系一直得不到推荐。总算熬到了1975年，那时我已经在厂里工作了5年，并且已经连续两年是车间优秀职工，而我的唯一的竞争对手是一个工作才两年的学徒。似乎我们厂这次上大学的推荐名额非我莫属了。哪知道该学徒工的母亲是银川市轻工业局的局长，她给厂里打一个招呼名额就成了她女儿的了。

由于我的各方面条件都要明显优于该学徒工，厂里还是有些干部觉得我应该得到这个名额。为了让她得到推荐，厂里有个干部在有关会议中突然提出 “赵鼎新有海外关系”。该干部说的是我有一个从未谋面的舅公居住台湾这一事实。因为他只是我的舅公，我的档案中应该没有这项纪录，我至今也不知道该干部是从哪儿弄到这一信息的。在那高唱左调就等于正确的年代，该干部一句话后谁也不敢再吭声。那位学徒工于是就上了大学，而我的命运则要到1977年8月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才得以翻转。

今年是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政策施行的第40个年头。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我说的这些在七十年代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已经非常陌生，但正因为陌生了才更有必要讲。今天我在为中国的强盛和中国人的普遍富裕感到自豪的同时，一刻也不敢忘记邓小平的功劳。他不但改变了我们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人的命运，还改变了整个民族的命运。是他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使我们不再需要把伟人的论点都当作真理；是他推行了特区建设，使得今天深圳一地的产值就超过台湾；是他提出了市场可以姓“社”也可以姓“资”，并且在88岁高龄通过南方讲话把中国改革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正是他提出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著名论点。邓小平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