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斌:孙中山与天命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8 次 更新时间:2018-05-21 11: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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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斌  

   内容提要:天命论是传统中国的重要政治理论,清末民初的各派政治力量对于天命论都有所借重。孙中山与天命论的关系可以分为革命实践与政治理论两个层面。在革命实践的层面上,孙中山对于天命论主要加以策略性地利用。他深知帝王思想和天命观念在当时根深蒂固,用“天命无常”做口号,使用“天运”纪年,巧妙地暗示自己具有“天命预兆”,都是为了团结更多的革命力量而使用的策略。在政治理论的层面上,孙中山以汤武革命的叙事为中心,对传统的天命论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他敏锐地抓住了“世界潮流”这一概念,用来取代天命与天数在传统的革命叙事中的地位。在孙中山政治理论的大系统中,世界潮流、先知先觉、民心所向等概念组成了一个有关现代中国革命进程的小结构,而这个小结构就是汤武革命之天命论叙事的世俗化版本,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对于传统政治思想资源的一个创造性转换。

   关 键 词:孙中山  天命论  革命  天运  世界潮流

  

  

   章开沅曾把辛亥革命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概括为“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与“天命论、君权神授论以及其他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①他认为天命论是孔学的理论基础,在革命派看来,“天命论是反动派的武器,罪恶的渊薮,精神的牢狱”。革命派利用进化论和其他科学思想来论证“绝无上帝的‘天’,只有自然的‘天’”,从而证明君主的权力不是由上天授予的。②

   章开沅所说的革命派对于天命论的批判固然是有依据的,但是把革命派的思想与天命观念完全对立起来,以为后者只是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完全隶属于反动派的阵营,则过于绝对化了。天命论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思想传统,最晚起源于商朝,西周时期有所发展,经孔子、孟子的阐发而趋于成熟。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天命论的要点是:君主的统治权来源于天命即上天的旨意;上天希望君主善待其子民,所以总是把统治权交给有德之人,而对于无德的君主,上天会剥夺其权力;上天不会直接发号施令,天命实际上通过民心表达,“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统治权的获得与转移都取决于民心所向;政权延续的时间取决于上天给该政权设定的运数,运数有时而尽,“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但政权鼎革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这一整套政治理论的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这套理论的消亡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革命领袖孙中山跟天命论的关系是有利用,有批判,也有改造。考察孙中山与天命论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及其政治思想的历史渊源。

  

一 孙中山的自我期许


   孙中山出生在一个笃信超自然力量的家庭。孙中山的母亲杨氏,“生平信佛”。其祖父孙敬贤虽然穷困,却在家里供养了一位风水先生。而这位风水先生的回报是,给孙敬贤指了一块墓地,称之为“皇帝田”。其父亲孙达成,在家庭经济状况改善后也供养了一名风水先生,所选的墓地名叫“竹篙龙真武殿”。③所谓“皇帝田”“真武殿”墓地的说法,来自1960年代的口述采访,其可靠性不妨存疑。但孙家历来重视风水的说法,与当地风俗契合,应该是可信的。此外,翠亨村有一座北极殿,主神为“北帝”。孙家和其他村民一样也崇拜北帝。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人,对于“天命”之说,应该有深刻的印象。

   孙中山幼名帝象,他在檀香山读书的时候也用这个名字。关于这个名字的来历,有两种颇具权威性的说法:一种是孙中山自己1896年10月在伦敦被绑架时,对清朝使馆的翻译邓廷铿说的:“我是孙文……号逸仙,再号帝象,此号是母所名。因我母向日奉关帝象,生平信佛,取号‘帝象’者,望我将来象关帝耳。”④第二种说法来自陆皓东的侄子陆灿,他只比孙中山小七岁,在翠亨村长大。陆灿在《我所了解的孙逸仙》中说,孙家虔信北帝,孙母在怀孙中山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她对丈夫说:在梦里,北帝垂头丧气地向我走来,他披头散发地哭着,好像我怀的孩子是他的克星似的。我们必须设法消灾避难,把孩子奉献给神,求神保佑,我们应该给孩子起名‘帝象’”。⑤这两种说法中一致的地方是,帝象的名字是孙母取的,跟她的信仰有关。“帝”字代表北帝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毕竟村里有北帝的庙。孙中山之所以说“关帝”,如果不是邓廷铿记错了,就是因为“关帝”比“北帝”安全一些,毕竟关帝以忠义著称,而北帝则一向具有帝王的威势。“帝象”的“象”字,也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孙中山的母亲为他取名“帝象”的本意,笔者认为更接近于“帝之象”,即北帝的形象的意思,目的在于让他跟北帝沾点边,以便得到保佑。⑥而根据孙中山对邓廷铿的谈话,他本人对于“帝象”这个名字,不理解为“帝之象”,而理解为“象帝”。这样一个名字对于孙中山的自我期许,至少有些暗示作用。

