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民元孙中山北上与逊清皇室的交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3 次 更新时间:2018-05-21 11: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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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民元孙中山北上在京活动21天,百忙之中,专门抽出四天与逊清皇室往还。长期敌对的双方握手言欢,孙中山方面既是对清帝退位实现共和统一表达肯定和敬意,也是做出由反清排满转向五族共和的政治姿态,以回应各方的质疑,使得满蒙回藏能够与汉人同心协力,以期实现合各地为一国各族为一人的誓言。而清室方面,虽然国体变更、失去统治地位未必心甘情愿,但包括隆裕太后、摄政王以及参与招待孙中山的几位皇族内臣,的确有意信守协议和承诺,在民国政权下继续安享尊荣。清皇室皇族乃至满人在作为征服者统治者和中国人之间必须二取其一时,多数人宁可放弃前者而不愿失去后者。他们对五族共和身份的认同,成为民族同化和疆域统一的重要机缘。

   关 键 词:孙中山  逊清皇室  民元  五族共和  

  

   民国元年8月至9月,孙中山北上,在原来清朝的京师如今民国的首都与各方人士会面交谈,其中既有同党同道,也有曾经的敌人对手。这些日程安排紧密的交往,大都在学人的视野之中,有了相应的研究和认识。唯有一个身份特殊的方面,鲜有论及,或虽有简略提及,情节却有所错误,即与逊清皇室皇族的交往①。在这些交往中,作为被革命推翻而以退位方式下台的末代王朝的统治者,与革命党的领袖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交集,这些交集又如何体现了双方各自的态度,对于民国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如何理解革命党民族主义的排满和清皇室在政权鼎革之际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值得深究。

  

一 逊清皇室的欢迎活动


   1912年8月24日下午5时40分,孙中山从天津乘火车抵达北京。自1894年6、7月间游历京津后,这是他再度踏上国都的土地。只是前次还是清朝的都城,如今已是民国的首都。孙中山此次北上,主要是应总统袁世凯之邀,共商国是。作为让权退位的南京临时政府卸任总统,孙中山在北京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

   在欢迎的人群中,有着特殊的身影,即几个月前在内外形势的逼迫之下不得不退位下台、终结帝制的逊清皇室。作为曾经的对手,清皇室与孙中山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可谓你死我活的冤家对头。所以逊清皇室的欢迎之举,令外界有所疑虑。《新闻报》就有报道称:“孙中山到京后,各界奉总统传谕,不得不竭力欢迎。所有总统府之接待,备极优隆,即外人亦为之惊诧。至于一班皇族,摄于威势,亦不敢不先后趋跄。”②

   但是,这种迫于形势随大流的说法,与实情并不吻合。逊清皇室欢迎孙中山,与北京各界的欢迎活动几乎同时启动。孙中山到京次日,《爱国报》就刊登消息:“清太后拟在颐和园欢迎孙中山,闻已派定世续、伊克坦、绍英、溥伦为代表,所有远支近族清室人员,皆可到会。惟须由皇室领取特别徽章,届时佩带入场。”③此举当然与总统袁世凯的传谕有关,不过逊清皇室也在主动释出善意,并敷衍了事。孙中山在京期间,“一切供给,异常精致,其预备之马车,系德国新制,旁有克林德厂等洋字,马车内皆用黄绫,外驾黄缰。或曰系从前预备清太后乘坐,此次特行借用者。双马皆白色,俄国产,其行如飞,洵良马也”④。如此,借用是为了显示尊崇,符合对于卸任总统的礼仪规格,非此不易找到与身份匹配的车辆;允许则多少体现了隆裕太后的豁达,并借此表达了对孙中山的敬意。所以北京路透电称:

   孙逸仙君此次游京,有种种极有兴味之事,其一则为前清隆裕太后注意此举是也。隆裕太后闻孙逸仙君寓于外交部,即谓该处系办公之地,恐供张不能周到,谓政府如需器用陈设诸品物,可向宫内借用,俾孙君于其住室得以安舒。并以白纸书折交与政府,令将应用各物填入,以便检交,且言不日拟在内苑宴待孙君及其眷属,日期则随孙君之便择定可也。隆裕太后之礼贤,深为外间称美,预料此举可以感动满人,而得极佳妙之影响。孙君游京所生美满之效果,殊难偻指述也⑤。根据各报简略而且前后有些歧义的报道,可知逊清皇室在颐和园欢迎孙中山的活动,原定于8月27日举行⑥。为此,前清隆裕太后派世续等人往谒孙中山,预备在颐和园进行布置,届时召开大会,大设筵,并选择内库珍宝磁玉数件,作为投赠礼物⑦。

