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飞:从托尔斯泰到周作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5 次 更新时间:2018-05-21 11:57:25

进入专题: 托尔斯泰   周作人  

张先飞  
导致对文艺本身的论述相对较少。当然周作人亦有专论对文艺问题细加申说,1918年12月20日周作人撰文《平民文学》,着重解说承载这些“主义”/“真理”的“人的文学”的基本特性,周作人具体落实到“平民的文学”这一概念上。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中指出,仅从形式方面考察作为理想文艺的“人的文学”,是不能将其与以往的文艺根本区分开的,但从内容方面,也就是“文学的精神”上却完全可以辨别出“人的文学”的独立的本质,这就是“平民的文学”概念所涵括的人道主义文学的基本特性:“普遍”与“真挚”。“普遍”与“真挚”原本是晚期列夫·托尔斯泰用来衡量“真艺术”与“假艺术”的标准,不过到了新理想主义的时代,作为“人的文学”特性的“普遍”与“真挚”在内涵上均已发生较大变化,这缘于现代人道主义观念中已增加了“大人类主义”“人间的发见”等新的时代“真理”。

   周作人对于作为“人的文学”特性的“普遍”与“真挚”的内涵有着深入思考。首先关于“普遍”的涵义,周作人从文艺表现内容的层面做出回答。他从“大人类主义”的核心观念出发,揭示出“普遍”是指理想的人类新道德的普遍性特质,其理论根据是现代人道主义者所秉持的“灵肉一元”的科学“人”的本质观。周作人宣称,现代人道主义的“人”的本质观与新的道德观要求每位人类的成员,“不必讲偏重—面的畸形道德、只应讲说人间交互的实行道德。因为真的道德、一定普遍、决不偏枯。天下决无只有在甲应守、在乙不必守的奇怪道德。所以愚忠愚孝、自不消说、即使世间男人多所最喜欢说的殉节守贞、也是全不合理、不应提倡。世上既然只有一律平等的人类、自然也有一种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基于这种新的普遍性的道德律令,人道主义文艺家自然会对自己的身份与文艺表现的内容做出明确限定,在他们看来,既然在现代人道主义的理想社会中只存在本质相同并信守“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的“一律平等的人类”,因此人道主义文艺家一方面要清醒认识到自己作为人类普遍一员的身份,“既不坐在上面、自命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风、颂扬英雄豪杰。只自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浑在人类中间”;另一方面也需明白人道主义文艺在题材上对普遍性的要求,即人道主义文艺“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等“普遍的思想与事实”,而不必关注“英雄豪杰才子佳人”等信守特殊道德的特殊人群的事业与幸福。(32)应该说,周作人关于“人的文学”的示范性创作较好地实践了“普遍”的原则,叶绍钧曾敏锐地注意到周作人的标志性作品《小河》对于普遍性的人生、精神、情感的成功表现,1936年叶绍钧解析《小河》的思想艺术,清楚地指出了“这首诗所捉住的情境是很普遍的”,如果“联想到人类社会方面去……差不多随时随地都有”,而且那些植物所表达出的也全是普遍性的思想与情绪。(33)

   周作人对于现代人道主义文学的另一基本特性“真挚”的理论定位,是紧接着“大人类主义”的“个人”/“人类”观作出的。在周作人看来,由于所有的现代人道主义文艺家对自己的身份都有着清晰认知,“只自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浑在人类中间”,即他们确信人类中的每位成员都是一个能够代表人类全部属性的“单体”,彼此间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不但“人类的事、便也是我的事”,而且“个人”就是“人类”。而理想的人道主义文艺既然是由理想的“个人”所完成,那么它所表达出的符合人类本质的思想情感,自然不仅具有“普遍”的特质,而且又绝对地“真挚”。由此也可清楚了解,人道主义文艺“真挚”特性的表现形态,就是每位人道主义文艺家自觉作为理想的“个人”——“人类的一员”,(34)通过抒发个人“真挚”的思想感情,从而代表其他的人类成员表达具有全人类普遍性的“真挚的思想与事实”。而在此过程中人道主义文艺家“真挚”的态度也是不言而喻的。

