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王国维与民国大学之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3 次 更新时间:2018-05-21 11: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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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平  

   内容提要:大师与大学的关系自来是研究民国学术史的重要内容。蔡元培自1916年末长北京大学之后,鉴于“罗王学派”的国际影响力和学术上的标志性意义,一意邀请王国维加盟北大,先后六次或以函件邀请、或派专人面请、或请他人劝请,而王国维则经历了从坚辞到勉强受聘的过程。因为北大当时的至尊地位、学生的驯良可教以及在古物学等领域丰富的学术资源等,使得王国维愿意与其保持一线之关系。但北大的民国政府背景、过于强烈的政治色彩、以白话诗文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及错综复杂的学派纷争,又使得王国维努力与其保持着疏离的姿态,并最终因为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的一则《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而宣称与北大决裂。但王国维对于政治色彩淡薄、学术流派单一的仓圣明智大学与清华学校,则有着明显的认同,王国维与北大及其他大学的离合因缘,同时也承载着罗振玉的思想和情绪。考察王国维与民国大学的关系,对于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民国年间政治与学术的纠葛、新旧文化的矛盾以及学术流派的分野等,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关 键 词:王国维  蔡元培  罗振玉  北京大学  罗王学派  章门弟子  新文化运动

  

   王国维晚年任教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一起造就了清华国学的短暂辉煌,此人所共知者。但王国维此前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一职,而且是在北大数度邀请之下才勉强就聘,其过程之复杂曲折可能就不大为人所知了。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之后,罗振玉天津贻安堂为刻《王忠悫公哀挽录》,其中收录陈守谦、罗振玉、樊炳清等诸家传记,皆未言及就聘北大事,后来杨钟羲所撰墓志铭也无只字言及此事。1928年,赵万里撰《王静安先生年谱》,在壬戌系年(1922年)末记云:“初,岁在己未,夏,北京大学文科拟聘先生为教授,倩先生友人鄞县马叔平衡先生为先容,先生却之。庚申,又提前请,先生仍以不能北来为辞。辛酉,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函聘先生为通信导师,强之乃就。”[1]赵万里提到了北大在1919、1920、1921年三度聘请王国维,而且经历了从文科教授到通信导师聘任方式上的改变,这应该是目前最早比较详细谈及王国维就聘北大之经过者。1929年,法国学者伯希和在《通报》第26期发表《王国维》一文,其中也提及:“1919年和1920年,北京国立大学聘请王国维任教授,遭到了他的拒绝。但是,1922年,他同意担任北京大学国学门的通讯导师。”[2]伯希和自己也曾担任北大国学门的通信导师,所以略知王国维的情形。

   此后诸多回忆、传记始稍稍涉及此事,但大多不出赵万里年谱所记范围。如王德毅的《王国维年谱》只是在大致绍述赵万里数语之后,援引王国维致沈兼士信中所提出的四种研究题目以及与北大学生何之兼等五人关于联绵字研究的往返通信。[3]陈鸿祥的《王国维年谱》与袁英光、刘寅生的《王国维年谱长编》则依据《王国维全集·书信》,增加了1917年北大首次邀请王国维任教之事。[4]另如刘烜《王国维评传》、陈鸿祥《王国维全传》(修订版)、窦忠如《王国维传》等,对北大聘请王国维的整个过程有大致的描述。①

   诸种年谱与传记虽然各有侧重、详略不均地记载或描述了王国维与北大的关系,但不仅在史实上时有阙失和混杂,而且往往未遑全面勘察王国维本人心态变化的历程及原因,以及罗振玉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厘清这一段史实,不仅对于考察王国维的生平思想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因着北大的民国背景、新旧文化杂糅的情况等,而使得王国维对于北大之请从坚拒到勉强受聘之间,其实包含着政治立场的对立、学术流派的分野、现代学科与研究机构的诞生等诸多问题。也就是说,考察王国维与北京大学及其他民国大学的离合关系,不啻为考察民国学人的政治观念和学术流变,提供了一个弥足珍贵的个案。

  