   世续(1852-1921),字伯轩,索勒豁金氏,隶内务府满洲正黄旗,实为朝鲜人。光绪元年(1875年)举人,历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兼工部侍郎,转吏部尚书兼都统。三十二年(1906年)为军机大臣。历转文华殿大学士,充宪政编查馆参预政务大臣。宣统初因病告假。三年(1911年)复起原官,仍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资政院总裁。世续是整个清朝历史上位列三公的有数之人,在光绪死后主张立长,辛亥赞成清帝逊位,后来又不以复辟为然。此时他是逊清皇室的总管内务府大臣,媒体又称之为皇室总长,所以隆裕派他领衔负责筹办欢迎孙中山的事务。

   不仅如此,西报还有消息称:“孙逸仙君来京,欢迎礼节极其荣盛。闻清太后拟星期六在颐和园接见孙君。”⑧星期六为8月31日,此说如果属实,则在皇室开会欢迎宴请之外,隆裕还准备亲自与孙中山会晤。此外,据《申报》8月27日北京专电:“清太后隆裕拟在颐和园接见孙中山时派世续招待,并命陆润庠随同宣统谒见。”⑨如此,小皇帝也要在师傅的陪同下会见孙中山。

   逊清皇室的欢迎活动,并没有如期举行。其原因可能是来自亲贵的反弹阻力较大。《文汇报》9月1日北京电讯:“清隆裕太后拟接见孙中山一节,现因满亲贵竭力反对,故已作罢论。”⑩原定8月27日在颐和园举行的欢迎宴会,应该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未能举行。舆论对于逊清皇室宴请孙中山不无微词,《申报》副刊“自由谈”刊登“游戏文章”,拟清太后邀请孙中山宴会:“旧历七月二十四日,新历九月五日,前清太后率小犬皇帝,恭备汉满全席,请民国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驾临冷宫,赐教一切。先生不弃孤儿寡妇,惠然肯来,从此联结情感,消泯嫌疑,则不特敝后与小犬两人之幸,抑亦我满洲亿万众前途之福也。先布区区,恭迓摩话。”(11)

   不过,隆裕太后的会见虽然被取消,皇室的欢迎宴会,则只是延期到9月11日,并将地点改为金鱼胡同那桐的故宅。

   关于此事,因为各报的报道有些混乱,影响到后人的论著,产生了差异。如《孙中山年谱长编》据9月11日《申报》的报道,记为9月10日,而《黄兴年谱长编》据9月19日上海《民立报》,记为9月11日(12)。同样依据9月19日《民立报》报道的《辛亥革命史事长编》却记为9月12日(13)。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消息本身前后不一,或是各报的报道彼此歧异,加上有时讯息中使用今日、昨日等词,与报道或报纸发刊的时间不一致,引用者没有前后左右加以比较,各取一说。如《神州日报》9月11日的特约路透北京电称:“今日(初十日)溥伦代表清室在那桐住宅内设宴款待孙中山君。”同样的电文,9月11日的《时报》“特约路透电”栏也予以刊载,内容基本一致,顺序稍有变化。“今日(初十日)前清皇室在那桐住宅内宴待孙中山君,以溥伦为代表。”同日的《民立报》《申报》也刊载了内容相同来源一致的电讯。据此可以判定,各报不约而同地指称清室欢迎宴请在9月10日举行,其实是依据同一份来自北京的特约路透专电。

