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晚清“翻新”小说综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 次 更新时间:2018-05-15 23:54:09

欧阳健 (进入专栏)  

  

   晚清时期,文坛上出现了一批特殊的小说,它们的书名大都袭用古典名著而冠以“新”字,有的作品还不止一种,如《新水浒》(有西泠冬青、陆士谔写的两种)、《新三国》(有陆士谔、珠溪渔隐写的两种)、《新西游记》(有冷血、煮梦写的两种)、《新石头记》(有吴趼人、南武野蛮写的两种)、《新镜花缘》(有啸庐、萧然郁生写的两种)等。此外,还有《新金瓶梅》(慧珠女士)、《新封神传》(大陆)、《新野叟曝言》(陆士谔)、《新七侠五义》(治逸)等。书中的角色多是原著中读者熟悉的人物,只是所写的事情,却是作者所处时代的现实。这类作品,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称之为“拟旧小说”,似不甚当。作《新水浒》的西冷冬青说:“《水浒》所演的一百另八个人物,其中虽有忠臣,有孝子,有侠义,然究竟算不得完全国民,况且奸夫淫妇,杂出其间,大有碍于社会风俗。所以在下要演出一部《新水浒》,将他推翻转来,保全社会。”作《新西游记》的冷血在《弁言》中说:“《新西游记》虽借《西游记》中人名事物以反演,然《西游记》皆虚构,而《新西游记》皆实事,以实事解释虚构,作者实寓祛人迷信之意。”“翻转”、“反演”云云,带有翻案、翻新的意思,从尊重作者的创作动因出发,名之曰“翻新小说”,可能更为贴切。

  

   阿英对此类作品评价很低,以为“窥其内容,实无一足观者”,断言它们的出现“是当时新小说的一种反动,也是晚清谴责小说的没落”。因了阿英在晚清小说研究界的权威地位,这一批作品遂长期处于被忽略、被漠视的境地,除了个别作品(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至今尚不曾进入阅读和研究的领域。

  

   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研究的深入,晚清小说开始唤起人们的现实兴趣。人们发现,产生于二十世纪发端的晚清小说,它所描写的形形色色的世相人情,在今天大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它所提出或涉及的重大问题,在今天依然有着现实的紧迫感和普遍性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对晚清小说的观照,甚至意味着对现实的参与。这样,晚清小说也就获得了现实的价值,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就立刻突现出来了。站在这个新的高度来审视作为晚清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翻新小说,就该承认它们中的多数作品,无论是艺术形式还是思想内容,都有值得称道之处。

  

   一

  

   广义地说,翻新小说属于曾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断出现的小说续书的范畴。小说进步社1909年刊印《西游记》的著名续书、明代董说的《西游补》,亦因当时的风气改题为《新西游记》(作者则改署“静啸斋主人”),阿英不察,归入他所指的“拟旧小说”之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对于续书,曾有人大加贬抑,说是“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行,竟成习套”(刘廷玑:《在园杂志》)。对于《新石头记》一类的翻新小说,也有类似的评论。如《忏玉楼丛书提要》云:“作者为卖文家,欲其书出版风行,故《红楼》之名,以取悦于流俗。”其实,续书乃至翻新小说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自有其产生的内在机制,不是用“借重原作的名声”一句话所能抹煞的。从鉴赏或接受的角度看,续书的产生至少有下列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植根于读者对于原著结局的失望和不平。写作《三国志后传》的酉阳野史就说过这样的话:“及观《三国演义》至末卷,见刘汉衰弱,曹魏僭移,往往皆掩卷不怿者众矣;又见关、张、葛、赵诸忠良反居一隅,不能恢复汉业,愤叹扼腕,何止一人?及观刘后主复为司马氏所并,而诸忠良之后杳灭无闻,诚为千载之遗恨!”(《新刻续编三国志后传引》)这就触发了他续写《三国志后传》的创作冲动。晚清最多产的小说家陆士谔的《新三国》,更是借了翻《三国演义》的旧案,通过“歼吴灭魏,重兴汉室,吐泄历史上万古不平之愤气”这样一个对于《三国演义》爱好者具有永久魅力的老话题为由头生发出来的。翻新小说不同于以往续书的地方是,它们往往采用“蹈空”的虚构手法,利用时空的错位来制造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以达到宣扬自己对于时代的新见解的目的。陆士谔将“欧风美雨卷地来,世界顷刻翻新”的形势引入三国,让周瑜、孔明等穿戴古衣冠的人物,登上改革开放的新舞台,演出着亦古亦今、亦庄亦谐的活剧,以其对于晚清改革的“言皆有指,语无不新”的深沉思考和“局度谨严”、“气势蓬勃”的艺术样式,取得了极大的功。

