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敬东:“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构建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 次 更新时间:2018-05-20 16: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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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敬东  

   内容提要: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制度建设和发展模式为世界瞩目,被视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带一路”推进过程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只有选择法治化发展道路、构建科学的法治化体系,实现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良性互动,才能确保“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构建,应遵循平等互利、规则导向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着眼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大领域:一方面,融合现代国际法、吸纳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最新成果,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特点,创新现有国际经贸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借鉴各国先进法律经验,不断改进并完善我国对外经贸法律制度以及涉外民商事法律制度。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对“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不可或缺,应本着平等协商、谈判解决争端、坚持运用现代国际法规则及公认的国际商事规则、推动“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司法合作的基本原则,构建一套多层次、立体化、国际机制与国内机制相结合的经贸争端解决机制,从而为“一带一路”建设打造稳定性、可预见性的法治环境,为新世纪的全球经济治理树立典范。

   关 键 词:“一带一路”  法治化  研究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4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范围取得重大进展。①无论是从发展规模和覆盖范围、还是从国际影响力来评价,“一带一路”已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作为中国首倡的全球经贸发展新路径,“一带一路”的制度建设和发展模式对于21世纪全球经济治理最终能否成功将产生巨大影响。[1](P.4)

   构建“一带一路”合作体系无非有两种路径可以选择:一条路径就是采取由中国主导、沿线国家以友好同盟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封闭式经济同盟关系,另一条路径就是由中国与沿线各国共同协商建立以规则为导向、开放包容、民主透明的法治化体系。前者已被实践证明是一条不归路,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人们,“小圈子式”的经济同盟模式尽管可能一时热闹,但最终却只能“昙花一现”、不可持续,在这方面,中国积累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②以规则为导向、开放包容、民主透明的法治化路径,不仅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现实需求,更是国际关系保持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③只有构建一套法治化体系,选择一条法治化的发展路径,实现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良性互动,“一带一路”才能确保长期、稳定、健康发展[2](P.84-85)。

   法治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通过国际合作制定国际规范,建立可预期的国际制度,进而逐步塑造公正、有效的、法治化的全球治理模式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在不断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同时,中国也需要在全球治理的法治化进程中阐述中国的立场,实现国际法治的中国表达[3]。在当前国内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以及国际经贸关系格局已发生重大历史性变化的今天,构建“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应当成为法治中国建设以及改革全球治理体制的重要使命。

  

一、构建“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的指导原则

  

   坚持各国共商、共建、共享,遵循平等、追求互利,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各国人民,这是“一带一路”建设确立的根本宗旨和最终目标,“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必须围绕这一宗旨和目标。“一带一路”既植根于现有国际经贸关系的基础,同时,又是对国际经贸关系的发展、创新,因此,“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要吸收借鉴全球经济治理的成功经验,更应因应国际关系的变化以及时代特点创新发展模式,推动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

   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建立的治理体制。④不可否认,这一治理体制及其法律制度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与国际经贸关系的重建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有其合理和积极的一面,中国也是这一体系的长期参与者和受益者。但必须正视的是,这一治理体制主要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场,最终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服从它们的“治理”。基欧汉教授形容这种模式是一种“多国合作的俱乐部模式”,造成了国际民主的缺失。⑤

   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升,这种“多国俱乐部”模式的不公正、不合理越发凸显。⑥改革呼声愈发强烈,但美国等西方传统强国试图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来维系这一不合时宜的治理模式: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大增导致美国丧失了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体制中的绝对主导权,美国已不能像乌拉圭回合那样自行其是,故对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采取长期拖延、甚至不惜放弃的立场。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就开始从“多边”向“区域”性经贸谈判转向,其主导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美国色彩”极其浓厚,尽管特朗普政府决定退出该协定,宣称将以双边谈判方式缔结所谓能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的经贸协定,但无论是区域性还是双边性谈判,美国维持其全球经济体系中霸权地位的意图仍十分明显;以提升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虽未影响到美国拥有的重大决策“否决权”,但对这一改革方案美国国会长时间不予批准,导致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严重滞后,迫于国际压力美国最终同意了IMF投票权改革,但至今仍耿耿于怀;对于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国起初非但不予支持,反而采取各种手段阻挠其西方盟友加入该行,唱衰意味十分强烈。上述做法无疑是逆国际形势发展的潮流而动,是霸权思想和“冷战”思维的固守和延续。⑦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保护主义的甚嚣尘上,中国提出了具有包容、开放精神的“一带一路”倡议,向国际社会发出了支持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强烈信号。⑧在其推进过程中,理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回应改革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呼声,以鲜明的时代特点创新治理模式,其核心是改变倚强凌弱、以大欺小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治理体系,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⑨