   此外,《新闻报》9月19日的报道“清皇室欢迎孙黄”,则将欢迎活动举行的时间记为9月12日(14)。

   综合考察各种相关记载,9月10日和9月12日说均为误报误判,9月10日说的来源为路透电,而9月12日说可能是误植所致。正确的日期应该是9月11日。依据如下。

   其一,各报关于此事的其他直接报道。

   《顺天时报》9月10日以“清皇族欢迎孙先生”预报:“闻前清伦贝子拟定代表前清皇族,定于明日下午七点,在金鱼胡同那桐宅邀请孙中山开欢迎会,已由孙中山欢诺云。”这一消息次日起陆续得到各报的证实。《时报》9月13日“译电”北京专电:“十一日溥伦款孙中山以盛宴。”9月13日《神州日报》“本馆特电”载12日北京专电“清室已经欢迎”:“满清贝子溥伦昨晚宴飨孙中山等,代表清室欢迎。”9月11日《爱国报》第4版则以“孙中山赴会忙”为题报道:“旅京粤省人士,定于十一号(今日)下午三钟,在南横街粤东馆,开会欢迎孙中山,又是日晚七钟,前清贝子溥伦代表皇族,在金鱼胡同那琴轩故宅,设宴约请孙先生,开欢迎会。”上述各项消息,均明确指称清室的欢迎宴请于9月11日举行。

   其二,主要客人黄兴、陈其美等人的行踪。

   黄兴是清室宴请的主要客人之一,席间又代表孙中山致答词,其行程对于判断欢迎宴请的时间至关重要。本来孙中山与黄兴应袁世凯之邀,准备同行北上,不料张振武、方维被杀事件发生,孙中山坚持北上,同意黄兴缓行。孙中山与袁世凯会晤后,电催黄兴北上,以消除北方意见,实现南北统一。黄兴顾全大局,于9月5日自上海启程,途径烟台、天津,9月11日才抵达北京。《民立报》北京特派员对此过程进行了连续即时报道,11日午后2时30分发出的电报称:“今日下午二时,黄克强、陈英士由天津专车入京,抵站时赵署总理、段陆军长、刘海军长、各国务员均上车与黄、陈二公握手,略周旋即下车。各界欢迎者甚众,计外宾议员政界学界各党会自治界工商界女界慈善会约数千人,均在站行列,脱帽鸣掌,欢声雷动。黄、陈亦脱帽答礼。”11日午后8时40分发出的电报称:“黄克强抵行馆,用茶点毕,四时半偕陈英士往拜袁总统,寒暄甚洽,即留晚餐。七时,前清皇族于那桐宅中开孙、黄欢迎宴会,清隆裕后即派溥伦代表,并邀各部长陪席。闻黄克强由总统府往拜孙中山后,即偕往那宅。”(15)

   既然黄兴和陈其美等人9月11日才抵达北京,决不可能出席前一日举行的欢迎宴请活动。

   《民立报》的其他报道以及其他各报的报道,均表明黄兴到京与出席清室欢迎宴请为同一天发生之事,而具体时间为9月11日。《民立报》9月12日的北京专电,明确说9月11日清皇室于北京那桐住宅开孙、黄欢迎宴会,隆裕太后派溥伦为代表,并邀各部长陪席。黄兴在拜见袁世凯后,由总统府往拜孙中山,随偕往那宅(16)。《民立报》9月14日刊登北京特派员13日午后4时10分发来的电报称:“黄克强、陈英士前日入京访袁总统,袁留晚餐,黄、陈因前清皇族请宴,时间已至,未入席即兴辞而去。”(17)《时报》9月12日酉刻北京专电称:“昨日(十一日)午后五时,黄兴及陈其美偕张昉谒袁总统,由王赓、哈汉章、唐在礼引入相见,行鞠躬握手礼,谈一时许。黄以非陆军出身,面辞上将甚切,袁未允许,当在府中留宴,陪客为段祺瑞、赵秉钧、范源濂、刘揆一、沈秉堃、王赓、陈宦、哈汉章、唐在礼诸人。因同时清皇族在金鱼胡同宴孙文、黄兴及陈其美,故席尚未终,黄、陈辞去。”(18)

   其三,陪客之一的绍英的日记记载。

   绍英原来是袁世凯内阁的度支部首领,1912年3月13日,谕旨补授其为总管内务府大臣。两天后,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开去绍英的度支部首领。从此绍英便专办逊清皇室内务府的事务。不过,因为原来内务府由世续总管,如今清帝退位,没有朝政等军国大事,世续以大学士、总管内务府大臣仍然掌管颐和园、御茶膳房、造办处等事务,绍英不过随同办理而已(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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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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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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