  

   第二,植根于读者对于原著人物的热爱和关注。这些成功的典型人物,往往使读者忘却历史是受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制约的,感到他们仿佛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和自己同呼吸、共哀乐,有时甚至会忽发奇想:如果他们活到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如王蒙的《红楼启示录》称贾宝玉为“病态环境中的病态人物”,并且作过这样的推想:“如果生活在今天,送去劳动教养三至五年,或许有救的。”有趣的是,“贾宝玉假如还活着”这样的意念,近代小说界的泰斗吴趼人九十年前在他灵心独具、异想天开的《新石头记》中,就作了充分展开的描写了。小说写宝玉和焙茗重回人间,进金陵城向人打听荣国府,竟惹出一场笑话来:

  

   ……那人道:“刚才听你们说的,莫不是要问那《红楼梦》上贾宝玉他家么?”宝玉喜欢道:“正是正是。但是什么‘红楼梦’,我可不懂!”那人道:“你可是看小说看呆了?”又笑道:“你要问他家,还是要看贾宝玉呢,还是要看林黛玉呢?”宝玉道:“只我便是贾宝玉!”焙茗在旁插嘴道:“我们二爷,现在当面,你为甚提名叫姓的起来,好没道理!”那人怔了一怔,指着焙茗问宝玉道:“他又是谁?”宝玉道:“他是我身边的小厮焙茗。”那人抬头看了看天,又揉了揉眼睛道:“不好了!我今日不是见了鬼,便是遇了疯子了!”

  

   将“看《红楼梦》看疯了”的社会效应,写得极其传神。

  

   从创作的角度看,利用小说名著加以翻新,也有其独特的便利。吴趼人当然是深知“傍人门户”的局限的,他在《新石头记》开头说:“但看一部《西厢》,到了‘惊梦’为止,后人续了四出,被金圣叹骂了个不亦乐乎;有了一部《水浒传》,后来那些《续水浒》、《荡寇志》,便落了后人批评;有了一部《西游记》,后来那一部《后西游》,差不多竟没有人知道。如此看来,何苦狗尾续貂,贻人笑话呢!”那么,吴趼人为什么要凭空撰出这部“画蛇添足”的《新石头记》呢?他解释说:“一个人提笔作文,总先有了一番意思,下笔的时候,他本来不是一定要人家赞美的,不过自己随意所如,写写自家的怀抱罢了。”可见,吴趼人之借用《红楼梦》,只是因为这样能够同长期蓄积读者心底的感受相契合,因而能够更好地抒写“自家的怀抱”罢了。

  

   二

  

   人物是旧的,环境则是新的,这是晚清翻新小说的共同特征;而从小说的主要人物同他所处的环境的关系着眼,又可以将晚清翻新小说分为三种类型,并且从中体会出三种不同的韵味来。

  

   第一种类型的特点是让人物脱离他们原先的环境,来到作者所处的社会现实之中。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不走《红楼梦》续书“每每托言林黛玉复生、写不尽的儿女私情”的路子,而是另辟蹊径,写贾宝玉出家以后,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忽然想起当日女娲氏所炼五色石头中,单单只有自己未曾酬得补天之愿,凡心一动,热念如焚,便重新来到尘世,演出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来。

  