一、北大六请王国维


   在民国之国立大学中,北京大学因为聚集着一批全国的学术精英,而成为公认的最高学府。学人若能厕身其中,自然是一种极高的学术认同和学术荣誉。大概也只有王国维“才享有几度不受北大礼聘的待遇资格”,[5]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王国维当时的学术声誉之隆盛和地位之尊崇。从赵万里、伯希和的“三请”说到陈鸿祥、袁英光、刘寅生、刘烜等人的“四请”说,次数的增加当然源于新材料的发现,但验诸史实,仍欠精确。以笔者之考证,从1917年8月至1922年2月间,北大方面对王国维的邀请至少有6次。

   1917年8月5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前日蔡元培忽致书某乡人,欲延永为京师大学教授,即以他辞谢之。”[6]这是关于北大有意聘请王国维为北大教授的第一封信,由信乃知聘请王国维的想法最初出自蔡元培校长,此“某乡人”为其时正寓居上海的马衡。②今检《蔡元培全集》及《蔡元培书信集》,其中并无这封致马衡的信,故蔡元培何以有聘请王国维之意,一时也难以考索。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明确说是倩马衡为“先容”,则马衡是受命到王国维府上面请,而王国维“即以他辞谢之”也自是口头拒绝了。③

   虽然在关于北大聘约的问题上,此后数年王国维与罗振玉确多有信件交流,但实际上,王国维在向罗振玉第一次报告这一消息之前,即已经找借口回绝了,则拒绝之心固本于王国维的个人心愿。至于这种心愿与罗振玉的契合之处,自是另外的事情了。那么,王国维用以拒绝马衡的“他辞”究竟是什么呢?试看1917年8月9日罗振玉回信王国维说:“公能旅沪安稳,免致转徙,最佳。”[7]民国以后,罗振玉与王国维其实一直过着流寓的生活,王国维安居沪上后,生活稳定,学问也愈见其大,所以对于再度的“转徙”不免会心存恐惧,这应该是最朴实的原因所在。为了这一份难得的安稳,罗振玉甚至代王国维拒绝了日本两所大学对王国维的邀请,所以对于北大之请“公谢不就,弟甚谓然”了。④从罗振玉的回信来看,无论是王国维还是罗振玉,最初似都无针对北大的特别原因——或者说更深层的原因一开始并没有在话语层面充分显示出来。

   1917年底,北大方面似乎有过第二次邀请,王国维没有在信中明确邀请的时间、人物及方式,但却在与罗振玉信件往返中讨论过沈曾植对北大之请会有怎样的反应。1917年12月31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北学之事,若询之寐叟,必劝永行。”此信未发,次日往访海日楼征询,当晚又致信罗振玉云:“北学事寐谓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嘱托,可以应命,并谓可乘此机会北行,作二月句留。果不出永所料也。公谓此事何如?”[8]若信中与罗振玉讨论的是1917年8月间的事,则王国维何以在第一次接到北大之请后的四个多月,才与罗振玉讨论沈曾植对此的态度问题?所以,更有可能的是,在1917年底,北大方面发出了第二次邀请。⑤1917年的北京正是纷扰异常的时期,张勋复辟闹剧刚刚结束,而曾秘密赴京的沈曾植在其中也担当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复辟虽然以失败告终,但遗老之心不死,所以沈曾植希望王国维应北大之请,“研究或著述事”应该是次要的,乘此机会北上,了解局势变化才是更重要的。

   或许蔡元培对王国维的前两次邀请多少带有一点非正式的色彩,但此在北大而言,只是慎始的意思。所以大约5个月后,聘请王国维的第三次动议就再次被提上日程。1918年4月29日,被誉为古物学“巨擘”的罗振玉来到京师,蔡元培专程赴其下榻的燕台旅馆握手道故,先以“古物学讲座”,复以即将成立的古物学研究所“主任教员”相邀,罗振玉均设辞婉谢。⑥蔡元培在造访罗振玉当日,即同时再次提出聘请王国维之事,所以这第三次的邀请应该始于1918年4月29日。但罗振玉并未将蔡元培之意及时告知王国维。⑦所以,当王国维稍后从张尔田、柯凤荪的信件中获悉此事,一时竟以为是误传。⑧

