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批判者和被批判者

——北大往事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2 次 更新时间:2018-05-15 22: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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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进入专栏)  

   1965年秋天到1966年上半年,我和学生一起,在北京近郊农村的朝阳区小红门参加“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我毕业留校任教已有四个多年头。6月1日,中央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后,学校很快派进“工作队”,并要我们立即返回,参加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踏入校门,看到到处贴满大字报,到处是骚动激昂的人群:这很有点像我想象中的或从文学作品中看来的“法国大革命”(或俄国“十月革命”)的样子。按当时的规定,我不再到学生的班里去,而返回教研室,教师集中学习、开会。

   6月上旬的一天,我任班主任的那个班的一个学生干部来到我的宿舍。敲开门后,站着且神情严肃地通知,下午去参加他们的班会。我问会议的内容,他不肯坐下,也没有回答径自离开。下午2点我来到32楼,楼道里贴满了大字报。也有关于我的,还配有漫画,好像是契诃夫小说中的人物凡卡在跟我说着什么——《凡卡》是我给他们上写作课时分析过的文章。我来不及细看,推开他们通常开班会的房门,发现全班三十几位同学都已挤在里面。所有的人都沉默着,屋里出奇的安静;都看着我,却没有人和我打招呼。我看到床的上下层和过道都坐满了人,只有靠窗边空着个凳子:意识到这是我的座位。便低着脑袋,匆匆走到窗边坐下。

   这时,主持人宣布:“今天我们开班会,对洪子诚同志进行批判。”这突如其来的“批判”,和突如其来的“同志”的称呼,顿时使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脑子陷于慌乱之中。接着便听到“洪子诚你要仔细听大家的发言,老老实实检查自己……”的话。于是,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掏出笔记本,转身面向桌子作着记录。从批判发言中,我逐渐明白了我的问题是什么。一是在教学中,散布资产阶级毒素,特别是小资阶级情调;另一是当班主任犯了“阶级路线错误”,重用出身反动阶级家庭的学生。不错,团支部和班会干部大部分出身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家庭,但“洪子诚没有真正依靠我们,思想深处是喜欢那些少爷、小姐的”。发言有的尖锐激烈,有的语调措辞却有些迟疑;可能是前些天还称我老师,现在当着我的面,不知怎样才能做到理直气壮直呼我的名字。桌子是靠墙放的,这使我记录时可以不面对学生,情绪也因此稍稍安定。

   大约过了一个多钟头,已经有些平淡的会议,突然出现一个小“高潮”。一位坐在上铺的学生揭露我在课堂上“放毒”,说到激动处,放声大哭起来。“你不让我们写游行见到毛主席,是什么居心?!我们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子女最热爱伟大领袖,我们最最盼望、最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见到他老人家,你却不让我们写……”他哽咽着,无法再说下去。这真诚、发自肺腑的控诉,引起在场许多人的共鸣;有人便领着呼叫“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我愣住了,但他说的确有其事。在写作课上(毕业后我一直给中文系和文科各系上“写作课”),通常对一年级刚进校的学生,会出“初到北大”之类的作文题,许多人便自然会写他们参加国庆游行的情景。在文章讲评时我好像说到,如果我们要战胜平庸,就要注意和培养你的敏感,发现你的真实体验;拿游行这件事来说,每个人的发现是不相同的,因此,不要千篇一律地从准备、出发,写到见到毛主席,到最后回到学校;可以写出发之前,也可以写归来之后;你所认为最重要的,并不一定是最值得写的……这个同学说的,应该是指这件事了。在这个“高潮”出现之后,批判会倒不知如何再进行下去。于是,主持人宣布结束。屋子里又回复到开始前那种异样的安静。我收起本子,在众人沉默的注视下,匆匆离开。

   回到宿舍,从本子上一条一条地看着我的“错误”,越看越觉得伤心、委屈,甚且产生怨恨的情绪。回想着我如何认真准备每一次课,如何批改每一篇文章,在上面密密地写着批语,如何对学生个别指出存在的问题……我忘记了当时的社会情势和社会心态,钻牛角尖地想不通:真诚的劳动为何得不到承认,反而受到指责。很长一段时间,便陷于“自艾自怜”的沮丧之中,并为这种情绪寻找合理的解释。但这件事很快就被“我们”忘记。说“我们”,是因为不管学生还是我,都被引导并投入到对更大的事件和更大的人物的关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在那几年,也已成为家常便饭。我和学生的关系,从表面上看,很快也恢复到原先的状况。而且,好像是一种默契,关于那次批判会,我们后来谁也没有再说过一个字。但是,对我来说,存在于心理上的隔阂、障碍,却没有完全消除。

   重新想起这件事,是到了1969年10月底的时候。那时,我和大多数教员,已被宣布到江西鄱阳湖畔的“五七干校”劳动。临走前,有许多事要处理:书籍装箱存放;购置劳动生活的用品;觉得很可能不会再返北京,便和谢冕、周先慎骑着自行车,跑遍北京有名的古迹胜景摄影留念……最让我伤脑筋的是,大学入学以来的十多本日记如何处理。不论是带走,还是放在系里寄存下放教师物品的仓库,都觉得不妥当。倒不是里面有什么“里通外国”之类的秘密,而是写给自己的文字,不愿意让别人读到。想来想去,终于在走之前的一天,在19楼(中文、历史系的单身教员的住处)前面树丛间的空地上,一页页撕开烧掉。烧时不免留恋地翻读,然后看着它们成为黑灰。在读到58、59年间的那些部分时,我发现,原来那时我也充当过激烈的“批判者”的角色。

