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光清、熊健坤: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一种具备操作性的治理方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9 次 更新时间:2018-05-23 11: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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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光清 (进入专栏)  
特别是注重发挥各省或地方商会的服务与协调功能;一些村(或居委会)成立了出租屋主联合会,参与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工作;政府还采取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这样,就使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力量都调动起来,并形成协同效应,提高了治理能力。

   案例三: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社区治理中的多中心协同治理。宜昌市西陵区是宜昌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社区治理问题一度非常之难。在当地社区治理过程中,党政部门提出目标和要求,社区居委会进行指导和协调,以小区为自治单元,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的作用。各小区以业主委员会为载体,组织居民开展停车管理、绿化美化、环卫整治、治安巡逻等工作,引导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各小区还以业主委员会为纽带,发动居民参与文体活动,改善邻里关系,优化社区文化。同时,社区党组织还特别重视发挥小区中有声望、有能力,又愿意为小区服务的优秀党员的作用,让他们积极参与小区治理,为小区治理出力。这样,通过多中心协同治理,小区环境大为改善。

   我们也能找到很多反向的案例。例如,一些地方针对社会问题,采用比较简单粗暴的方式,动不动就使用强制性手段进行整治,结果引发其他社会问题,或者短时间有效,很快就出现反弹,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从多中心协同治理理论的角度看,这种做法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良倾向。一是与多中心治理理念不相容。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过于依赖国家的力量,而忽视了运用其他力量(例如:市场、社会和公民个人)来解决问题。二是与协同治理的理念不相容。协同治理强调的是自组织与自发秩序,使用手段应当是比较柔性的,而不应当是简单粗暴的;同时,由于其他力量的缺失,不可能形成协同效应,因而不能达到有序状态,即使短时间有效果,也不具有可持续性。三是与治理理念也不相容。治理理念是适应现代社会复杂性而产生的,重视公平正义与互动协商,而不应当过于依赖强制性的手段。这从反向表明了,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治理模式。

   综上所述,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提供了一种可操作性的实践方案。当前,中国社会领域的问题和矛盾非常多而且非常突出;国家的力量尽管很强,但难以包打天下,难以管制所有事务;市场的力量比较强大,能够发挥较好的作用,但也存在许多负面的影响;社会组织的力量有所壮大,可以在治理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公民素质提高,能够自觉参与治理过程。同时,在同一层面或不同层面,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又相对复杂,存在一定的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现象,难以形成协同效应。在这样的背景下,采用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各治理主体的优势作用,利用各方资源,调动各方积极性,从而形成协同效应,实现有效治理。

   (本文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②] [英]迈克尔·博兰尼:《自由的逻辑》,160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③] [英]迈克尔·博兰尼:《自由的逻辑》,17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④]参见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⑤]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民主的意义及民主制度的脆弱性》,317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⑥]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超越市场与政府:复杂经济系统的多中心治理》,载王亚华主编:《增进公共事物治理:奥

   斯特罗姆学术探微与应用》,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⑦]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超越市场与政府:复杂经济系统的多中心治理》,载王亚华主编:《增进公共事物治理:奥

   斯特罗姆学术探微与应用》,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⑧]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超越市场与政府:复杂经济系统的多中心治理》,载王亚华主编:《增进公共事物治理:奥

   斯特罗姆学术探微与应用》,7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⑨] 参见王亚华主编:《增进公共事物治理:奥斯特罗姆学术探微与应用》,13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资源的未来:超越市场失灵和政府管制》,4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1] 参见王亚华主编::《增进公共事物治理:奥斯特罗姆学术探微与应用》,134页。

  

  

   [12] 参见孔繁斌:《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3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3]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言的多中心协同治理(polycentric synergetic governance)中的“协同”为协同学(Synergetics)意义上的“协同”(synergetic),其中的协同治理可译为“synergetic governance”,与一般意义上提到的合作治理或协同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在含义上不同。尽管“collaborative governance”很多时候被译为协同治理,并且虽然有学者注意到了协同学这一学科领域,但是,并没有从协同学意义上对此展开研究。为了以示区别,本文以下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称为合作治理,而协同治理则指协同学意义上的协同治理(synergetic governance)。

  

  

   [14] 参见H.哈肯:《信息与自组织》,译者序,3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

  

  

   [15] 参见H.哈肯:《信息与自组织》,译者序,6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

  

  

   [16] 参见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31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3。

  

  

   [17] 参见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4版,14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8] [18]参见郭治安:《协同学入门》,30、3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19] 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7页。

  

  

   [20] 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8页。

  

  

   [21] 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9页。

  

  

   [22] 参见许国志主编:《系统科学》,307页,上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0。

  

  

   [23] 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思维:物质、精神和人类的计算动力学》,533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24] 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思维:物质、精神和人类的计算动力学》,533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25] 王亚华主编:《增进公共事物治理:奥斯特罗姆学术探微与应用》,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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