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中国哲学:问题、特质与方法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89 次 更新时间:2018-05-20 13: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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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进入专栏)  
人必须将其意义世界再往上一提而成对超越之体证及诚信。……” 中国哲学的实践性很强,不停留于“概念王国”。这不是说中国哲学没有“概念”、“逻辑”、“理性”,恰恰相反,中国哲学有自身的系统,中国哲学的“道”、“仁”等一系列的概念、范畴,需要在自身的系统中加以理解。中国哲学有关“天道”、“地道”、“人道”的秩序中,含有自身内在的逻辑、理性,乃至道德的、美学的、生态学的涵义。其本体论、宇宙论及人道、人性、人格的论说无比丰富,而这些都需要在自身的语言、文化、思想系统和具体的语境中加以解读。

   汉民族哲学中有着异于西方的语言、逻辑、认识理论,如强调主观修养与客观认知有密切的关系,如有与汉语自身的特性有联系的符号系统与言、象、意之辩。有的专家说中国有所谓“反语言学”的传统。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中国有自己的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的传统。以象为中介,经验直观与理性直观地把握、领会对象之全体或底蕴的思维方式,有赖于以身“体”之,即身心交感地“体悟”。这种“知”、“感”、“悟”是体验之知,感同身受,与形身融在一起。

   以《周易》为代表,中国思维方法是象数思维。这一思维方法主张取象比类,触类旁通;阴阳平衡,刚柔调和;注重生命节律,肯定周期、序列、整体综合与统筹。“它不只提供一种思维形式,同时诱导思维内容,它是思维内容同思维形式紧密结合的一种奇特的思维方式。”

   我们要超越西方一般知识论或认识论的框架、结构、范畴的束缚,发掘反归约主义、扬弃线性推理的“中国理性”、“中国认识论”的特色。中国传统的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考据学等都有自己的方法,这些方法也需要深入地梳理、继承。道家、佛教的智慧,遮拨、破除我们对宇宙表层世界或似是而非的知识系统的执着,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解脱,爆发出自己的创造性。道家、玄学、禅宗等巧妙地运用语言,或指其非所指以指其所指,或否定其所指而明即其所指,甚至不用语言,以身体语言,以机锋、棒喝,开悟心灵,启发人当下大彻大悟。“中国哲学的特性,例如喜用‘隐喻’与‘叙事’,表达‘形象——观念’,并与默观、艺术、道德与历史经验不可分割。”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些“超语言学”的方式是与其语言学相补充、相配合的。中国哲人把理智与直觉巧妙地配合了起来。

   从哲学思想方法而言,我们应当看到,直觉与理智乃代表同一思想历程之不同的阶段或不同的方面,并无根本的冲突。当代世界哲学的趋势,乃在于直觉方法与逻辑语言分析方法的综贯。按贺麟先生的说法,直觉方法一方面是先理智的,一方面又是后理智的。先用直觉方法洞见其全,深入其微,然后以理智分析此全体,以阐明此隐微,这是先理智的直觉。先从事于局部的研究、琐屑的剖析,积久而渐能凭直觉的助力,以窥见其全,洞见其内蕴之意义,这是后理智的直觉。直觉与理智各有其用而不相悖。今天,没有一个用直觉方法的哲学家而不兼采形式逻辑与矛盾思辨的;同时也没有一个理智的哲学家而不兼用直觉方法及矛盾思辨的。 所以,东西方思维方式并不是绝对的直觉与理智的对立。西方也有体验型、直觉型的哲学家。我们要善于把东西方各自的理性方法综合起来,只用直觉体会,不要科学分析,是有弊病的。

   (七)、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

   我国有经世致用精神,强调知行合一,践形尽性,经国济民,兼重文事武备,明理达用,反对空谈高调。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家特别重视的问题之一。它所涵盖的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中国哲学家偏重于践形尽性,力行实践。古代哲学家的兴趣不在于建构理论体系,不是只把思想与观念系统表达出来就达到了目的,而在于言行一致、知行统一,自己所讲的与自家身心的修炼必相符合。他们强调知行的互动,即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身体力行,付诸行动,集知识与美德于一身,不断把自己修养到超越的境界。

   在朱熹、王阳明和王夫之的知行统合观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哲学家的行为方式是理想与理性的统一,价值与事实的统一,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 他们各自强调的侧面容或有所不同,但把价值理想现实化,实践出来,而且从自我修养做起,落实在自己的行为上,完全出自于一种自觉、自愿、自由、自律,这是颇值得称道的。

   关于传统知行观的现代改造,首先应由单纯的德行和涵养性情方面的知行,推广应用在自然的知识和理论的知识方面,作为科学思想以及道德以外的其他一切行为(包括经济活动、工商行为及各种现代职业等)的理想根据。其次,这个“知”是理论的系统,不是零碎的知识,也不是死概念或抽象的观念,更不是被动地接受外界印象的一张白纸,而是主动的、发出行为或支配行为的理论。再次,这个“行”不是实用的行为,而是严格意义上的实践。这个实践是实现理想、实现所知的过程,又是检验所知的标准。

   孔子、老子、《周易》、禅宗、宋明儒等都主张一种“简易”精神,强调大道至简。孔子讲“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雍也》)。《周易》哲学肯定“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系辞上》),善于在“变易”中把握“不易”的“简易”原则。中国文化强调要言不繁,以简御繁,便于实行。