   大概是罗振玉拒绝得比较彻底,北大方面对王国维的邀请力度明显加强。1918年6月26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京师大学昨有使者到此,仍申教授古物学及宋元以后文学之请。永对以与哈园有成约,并一时不能离沪情形。闻尚有第二次人来,将来拟以哈园一信覆之(其措词乃永商之哈园,而哈园不允者)。”[9]指派专使来面请,自是郑重其请之意。尤其是王国维信中说“闻尚有第二次人来”,可见北大此次的决心之大。前两次的聘请虽然没有在相关材料中说明所拟教授专业课程,但这次王国维在信中说“仍申教授古物学及宋元以后文学之请”,则前后邀请的专业课程应是相同的。王国维在当时与罗振玉的“古物学”研究,不仅为国内学界瞩目,而且驰誉日本及欧洲等国,故以古物学相请,是可以理解的;而以“宋元以后文学”相请,当缘于王国维早年的词曲研究实绩,特别是《宋元戏曲考》一书,在当时学界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以此而言,北大方面对王国维的“研究”堪称精准,所以拟请教授的课程也完全契合王国维的研究方向。

   这一次面对北大使者,王国维用的是与哈园有约的借口,当然也重申了第一次曾经用过的“他辞”。而在王国维设法拒绝的同时,罗振玉则以条议一篇致蔡元培,提出若干条件,以为进退之道。⑨在对待北大之请的问题上,罗振玉本人是心如静水,无意就聘,但认为此事在王国维或是“可行可止”。马衡接到王国维的辞谢信,回复王国维云:“大学讲席先生坚不欲就,而同人盼望之私仍未能已。拟俟研究所成立后先聘为通信研究之教授,不知能得先生同意否?”⑩马衡的这封信撰于“十二月卅一日”,未标明年份。但信中提到的“俟研究所成立”透露了大致的年份时间,北京大学在1918年初即成立了文、理、法三科研究所,但颇为散漫,数年间也未见多少成绩,所以在1920年7月,北大校方即议决将研究所的三科调整为四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10]马衡此信中的研究所当是专指其中的国学研究所。明乎此,马衡此信的撰写时间当为1919年12月31日。

   考订马衡此信的撰述时间,并非徒逞博闻,而是可以由此明了北大方面从实请到虚聘的转变原因及具体时机。因为前三次的邀请都是以讲习相邀,需要到北京履任,但王国维不愿改变居沪生活及著述习惯,马衡只能希望在新的研究所成立后,王国维在不离沪的前提之下,接受“通信研究教授”的名衔。此信实际上是为此后的邀请预设了理由。

   1920年7月,国学研究所成立,马衡便借着前致王国维信的话头,开始了第四次邀请。1920年7月1日晚,罗振玉在北京与马衡聚饮,马衡拜托罗振玉劝说王国维北上任教,罗振玉碍于情面,难以推辞,当晚只好虚拟一信“谨达叔兄之意”。(11)但又担心王国维真的以为罗振玉亦有劝驾之意,所以次日晨再致信王国维,以说明前书之背景种种。信云:“马叔平求弟致书左右,劝应大学之聘,不得不以一纸塞责。北方风云甚急,且此非公素志,请设辞谢绝。昨夕之书,公必知非弟意,仍作此者,疑公或以弟为亦有劝驾之意,借此为商量旧学之计,故特声明。”[11]如此“出尔反尔”,罗振玉的城府之深,可见一斑。(12)

罗振玉此两信当合并寄送。王国维两信并阅,自然明了罗振玉的用意所在,所以复信云:“马叔翁及大学雅意,与公相劝勉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沪日久,与各处关系甚多,经手未了之件与日俱增,儿辈学业多在南方,维亦有怀土之意,以迁地为畏事。前年已与马叔翁面言,而近岁与外界关系较前尤多,更觉难以摆脱。仍希将此情形转告叔翁为荷。”(13)信中的拒绝之意当然参酌了罗振玉7月2日信的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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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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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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