   贾宝玉在他那个时代里,堪称是具有超前意识的人物,一旦降临二十世纪初的现实社会,却成了一名大大的落伍者。报纸上的“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月□日,礼拜日”字样,他竟浑然不解。比火镰灵便得多的“洋火”,已让他惊喜不置;取代了牲口的可以直通天津北京的轮船火车,以及与这些事物相关的买办、西崽、洋人,更令其惘然若失。幸好宝玉有极好的悟性,当他听说轮船是用机器驾驶时,就想到从前在怡红院中亦有“西洋自行船”;当他看到黄头发绿眼珠的外国人时,就想到以前看见瓷做的西洋小孩子,只是身上多了两个翅膀……

  

   面对这些“都是生平未曾经见的”种种事物,这位既灵且痴,既能“悟彻前因”,又存“补天之愿”,既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古史圣训,又一向不大安分、追新好奇的人物,不是简单的仰慕与崇拜,而是用自己的头脑进行独立的思考:“既是中国的船,为什么要用外国人驶?”当听到“中国人不会驶”的回答时,宝玉道:“没有的话!外国人也不多两个眼睛,也不多两条膀子,有什么不会的。”又说:“那里有学不会的学问呢?咱们不赶早学会了,万一他们和咱们不对起来,撒手不干了,那就怎么好呢?这么大的船,不成了废物了么?”

  

   “新”“旧”贾宝玉最大的区别在于,旧贾宝玉是“养尊处优中的颓废”(《红楼启示录》),新贾宝玉是内忧外患中的探索。宝玉下决心缩短时间悬隔造成的差距,以赶上时代的步伐:“我既做了现在的‘时人’,不能不知些时事”。通过现实的学习和考察,使他充分认识到“以时势而论,这维新也是不可再缓的了”,从而完成了由厌恶“禄蠹”到喜谈“经济”的转变,成为具备新型品格的人物。

  

   尤其难得的是,宝玉在提倡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坚持了民族的自尊。洋行买办柏耀廉(不要脸)声称“中国人都靠不住”,宝玉反驳道:“难道连你自己都骂在里头?”柏耀廉竟厚颜无耻地答道:“我虽是中国人,却有点外国脾气。”宝玉大怒道:“外国人的屎也是香的,只可惜我们没有福气,不曾做了外国狗,吃它不着!”作者没有染上当时人所特有的急功近利的轻文化、重物质的毛病,更没有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现代化必须以彻底牺牲中国传统文化为前提的错误观念。在小说虚构的“文明境”中,既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更注重充分发挥中国文化本有的精神资源,使之介入实现文明的进程,甚至在其中起主导的作用。在作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历久而弥新的成分,在未来的文明世界中,将长期存在下去。

  

   在《新石头记》中,未涉及《红楼梦》中任何一位女性的“薄命儿”,却让那位金陵甄宝玉出了场。当宝玉久仰“文明境”的缔造者东方文明的大名,前往拜访时,不料东方文明执手道:“世兄别来无恙?”原来他就是甄宝玉。他回忆道:“那一年相见时,老夫说了几句经济话,世兄便面有不满之色,那时老夫便知世兄不是同调。不期一别若干年,又得相会。然而世兄是无忧无虑,从不识不知处过来,所以任凭历了几世几劫,仍是本来面目;老夫经营缔造了一生,到此时便苍颜鹤发,所以相见就不认得了。”宝玉听了,如梦初醒,暗想:“我本来要酬我这补天之愿,方才出来,不料功名事业,一切都被他全占了,我又成了虚愿了。”

  

《新石头记》在情节的开展过程中,时时处处注意和原著人物的性格相契合,如第九回宝玉担心中国二万万方里的地方,“今年许他买,明年也许他买,终有卖完之一日!”薛蟠道:“你真是瞎担心!等到卖完了的时候,就和你先前说的话,我们都化灰化烟许久了,那里忧到那千百年以后的事!”就非常符合两个人的性格。又如第十回薛蟠请宝玉到扬州馆子吃点心,宝玉道:在这种地方,“要吐个唾沫,出口恶气,也不敢吐”,薛蟠问是什么原因,宝玉答道:“把唾沫吐在他那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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