   周作人所解说的“真挚”特性,就是列夫·托尔斯泰在其艺术感染性理论中最为突出强调的艺术家的“诚实”。列夫·托尔斯泰坚持认为,对艺术形式的有意追求是与“诚实”“真挚”相互抵触的,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中也基本认同这种看法。应该说,这种特殊理论判断的形成缘于晚期列夫·托尔斯泰对西方近代文艺观的根本否定与严厉拒斥,托翁在人道主义文艺观的建构思考中,立意推翻近代“以美为主”的文艺观念与创作表现的传统,同时亟欲重新构建起一种新的文艺观念及创作体系,这种文艺体系不仅只表现人道主义的“真理”,而且坚持“以真为主”的总原则,此处需略作解释,“以真为主”之“真”是指情感的“诚实”“真挚”,并非符合事物本质及规律的哲学之“真”。这种新的标准对于文艺家如何表现“真挚”的思想情感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严格规定文艺作品必须丝毫不变地表达文艺家所有真意实感的原有样貌,因此要从根本上抗拒技术性的修饰雕琢。晚期列夫·托尔斯泰等十分严苛地反复强化这一原则,排斥文艺家对于艺术形式的追求,不过他们所依据的理由却十分简单,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中对有关思路作出详细表述,指出这是作为“人生的艺术派”的人道主义文艺家的主张,“我们说及切己的事、那时心急口忙、只想表出我的真意实感、自然不暇顾及那些雕章琢句了。譬如对众表白意见、虽可略加努力、说得美妙动人、却总不至于绉成一支小曲、唱的十分好听、或编成一个笑话、说得哄堂大笑、却把演说的本意没却了、但既是文学作品、自然应有艺术的美。只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这便是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可以看出,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中所说的“真挚的文体”对于形式方面的探索基本未作要求,但同时也未否定“略加努力”的必要性。(35)相形之下晚期列夫·托尔斯泰对于写作技术的过度抵制显得有些绝对化,引起了克鲁泡特金等的强烈反拨。

   在周作人看来,文艺家态度的“真挚”还有另一重含义,他在《人的文学》中使用了“严肃”与“游戏”两个对立的范畴,来区分“真挚”与“不真挚”的态度,这两种绝然不同的态度表现在文艺观念及创作实践上,就是价值截然对立的“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周作人对此作出了经典论断: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中略)分作两项(中略)(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狠可以供研究之用。这类著作,分量最多,也最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这一类中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世间每每误会,与非人的文学相溷,其实却大有分别……这区别就只在著作的态度不同。一个严肃,一个游戏。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着玩弄与挑拨的形迹。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材料方法,别无关系。(36)

   周作人这一“真挚”观念在“五四”时期影响巨大,成为此后“人的文学”重镇——前期文学研究会批判拟古文艺、鸳鸯蝴蝶派等旧派文艺,以及“黑幕文学”等民初堕落文艺时最基本的理论依据。

   周作人为清楚说明“普遍”与“真挚”两种特性的内涵,仍将“人的文学”置于《新文学的要求》所提出的人类文艺进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进行分析。他在《平民文学》中将“人的文学”与前一历史阶段的“阶级的文学”/“贵族的文学”相比较,指出“平民文学应该著重与贵族文学相反的地方”,也就是说既然已知“阶级的文学”/“贵族的文学”在形式与内容上的缺点是“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或游戏的”,那么“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在内容及精神方面的特质必然与之完全相反,是“普遍与真挚两件事”,他认为这是“人的文学”有别于以往时代文艺形态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其实周作人在人类文艺进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做出“贵族的文学”与“平民的文学”的区分,(37)完全是承袭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的作法,但周作人在具体分析时明显以“大人类主义”的历史演进观丰富并深入改造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思路。此外,还需特别强调,周作人“平民的文学”观是专属于现代人道主义理论系统的理想文艺观,其中的“平民”“贵族”等概念均有专门的含义,完全不同于“五四”时期一些论者基于民主主义立场所倡言的平民的、大众的文艺观,这些论者甚至会从“Democracy”的政治学含义出发进行分析。由于这两种“平民”的文艺观在现代文艺发展历程中均有流传及影响,因此有必要作出本质区分。