   1958年,我已是二年级学生。“反右”运动结束不久,便是全国的“大跃进”。除了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参加除“四害”“大炼钢铁”,参加为创小麦亩产十万斤纪录深翻土地的运动外,在学校便是“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北大是著名学者荟萃的地方。我们进校之前,对文史哲“权威”的名字就耳熟能详。他们大多在这个运动中受到“冲击”。记得,中文系的语言学家王力、岑麒祥、袁家骅、高名凯,作家和文学史家吴组缃、林庚、游国恩、王瑶,他们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在这期间都受到批判。而我所在的班,批判的是王瑶先生。

   直到现在,我仍不清楚这个“任务”为什么交由我们班来承担。我清楚的是,无论作为一个运动,还是具体批判对象和批判方式,都不只是学校的事,更不可能是我们这些很少政治经验和阅历的青年学生所能决定。对王先生的著作,主要批判的是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1949年以后最早出版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当时,我们实际上还未学习现代文学史课程(那是三年级的必修课),书中述及的许多文学现象和作品,对我们来说都很陌生。但是,既然认定《史稿》是资产阶级性质,我们这些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小人物”,就有资格藐视权威。于是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就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党的领导”“研究方法”等若干专题,进行准备。我被分在最后的小组。我们先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学习周扬总结“反右”运动的文章,然后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这些“武器”,来寻找《史稿》中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当时,暑假已经开始,我在参加了几次讨论后,便回南方的家乡。待到开学归来时,同学们已写出几篇批判长文,并已交到杂志社。不久,这些锋芒毕露的长篇文章,便在下半年的文艺界权威刊物《文艺报》和《文学研究》上刊出。其中最主要的一篇,题目是《文艺界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容否定——批判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者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写作”。是的,当时我们班组织的文学社,便以“鲁迅”命名。我在日记中写道,看到这些成果的发表,听着在校坚持战斗的同学对写作的情景的讲述,我感到很惭愧。在批判开始的时候,我的好朋友给我写了这样一行字:“你闻到硝烟的气味了吗?做好了投入战斗的准备了吗?”但我却临阵脱逃,这使我后悔,觉得这个缺憾,将难以弥补。

   在批判文章发表后不久,王瑶先生的名字,便从《文艺报》编委的名单中消失了。我无法知道王先生受到批判时的内心活动,但我知道,他本来也是想顺应潮流的。在“反右”刚开始时,他就发表《一切的一切》,表示对于“右派分子”的谴责。这篇文笔、结构相当漂亮的短文,登在《文艺报》的头版头条。1958年初,他的评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书的长文,也刊在《文艺报》上。他批判冯雪峰的依据和逻辑,也就是半年后我们批判他的依据和逻辑。但王先生没有能使自己免于“厄运”。

   临近毕业,不管是学校领导,还是我们自己,都觉得这几年中损失很多。许多该上的课没有上,该读的书没有读。当然,也许更重要的是失去一些基本品格,例如,长幼尊卑的界限、对待事情(学问也在内)的老实态度。在上五年级的时候,便集中补上一些必修课。如古代和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采取讲座的形式,把重要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归纳为若干专题,由几位先生轮流讲授。王瑶先生讲头四讲,记得有五四文学革命、鲁迅、曹禺等。他浓重的山西口音,我听起来很吃力,因此,每次总要先占好前排的座位。对于两年前的批判,我们(至少我自己)并没有正式向他道歉,承认我们的幼稚和鲁莽。但我当时想,诚挚地接受他的授业,应该是在表示我们的反省。我看到,他在不久前指责他的学生面前,没有丝毫的揶揄讥讽的语气神态。他认真细致地陈述他的观点,讲到得意之处,便会情不自禁发出我们熟悉的笑声。他对曹禺等作家的分析,使我明白世上人事、情感的复杂性。课后,又耐心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这种不存芥蒂的心胸,当时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在表明,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社会历史的拘囿和制约,却可以在可能的条件下,选择应该走的路。

   在把“文革”发生的事情,和以前的经历放在一起之后,我开始意识到,我们所遭遇的不正常事态,它的种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们亲手所播。在我们用尖锐、刻薄的言辞,没有理由地去攻击认真的思想成果时,实际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放置在“被批判”的位置上。这一对比又使我想到,对于生活中发生的挫折,我没有老师的从容、沉着,我慌乱而不知所措。这不仅因为我还年轻,缺少生活经验,最主要的是心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有力的支柱。更让我难堪的是,批判会上,我被学生所“质询”、所批判的,竟是些什么“不让见毛主席”“阶级路线”之类的可笑的东西,是我那几年发表在报刊上追赶政治风潮的“时文”。而我们50年代想要“拆除”的,则是王先生的具有学科奠基性质的《史稿》,是他的也许更具价值的《中古文学史论》:这是让批判者最终要回过头来请教的著作。在王瑶先生的心中,有他理解的鲁迅,有他理解的魏晋文人,有他的老师朱自清。因而,在经历过许多的挫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成熟和尊严,这是他在80年代留给我们的印象。而我们呢?究竟有些什么?心灵中有哪些东西是稳固的、难以动摇的呢?

   对于已走过一百年路程的北大,我们个人可能难以讲清楚其间的辉煌与衰败,光荣与耻辱,我们可以说的,是个人亲身感受到的“传统”。在我看来,北大最值得珍惜的“传统”,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用以调节、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幻的时势中,确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来自于成功和光荣,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学术道路给我们所留下的深刻印记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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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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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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