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从《樱桃园》阐释史看经典的艺术张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4 次 更新时间:2018-05-23 00: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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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  

   内容提要:俄罗斯杰出剧作家契诃夫的最后剧作《樱桃园》,自问世以来就一直是人们阐释的对象。这部奇特的“四幕喜剧”的百年阐释史,经历了多元化——单一化——多元化的历程。不同时代的阐释者以各自的审美情趣与契诃夫进行着精神上的对话,多视角地展现出《樱桃园》的艺术韵味和审美特质;而《樱桃园》所蕴含的艺术张力,则为不同时代的阐释者提供了足够的阐释空间,并总能激活阐释者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由此足见,《樱桃园》不愧为戏剧史上永恒的具有当代意义的经典。

   关 键 词:《樱桃园》  樱桃园情结  契诃夫  艺术张力

  

   俄国剧作家契诃夫的绝笔之作《樱桃园》已然成为经典,自1904年始,该剧在世界各国不断上演,赋予了人们永恒的“樱桃园情结”。然而,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的“樱桃园情结”是不尽相同的。这体现出文学经典深广的阐释空间。虽然任何文学文本均可以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被历史地阐释,但唯有经典方能激活时代精神而具有当代意义。这与经典的内在艺术张力有密切关系。内在艺术张力是经典永葆时代性的重要因素。《樱桃园》凭藉其独特的艺术张力,赋予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樱桃园情结”以充分彰显时代特质的内涵。回眸《樱桃园》的百年阐释史,可以发现,这部经典剧作的艺术张力使各个特定时代的阐释具有了特定历史的逻辑性,使时代的精神和话语在剧作的艺术世界里获得充分阐发的空间。

   《樱桃园》上演后的头20年间,在不同的阐释声音中,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下简称“斯坦尼”)、作家高尔基和青年导演梅耶荷德的阐释最有影响。他们以自身不同的审美观念感受这部作品,以自身的诠释方式去把握时代的精神话语,他们之间的思想碰撞鲜明地体现出这部剧作艺术世界的复杂性。

   1904年1月,斯坦尼率先将契诃夫的《樱桃园》搬上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舞台,成为该剧第一个舞台诠释者。首演的成功表明了斯坦尼舞台诠释的成功。在他看来,对正在逝去的、美丽而富有诗意的、但已无用的生活的泪别,是《樱桃园》根本的情感。这也正是斯坦尼对这部剧作的最初把握。他注意到契诃夫在给剧本命名时对“樱桃的”一词之重音的改变,他在《我的艺术生活》中写道:“契诃夫坚持把《樱桃园》的重音放在‘ё’上,仿佛以此来抚慰那逝去的、美丽的、而如今已无用的生活,这种生活他在剧本里含着眼泪摧毁了。”①于是,呈现在舞台上的首演,是一出地道的抒情悲剧。抒情氛围的营造体现了斯坦尼对契诃夫戏剧艺术境界的深刻领会,然而,悲剧性感伤氛围的烘托,把《樱桃园》界定为一出“沉重的戏”,又引来了契诃夫的不满,被他称为“愚蠢的感伤主义”。契诃夫曾抱怨道:“我的《樱桃园》在海报上被称做‘正剧’,这使我很苦恼,涅米罗维奇-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根本没有弄懂我写的东西。”②

   的确,契诃夫将《樱桃园》界定为“四幕喜剧”,这为后人留下了至今仍未解开的体裁之谜,而斯坦尼则是第一个陷入该谜团中的人。“悲剧性地”和“喜剧性地”理解“樱桃园情结”,是对这部戏两种不同的阐释方式。斯坦尼与契诃夫之间的分歧,正是《樱桃园》自身复杂的艺术特质所生成的内在艺术张力所决定的。关于一座美丽庄园消失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引发截然不同的感受,其原因不仅在于人们的审美立场有异,更在于剧作本身包含的使不同审美立场得以呈现所必需的艺术元素。剧作家坦言,“这部戏是轻松愉快的”③。为了彰显喜剧性,剧作家在人物关系的设置④、情节节奏的把握、抒情氛围的烘托、轻松喜剧因素的应用⑤以及人物动作的设计等方面煞费苦心,剧本因此具有了从外在到内在的喜剧性特质。然而,戏剧人物自身的丰满性、戏剧结构和舞台氛围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又似乎使导演斯坦尼有充分的理由将该剧看成是感伤的悲剧。在他眼里,剧中女主角朗涅芙斯卡娅面对充满诗意的樱桃园即将逝去而无可奈何,无疑是极其伤感的情境;她面对樱桃园一草一木所发出的真情感叹,赋予了剧本忧郁感伤的情调;她最终失去庄园的命运,也无疑带有鲜明的悲剧色彩。由此,斯坦尼将朗涅芙斯卡娅打造成一个多情善感的悲剧性角色。为此,契诃夫大为光火,指责导演让观众看到了太多的眼泪。