   “伉直自圣”一语,出于章太炎《祭孙公文》。近日黄宇和新书《孙文革命:圣经与易经》中屡引此语,以为很符合孙中山的性格。在孙中山的自我期许之中,实有圣王合一之意。1895年广州起义前,孙中山即让同志举自己为总统,后因杨衢云争执而让出。1896年孙中山致函翟理斯,说明自己仰慕的人物是汤武和华盛顿。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马林,后者回忆:

   孙向我说明他是怎样发展一个有希望的青年军官加入国民党的:“一连八天,每天八小时,我向他解释我是从孔子到现在的中国伟大的改革家的直接继承者,如果在我生前不发生重大的变革,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推迟六百年。”⑦

   马林认为这个例子说明了“孙中山思想的神秘特性”。又据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孙对马林是这样说的:“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⑧

   黄宇和新著认为,孙中山的这种使命感,不仅受到中国传统的影响,还受到《圣经》故事的启发。他认为孙中山以汉人的摩西自居,要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一样,“把汉人从清朝的专制压迫之下拯救出来”。⑨

  

二 利用“天命无常”的观念宣传革命


   孙中山革命思想之萌发,始于“幼年时代”与同村“太平天国军中残败之老英雄”的谈话。⑩到了1885年中法战争之年,孙中山“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11)而使他有信心从事倾覆清廷之伟业并借以号召同志的一个重要观念,便是“天命无常”。1911年11月,孙中山在伦敦接受《滨海杂志》记者访问,回忆自己的革命经历,说自己1892年在澳门准备诊所开业的时候,某夜有朋友来访,谈到日本可能侵华:

   我对他说:“我们都被瞒着,太可怜了,皇帝应该对人民信任一些才是。”

   “天命无常(神权不会持久)。”我的朋友说。

   “真的。”我同意着说。同时我引述了帝舜的话:“天听自我民听。”

   那一夜我加入了少年中国党。(12)

   “少年中国党”的名称在《伦敦被难记》中也出现过,说是活跃在澳门的一种“政治运动”,具体情况不详。可以肯定的是,“天命无常”这句话对于孙中山实际从事政治运动起到了激励作用,以至于多年之后他还记忆犹新。

   孙中山民国时期的美国顾问林百克所写的《孙逸仙传记》保存了不少孙中山的口述材料,是一本得到孙中山本人认可的传记。其中提到的“天命无常”,被当做孙中山革命宣传中的关键口号:

   中山在秘密会议里面开始提出推翻皇位的时候,党人都问道,“你用什么来代皇帝呢?”倘使他说“服从法律”,他们必定要误会的。倘使他说“人民的主权”,他们还不知道“人民的主权”是什么。实在中山的困难就是用什么言语开始他对于皇帝的攻击。

   中山后来造出四个字的宣言,就是:

   天命无常。

   用了这个口号,中山宣传反对忠君。(13)

   这说明“天命无常”的观念,不仅对于孙中山本人是个激励,对于他的追随者也是如此。

  

三 接受“革命”命名


   孙中山及其革命派跟天命论最为明显的关系,就在“革命”这个称呼上。“革命”的本意是改变天命,而不是灭绝天命。在中文的语境中,“革命”原来特指王朝之间的政权交替,在清末背景中,用这个词来说明政权从清朝转移到共和国,在逻辑上也没有问题。如果当时只有中文语境,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自称“革命党”的人对于天命论是相当认可的。然而孙中山和革命派接受“革命”这个称呼,有一个复杂的过程,以至于“革命”的含义变得不那么清晰了。

   在中文语境中,新朝底定,那么天命就算鼎革了。因此革命应该是新朝成立之时,一个瞬间完成的事件,而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孙中山和他在兴中会的同志本来也是这么理解的。根据陈少白的回忆,他和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日本神户时就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中国革命党孙逸仙”字样,当时他颇为惊讶。因为“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14)

   冯自由在《革命二字之由来》中,除了重复陈少白回忆的内容,还加上了孙中山本人对此的反应:

   中山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

   如果陈、冯两人的叙述是正确的,那么孙中山早在1895年就决定自称革命党了。然而近年来陈建华的研究表明,陈、冯两人的叙述至少在时间上是靠不住的。

   据陈建华所引陈德仁和安井三吉的考证,1895年神户的报纸上并没有称孙中山为“革命党”,只是称作“广州暴徒”。日本报纸最早把孙中山称作革命党是在1898年5月的福冈《九洲日报》上,当时该报连载了宫崎寅藏翻译的《伦敦被难记》,取名为《清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在日本,“革命”两字的含义本来就比中国宽泛,除了王朝更替之外,更多地表示“巨变”。在翻译西文的时候,又把Revolution翻成革命。所以孙中山、陈少白心目中以“驱除鞑虏、创立合众政府”为目的的造反,在日本人那里很自然地就理解为“革命”了。也就是说,当时的政治语言中,中文、日文和西文的语汇互相交融借鉴,含义更为复杂多变。革命一词,既保留了政权更替意义上的“汤武革命”的原意,又含有改革意义上的日本“明治革命”以及时代转换意义上的“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的新意。(15)

但是陈建华的文章虽然题为《孙中山何时自称“革命党”?》,最后也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日本报纸开始把孙中山称作“革命党”的时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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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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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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