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君:剥离“权”与“利”才能规避市场化改革风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90 次 更新时间:2006-09-10 18:5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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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君 (进入专栏)  

  

  20多年市场经济的发展,所释放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已经凸显出来。我们既要看到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20多年高速发展的巨大成就,增强改革发展的信心,但绝不能沉浸在成就里。居安思危,一定要看到“发展越快,差距越大”所潜伏的危机,看到“权”“利”勾结在潜伏的危机中所产生的恶劣影响……

  

  什么是市场化改革的风险?这个问题,早在改革之初,1985年,邓小平就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这就是说,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将承受改革失败和走上邪路的风险。

  理论上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就当时的情况看,与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相比,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特点:一是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权力配置资源还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初期的体制缺陷正好为“权力寻租”创造了尽情施展的空间,因而“权力寻租”的几率自然远比没有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市场经济要大得多,容易结成盘根错节、荣辱与共的官商联盟和“权贵”经济;二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国有资本高积累、国有资产还在增殖的情况下发展的,国企改革和“国退民进”客观上为政府权代理人监守自盗、化公为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掘“第一桶金”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使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一开始就受到破坏。可见,由于权力配置资源还在发挥作用,由于国家积累的资产可能流失到个人腰包,市场化改革风险很大。

  实际的发展情况如何呢?自市场经济改革开始至今,此起彼伏依次有5次“致富风暴”。第一次是价格改革,实施双轨制,历史上俗称为“官倒”。不少人在这轮“官倒”交易中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2006年4月26日被依法执行死刑的河北省原外经贸厅副厅长、省机电办主任李友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为他人提供汽车进口配额,先后受贿高达4744万元,不过是“官倒”的升级版;第二次是培育资本市场以来,一些不法官员利用手中配置上市名额的权力收取巨额受贿款,致使好端端的资本市场一开始就播下了不良种子,至今难以恢复元气;第三次是“国企改制”出现的偷梁换柱现象,国资大量流失已是不争的事实。早已垂涎三尺的“食客”视国企改制为“最后的晚餐”。四川犍为县原县委书记一次贱卖国有企业就获得高达6000多万的贿赂;第四次是至今还在延续的“圈地活动”,成克杰仅一次批地的受贿款就多达3500万元。在“慕、马案件”中,慕、马批地的受贿收入仅仅8000多万元,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10多亿元。第5次是愈演愈烈的掠夺自然资源,特别突出的就是发“矿难”财。年复一年的“矿难”,为什么总是打压不下去?为什么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究其原因,是不少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参与其中,地方官员与矿主们沆瀣一气。2005年8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发出《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要求“凡已经投资入股煤矿(依法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除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自《通知》下达之日起一个月内,即9月22日前,必须撤出投资,逾期不撤出投资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由此可见地方官员投资入股煤矿的人数之众。我们从这5次“致富风暴”中,不难发现权力介入经济鬼鬼祟祟的影子,不难发现国有资产、国有资源被贱卖和瓜分的影子。

  经历了5次“致富风暴”之后的中国,彻底颠覆了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全新的社会结构,出现了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大社会群体。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样的社会结构影响社会稳定。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强的调研文章《“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分析结论是:23分值及以下的占了全部就业者的63.2%,23分值以上的就业者比重不大,按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教育和职业情况(即ISEI数值)排列,中国社会结构呈“倒丁字型”。2005年9月上海排出的中国富翁前400名,拥有资产6000亿元,占2004年GDP的4%。2006年2月国家统计报告公布的数据中,我国还有2700万年均收入64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中国生产力发展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的基尼系数2004年接近0.5,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并呈现持续加大的趋势。综合这些调研报告和数据,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改革发展虽然惠及了绝大多数人,但存在严重受益不均;二是受益较少的人数,占了总人口的半数以上。

  中国历来有“均贫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和集体无意识。作为发展中国家,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存在大量非法致富的几率,可怕的是“发展越快,差距越大”形成难以逆转的态势,可怕的是这个态势逼近“两极分化”,可怕的是这样的态势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在5次“致富风暴”中壮大起来的社会群体,虽然性质上还算不上什么“资产阶级”,但这些并非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富起来的人,已经形成一个以权力为纽带、“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个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的危害,对社会的危害,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这个“既得利益群体”,具有“一半是海水,一半的火焰,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双重性。他们在冲破计划经济管制、发展市场经济、推动社会转型方面可能“劳苦功高”,同时,他们获取的个人财富远远大于付出;他们挥手之间堆积起来如同金字塔一样辉煌的财富,不是辛勤劳动和依法经营的结果,而是利用体制的不成熟、寻找体制的弊端实现的飞黄腾达。他们可能是推动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主力,同时更是改革发展的最大收益群体,在聚敛社会财富的道上一路狂奔。他们利用改革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合法性“因势导利”(与“因势利导”互动),20多年间,几乎每一次重大改革推出的政策措施,都成为他们疯狂捞取财富的机遇,致使改革痛遭指责;他们以改革发展的名义维护着、壮大着自己的利益,但他们利益增大的过程和结果都加重了改革发展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与国家的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完全背道而驰;他们是以利益分享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既渗透于权力领域、经济领域,又渗透意识形态领域、理论领域,遵循着“潜规则”;他们“一半是海水,一半的火焰,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两面性,使他们在改革发展中捞取个人利益的“游戏”玩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他们与市场经济和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同在,他们的斑斑劣迹不仅使中国市场经济留下“不好”的恶名,也使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毁誉参半。他们既是改革发展的最大受益群体,也是随改革发展而壮大的群体,其力量足以与国家的力量博弈。今天中国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社会仇富”问题以及信仰危机都与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的壮大和发展直接相关。基于这些双重性特征,法制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常常显得鞭长莫及。所以,遏制这个群体恶性膨胀和解决这个以权力为纽带、狼狈为奸的问题,只能是釜底抽薪,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剥离权力与经济相联系的改革来解决。

  事实上,早在十六大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又明确提出了“权力与责任挂钩、权力与利益脱钩”。虽然在转变政府职能、权力与利益脱钩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就最近几年暴露出来一些官商勾结的腐败案依然触目惊心,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20多年市场经济的发展,所释放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已经凸显出来。我们既要看到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20多年高速发展的巨大成就,增强改革发展的信心,但绝不能沉浸在成就里。居安思危,一定要看到“发展越快,差距越大”所潜伏的危机,看到“权”“利”勾结在潜伏的危机中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进而增强“权力与利益脱钩”的紧迫感,切实化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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