   虽然斯坦尼最初的舞台诠释没有得到契诃夫的认同,但他的阐释却影响深远,不仅左右了20世纪初俄国观众的情感,在后来很长时间里,苏联乃至中国读者也都受其影响,不自觉地用斯坦尼的“眼睛”来读剧本,用斯坦尼感伤式悲剧的情绪诠释着“樱桃园情结”。作为《樱桃园》的第一位舞台诠释者,斯坦尼将剧作中暗含的悲剧感伤因素做了最为深远的阐释发挥。他的阐释之所以影响巨大,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初的大多数俄国观众尚不能去领会契诃夫内心那独特的喜剧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历了1905年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动荡岁月后,俄国人(尤其是俄侨)更容易认可“忧郁的”“感伤的”“樱桃园情结”。

   作为崇尚现实主义理念的导演,斯坦尼没有对《樱桃园》的象征主义意蕴做充分的阐释,而是停留在现实主义层面上。可是,《樱桃园》却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味,这种象征意味与现实主义因素交织在一起,深化了剧本的主题意蕴。对剧本的象征性不做充分的关注,无疑是很大的遗憾。20世纪初,年轻的导演梅耶荷德在这方面做了可贵的尝试。热衷于艺术创新的梅耶荷德反对斯坦尼在舞台上对“日常生活”的过分关注,欲以象征主义理念统摄全剧。在他眼里,唯有以象征主义眼光观照《樱桃园》,方能透过写实主义表层而体味出如音乐般抽象的诗意内涵。故他既不认同斯坦尼将“樱桃园情结”理解为“俄国生活的感伤的悲剧”,也不认同契诃夫自封的“喜剧”,而是将该剧看成神秘主义的抽象戏剧。这种阐释虽然遭到斯坦尼和契诃夫的反对,但却得到了象征主义作家安德烈·别雷的赞同。这种阐释绝非对原著的“过度诠释”,而是刻意凸显了原文本中隐含着的象征主义元素。作为“诗意”与“美”的象征,“樱桃园”的形象饱含着巨大的象征意义,樱桃园的消失本身所蕴含的对人类命运的象征,具有深远的阐释意义。梅耶荷德正是抓住了剧本所具有的象征化特征,将其推向极致,形成了新颖独特的舞台呈现。有趣的是,尽管契诃夫从未赞成过象征主义理念,但梅耶荷德的象征主义艺术实践反倒更贴近契诃夫的初衷:梅耶荷德在巡回演出中,通过大量舞台假定性手法的运用,弱化了舞台上对日常生活的写实性表现,将剧中的象征意义凸显了出来,收到了奇特的艺术效果,使舞台呈现更突出了作品的匀称性和戏剧时间均匀性,在整体上增强了全剧的意蕴。更有趣的是,梅耶荷德的象征主义阐释在其艺术实践中更贴近了契诃夫所坚持的“喜剧性”。梅耶荷德说:“《樱桃园》中充满了那种能听到死神之声的愉快。”⑥这种感受今天看来无疑更有助于理解契诃夫独特的喜剧精神。在象征主义者眼里,斯坦尼和涅米罗维奇-丹钦科这些不久前的创新者,已成为艺术上的保守者,他们无法真正挖掘出《樱桃园》巨大的象征意义,尽管契诃夫本人并不赞同象征主义理念,但诚如安德烈·别雷所言:“契诃夫在对现实生活的细腻感受中无意间闯入了象征主义天地。”⑦的确,如同当年对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的独到价值的认识恰恰来自俄国白银时代的象征主义诗人们,与契诃夫的艺术观念差异巨大的梅耶荷德却天才地挖掘出了《樱桃园》文本丰富的象征意味,大大地拓展了剧本的意义空间。美丽的樱桃园在斧头声中渐渐消失,富有诗意的庄园被毁灭了,人的生存境遇的无奈就在现实的画面和画面背后巨大的象征意味之间形成的张力中得以展示。