   儒释道与宋明理学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如前所述,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可能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决不消解对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中国文化甚至主张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须尊重人、物(乃至草木、鸟兽、瓦石),乃至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至诚如神,体悟此心即天心,即可以达到一种精神的境界,这不会导致宗教迷狂、排他性与宗教战争,而又有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儒家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会政事,科技发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开展。因此,中国文化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它可以弥补宗教、科技及现代性的偏弊,与自然相和谐,因而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调适上遂地健康发展。

  

三、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张岱年、冯契、萧萐父、庞朴、汤一介、傅伟勋、韦政通等有关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论著极有启发性。业师萧萐父会通中西印哲学,非常重视中西印各哲学传统的发展,在武汉大学与西方哲学史专家陈修斋、杨祖陶老师共同开设了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生课程。巴蜀书社出版了萧老师的《吹沙集》三卷,其中有关于“方法刍议”的七篇论文及其他栏目的若干论文,表达了他的方法论思考。萧老师以批评的精神和创造性智慧,转化、发展诸子百家、儒释道思想资源。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他从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意识切入,尽力突破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引入螺旋结构代替对子结构(对子结构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立的结构),重视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强调普遍、特殊、个别的辩证联结,认真探究中国哲学范畴史的逻辑发展与哲学观念史发展的历史圆圈。萧老师由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咀嚼,提出了哲学史的纯化与泛化的有张力的统一观(纯化是把哲学问题提炼出来,泛化是还原到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或某个部类中去),努力改变五四以降中国哲学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简单比附、“削足适履”的状况。这可以说是萧老师方法学思考的理论贡献。

   萧老师重视训诂、考据,文献学的研讨,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一直到校勘、辨伪与辑佚等,重视资料、文献的鉴别、爬梳与点校。他的史料学课程的讲义,作为我校研究生院的教材正式出版,对研究生的培养作用很大。他不仅非常重视第一手原始资料与文献,而且非常重视对于海内外已有成果的研读,即学术前史的通晓。他希望如陈垣先生那样做到“竭泽而渔”,从对已有成果的反思中发现问题,然后抓住问题深入研究,超越已有成果。我们做的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思想离开了学术是空疏的,学术离开了思想是盲目的。

   中国哲学史界近20年来的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讨论,我觉得最值得重视的是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汤一介的中国解释学,黄俊杰以孟子诠释为中心的经典诠释学与东亚经典的诠释学,李明辉的康德与儒学的互释,刘笑敢的“反向格义”说,还有借现象学解释的路子,如张祥龙与陈少明等所做的工作。成中英认为,西方古典的形上学是寻找本体的诠释,而他所探讨的中国诠释学是基于本体的诠释。他要重新建构中国诠释学视域下的本体论。黄俊杰把两千年来《孟子》的诠释历史加以分析与提炼,总结中国诠释的方法学及时代所附加在《孟子》诠释上的一些内容,使经典与文本得以新的敞开。此外,长期以来,日本、朝鲜、越南的学者对于四书、儒学也有自己不同的诠释,并在此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汤一介总结了中国古代经典诠释的三种路向:一是“历史事件的解释”;二是“整体性的哲学解释”; 三是“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讨论的一些问题,都可以丰富我们的哲学史研究。伽达默尔101岁时告诫中国学者,不应忽视自己本民族及文化传统中丰富的具有特色的解释学思想的分析与提炼,它也可以给西方提供某种借鉴与启示。我们有自己的解释学传统,我们的经学、子学、佛学、理学中都有自身的解释学传统。对此我们应倍加珍惜,我们相信伽达默尔的这番话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哲学”学科的完善与发展,仍然离不开中外哲学的多方面的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对话与沟通。今天,我们的解释学处境是在中外古今之间,其实“中”、“西”都是流动的、变化着的。通过对近十几年来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及专家们所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解读,可以引发我们对于中国哲学方法学的新思考。

   我们讲方法论,即不以西方范型为框架的中国人文的方法论,破除将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方法作为普遍方法的迷信,理解中国哲学范畴、价值、意境的特殊性及其普式化。治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难题,就是人们的视域、思考方式、方法学训练,主要是依从西方的,如何从心态、方法(包括思想方法和范畴诠释方式)上更好地解释传统?我们简略地谈几个问题。

   (一)、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

   我所谓“相应的”诠释,是针对“不相应”的诠释而言的。所谓“不相应”的诠释,是指对于古代文献、古代哲学思想资料的抽象的、超历史的、粗暴的、非客观平情的、望文生义的解读。五四以来,特别是上一世纪50年代初以来,这种糟蹋圣贤的大批判几乎泛滥成灾,其流毒延续到今天,对我们的民族精神有极大的伤害。

   五四以来,片面的、平面的西化思潮和教育、学术结构与体制,使得我们这一代甚至前后几代人逐渐丧失了解读前现代文明(或文献)的能力。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哲学智慧,我们体认得越深,发掘得越深,我们拥有的价值资源越丰厚,就越能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越能学得西方文化之真,这才能真正使中西文化的精华在现时代的要求下相融合,构建新的文明。一味贬损、伤害中国文化之根,无益于西方精神价值的引进与融铸,无益于新的现代文明的建设,也就谈不上研究哲学与中国哲学。

一旦涉及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当然离不开“理解”与“批判”、“继承”与“原创”、“传统”与“现实”等关系问题。所谓“批判”,是在全面深入理解基础上所作的内在性的批评,而不是不相干的外在批评;所谓“原创”“创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玄想,不是标新立异,不是剑走偏锋,而是真正在全面继承基础上所作的开拓,是扬弃(既保留又克服);弘扬传统并不意味着脱离现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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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珞珈书生郭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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