   三、“人的文学”的文艺功能论

   在“人的文学”文艺观的理论架构中,文艺的功用问题至关重要,因为“人的文学”的文艺功能论明确规定了文艺隶属于现代人道主义改造活动的身份定位以及完成“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职责、目标。著者在《“人”的发现》第二章《“五四”视野下现代人道主义的思潮流脉与观念谱系》与第三章《“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人间观”》中已充分阐释现代人道主义对实现理想人类社会的一系列设想:“根本解决”的改造思路与谋求人类普遍团结的终极目标,以及以精神改造为核心的社会变革方略等。在此整体设计中,文艺被设定为完成精神改造活动最关键的工具与手段。很明显这种文艺功用观只是现代人道主义一种理论构造物,其最初理论形态是由晚期列夫·托尔斯泰建构的。现代人道主义者出于自身理论信仰,将这种产生于19世纪末并在20世纪初蓬勃发展的文艺新说视为“真理”,不过由于现代人道主义理论家受到实证科学观念与历史主义观念的影响、限制,因此他们在全盘接受这一新理论之前,势必先寻找科学知识与历史事实方面的证据,来印证托翁人道主义文艺论所推重的文艺样式与文艺形态都是历史存在物,而其理论主旨亦可得到事实印证。现代人道主义文艺论的中国形态——“人的文学”观的确立便经历了这样的理论过程。

   周作人“人的文学”文艺功能论直接承继列夫·托尔斯泰对文艺功用问题的思考,列夫·托尔斯泰曾提出重要论断:文艺能直接推进人类普遍团结崇高目标的实现,并认为这原本就是文艺固有的属性。当然在周作人等刚刚步入崭新的20世纪现代人道主义者看来,该判断还只能算作一个假设性推论,周作人追随哈理孙,在人类学、神话学、宗教学等当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为此推论提供科学依据与历史证据。

   周作人与哈理孙清楚说明其思考理路是要追溯至文艺起源之初,以证明这种特殊功能是文艺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哈理孙指出“对于像艺术这样错综复杂、源远流长的事情,除非我们能够对其最初发生时候的情形有所了解,否则我们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对其功能获得透彻的理解,就无法理解它的所然和所以然”,(38)周作人也反复强调对于文艺要从“起源上论他的本质”。(39)周作人与哈理孙之所以采用这种论证方法,源于其新的科学理论发现——“艺术的宗教本体论”,他们从“仪式说”出发审视文艺起源,认定在人类文明早期文艺虽从宗教分离出来,但文艺主要的本质精神,即“本体”并未随之改变,仍旧保持着宗教的“本体”,这就是“神人合一,物我无间的体验”,这些共通的“根本精神”始终将文艺与宗教紧密连接,周作人甚至称“宗教的根本精神却是与艺术的存在同其寿命”。(40)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新文学的要求》《宗教问题》中都对“艺术的宗教本体论”有过清晰陈说:

从表面上看来变成艺术之后便与仪式完全不同,但是根本上有一个共通点,永久没有改变的,这是神人合一,物我无间的体验。原始仪式里的入神……忘我……就是这个境地……基督教的《福音书》内便说的明白,“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七节)这可以说是文学与宗教的共通点的所在。托尔斯泰著的《什么是艺术》,专说明这个道理,虽然也有不免稍偏的地方,经克鲁泡特金加以修正,(见《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内第二章文学观)但根本上很是正确。他说艺术家的目的,是将他见了自然或人生的时候所经验的感情,传给别人,因这传染的力量的薄厚合这感情的好坏,可以判断这艺术的高下。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托尔斯泰   周作人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0052.html
文章来源:《鲁迅研究月刊》 2017年07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