   契诃夫赋予《樱桃园》剧本内在的喜剧性特质,在20世纪初的头20年里也引起了一些戏剧评论家的兴趣。库格尔、阿姆菲杰亚特罗夫这两位当时颇负盛名的戏剧批评家对剧作的喜剧性展开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库格尔发现了剧作中包含的对忧郁的讽刺,发现了剧作家是“带着嘲笑审视一切激荡的情绪”⑧,并为此而批评斯坦尼没有在舞台上展现这种“嘲笑”。库格尔的眼光今天看来颇有启发性,有助于深入领会《樱桃园》的喜剧精神。阿姆菲杰亚特罗夫则将“人与命运的对话”这一视角做了深度阐发,将“樱桃园情结”阐发为一代人与一代人命运的变迁,由此指出:“《樱桃园》是一部近似古希腊悲剧式的悲剧,但被套进了现代喜剧的框架中。”⑨不过,倒是C.H.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罗赞诺夫等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们更深远地阐发了“樱桃园情结”中的怀疑主义成分,将《樱桃园》的基调理解为“悲观的乐观主义”,更加充分地显示了该剧作悲剧成分与喜剧成分之间形成的艺术张力。

   时代的变迁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会左右人们对剧本不同层面的艺术内涵的感悟。契诃夫去世不久,俄国爆发了1905年革命。在革命风起云涌之际,高尔基紧紧抓住《樱桃园》中所蕴含的渴望变革、向往未来的情感,对剧本做出了天才的诠释。他沿用契诃夫的定义,将该剧称作“抒情喜剧”,与斯坦尼的感伤主义式的诠释相对立,独到地从政治角度阐发了对主人公的评价。在高尔基眼里,女主人公朗涅芙斯卡娅和她的哥哥加耶夫“像小孩那样地自私,像老人那样地衰老。他们到了应该死的时候而没有死,他们悲叹着,对他们四周的一切完全看不见,完全不了解,他们是一群不能再适应生活的寄生虫”⑩。这一评述体现了阐发“樱桃园情结”的逻辑一致性:既然樱桃园的主人是不适应时代的寄生虫,那么樱桃园的拍卖、庄园主人的离去便失去了感伤的意义而体现出时代的进步。这是值得称贺的、应该乐观对待的变迁。高尔基对剧中人物的政治诠释虽然与契诃夫的原意并不一致,但剧作文本却给予了高尔基做出这种阐发的理由:契诃夫笔下的庄园主人那优雅的、多情善感的、懂得爱与美的心地善良的天性,在文本的特定戏剧情境中又显得多么的不合时宜!对人物的这种艺术处理方式,使得戏剧文本具有了多重含义,人物本身的气质和其行为之间产生了张力,使高尔基的这一暗合了当时俄国政治氛围因而得到广泛认同的政治化阐释获得了足够的逻辑支撑,对未来几十年间人们对《樱桃园》的认识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十月革命后,苏联主流评论家们沿着高尔基的逻辑,从历史进步的角度,从列宁主义学说出发,将高尔基的“社会—政治”阐释模式发挥到了极致。

   《樱桃园》问世后头20年间文本阐释所呈现出的多元化倾向一方面得益于当时俄国社会的多元文化形态,但无可置疑的是,《樱桃园》文本自身所蕴含的多层次的深广的阐释空间,也为多元化阐释奠定了基础。忧郁感伤的抒情氛围、滑稽可笑的人物言行、剧作家戏谑超然的审美立场,以及象征主义的内在意蕴,都赋予了剧作文本巨大的艺术张力,为各种相对立的阐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对《樱桃园》的阐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新的意识形态要求对剧本有新的理解。这是时代的要求。而《樱桃园》本身所具有的艺术张力,则不仅使得这些符合新的意识形态要求的阐释获得了必要的合理性和逻辑的严整性,更激发了新的阐释自身的深化。

   《樱桃园》这部极富抒情性的剧作,饱含着对未来的向往。虽然美丽的樱桃园在阵阵斧头声中无奈地消逝了;虽然庄园的消逝具有无可非议的感伤情怀,但同样无可置疑的是,伴随着这份无奈的伤感的,是剧作家赋予剧本的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别了,旧生活,你好,新生活!”这是剧中大学生的心声,这个声音与全剧忧郁的抒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其间所形成的张力,使作品具有了多维度的意义指向,而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理想主义激情高涨的历史背景下,剧本所包含的对未来的热情向往便得到了极大的阐释发挥。

新时代的乌托邦激情要求以乐观的精神去理解“樱桃园情结”。于是,当年斯坦尼忧郁感伤的理解就显得不合时宜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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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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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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