   结合“一带一路”的宗旨和目的以及改革全球经济治理的时代使命,在当前形势下,构建“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应遵循以下三项原则:

   第一,平等、互利原则。这一原则是构建“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的首要指导原则。中国倡导“一带一路”伊始就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遵循平等、追求互利的基本原则。这绝非一时冲动或权宜之计,而是中国总结历史经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长期战略。

   中国从一个经济发展落后、经济实力弱小的国家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历的过程是艰苦和不平凡的。曾几何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动辄以各种借口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在中国加入WTO谈判中,这些国家罔顾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肆意抬高要价,以“非市场经济”、“特殊保障措施”等超WTO义务对中国企业和产品实行歧视性贸易政策,在其国内,针对中国投资长期施以“高标准”安全审查,使中国付出极高的经济代价。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绝不会将自己经历的痛苦强加于别国。

   无论是全球治理模式改革要求,还是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均表明,“一带一路”体系建构必须遵循平等、互利原则,实现国际经济民主。我们应本着真诚的态度与沿线国家平等协商,通过实际行动取信于沿线国家,绝不以“老大”自居。应深刻认识到沿线国家充分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体系创设的必要性,通过与沿线国家之间多边或双边磋商“一带一路”法律框架,不论是在投票权设置还是规则制定方面,都要尊重并倾听各方意见和建议,真正将“一带一路”做成国际集体事业。在这一过程中,深入探寻和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自真正需要什么,而不能主要由我们自己界定它们需要什么。平等和互利不可分割,“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强调公平的利益分配,甚至应偏惠于一些弱国贫国,追求实质平等,通过与沿线国家的真诚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4](P.151-152)。

   第二,规则导向原则。这是“一带一路”法治化的核心,是营造稳定、可预见性发展环境的必然选择。所谓规则导向,就是要求“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合作与开发活动遵循现有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尊重普遍适用的国际商业规则和惯例,进行全面的制度构建。同时,规则导向原则还要求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商事主体尊重东道国制定的法律,要求各国政府及司法机构在解决“一带一路”商事纠纷时尊重国际商事主体选择适用的法律以及相关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11)

   改革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绝不意味着抛弃那些已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这些原则和规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人类文明遗产,“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构建应充分发掘和利用这些国际贸易投资法律制度中的宝贵资源。(12)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整套由条约、协定、合同、章程等法律文件构成的“一带一路”规则体系。(13)《联合国货物买卖合同公约》、《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即《纽约公约》)等国际商事条约为“一带一路”商事活动提供了规则范本。沿线各国属于不同的法系和法律文明,但平等保护原则、诚信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等均为其所尊崇,这些公认的基本法律原则亦应成为“一带一路”法治化体系中必不可少的普遍性法律原则。(14)

   不断完善和创新现代国际法规则,同样是“一带一路”规则导向原则的重要要求。当前,新一轮WTO多边回合谈判举步维艰,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互联网经济等新生事物亟待新的国际法规则予以规制[5]。“一带一路”应通过不断的规则创新,推动相关国际法规则进步。

   规则导向原则还要求“一带一路”建立适合于自身特点的争端解决体系,及时、公正地解决沿线国家之间、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商事主体之间可能产生的各种争端和纠纷。

   第三,可持续发展原则。这是“一带一路”长期健康发展的根基,也是提升“一带一路”品质和国际形象的关键。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提出“进一步发展国际可持续发展法”的要求以来,国际可持续发展法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15)现如今,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更是各国肩负的重要法律责任。作为国际合作的新形式,“一带一路”建设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并将这一原则落实为实际行动。(16)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始终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的优先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开发又是生态环境风险的高发领域,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严峻考验。从地域上看,陆上丝绸之路经过欧亚大陆腹地,是全球生态问题突出地区之一,而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同中国一样正面临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困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上分散在环境脆弱地区[6]。以上因素决定了可持续发展对“一带一路”具有特殊意义。

   过去一段时期,“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生态倾销论”等在国际上颇有市场。这些论调固然反映了西方国家的偏见,但一些中国投资者不顾当地环境乱采乱挖的现象也确有发生,这不但严重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也给中国企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能否将可持续发展原则落实到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项目中,不仅关乎“一带一路”品质和形象,更关乎“一带一路”建设能否长期健康发展。

近年来,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已将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的转型要素。(17)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可持续发展相关问题越来越引起仲裁庭的关注[6]。“一带一路”对于上述发展态势不能忽视,应将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劳工保护、反腐败等具有可持续发展内涵的国际法规则纳入法治化体系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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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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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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