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春来: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1 次 更新时间:2018-05-15 22:53:06

进入专题: 王朝国家   民族国家  

温春来  

   我青年时代读过的书,大多已渺如云烟。1996年夏天的一次阅读,却穿过二十年的时光宛若眼前。那时我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读大三,岭南六月酷暑,无所事事,借了一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躺在宿舍随便翻翻以消遣夏日。蓦地,两段文字映入眼帘,锐利地刺激着我半睡半醒的神经:

   欧洲和南、北美洲的民族全加起来,一般地说不会多于中国人。甚至是否有比中国更多的民族也是问题。在人数和多民族方面,欧洲人和中国人很可以相比,同样是人数众多,民族复杂。可是在他们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在欧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约10亿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而10亿多的中国人只生活在一个国家中。人们一旦看到1和50的差别,就不能忽视。

   以上对事实的简单陈述间接地表明,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等字眼当用于中国时,只会使我们误入歧途。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1]

   简明扼要而又洞察入微的中、欧对比,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长期维持着大一统体制的独特性。这难道不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吗?我陡然间心若潮水,浮想奔流。浮想的内容而今已渺不可寻,但那一片刻的少年激情,使我多年后“合理化”地回眸往昔之时,会把这次偶然的阅读视为自己学术人生的一个起点。不过,彼时我对此毫无意识。瞬间的兴奋消退之后,这个问题迅速隐去。我对未来很懵懂,记者、公务员,是我隐隐约约的职业理想。

   三个多月后,与黄国信老师一场随意的谈话,不经意间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我冒出了考研的念头并付诸实施。何其有幸!我成为了黄启臣、刘志伟、陈春声三位老师的学生。入师门后,我很快发现,那个曾拨动我少年心弦的问题,竟然是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的主要关切之一。

   五年的读研生活恍如昨日。在陈春声、刘志伟两位老师的指导下,我2002年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6 年后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该书讨论的是中国传统大一统结构的形成过程与性质,问题很宏大,但不是从抽象的思想中寻求答案,而是在具体的区域社会史脉络中探寻可能性与现实性,论证思路如下:

   西南地区有着深厚的“国家”传统,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已发现这里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政权,同时还分布着众多无君长统属的人群。宋代,这里也并非只有一个大理国与中央王朝对峙,仅在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与中部,就有“娄素”(1950年代识别为“彝族”)建立的十来个地方性政权(彝文献称其为“勾”,汉译为“君长国”),我将此概括为“多‘国’林立的宋代西南地区”,是为我整个研究的起点与前提。[3]由此提炼出一个问题: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与意识形态,如何在一个具有自己的政权、文字、礼仪以及政治法律传统的非汉族社会中推行与表达?换言之,这类社会如何进入中国大一统秩序?

   从上述问题出发,我选择位于今贵州西北部地区的水西、乌撒两个勾政权为研究对象,考察它们从宋至清整合进王朝国家的历史过程,并揭示其中所蕴含的理论意义。我的一个观念是,理解中国历史的概念与范畴要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与话语中去探寻,以期贴近历史当事人的心态与观念;同时又要具备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相关理论对话的可能,以免陷于自说自话、固步自封的境地。职此之故,该书极其重视彝、汉史料中那些精炼而富有内涵的词汇和短语,诸如汉文献中的“版图”“族类”“异域”“新疆”“旧疆”“羁縻”,以及彝文献中的“彝威”“彝荣”等等,经由对它们的深入诠释,我对南方非汉人群如何整合进大一统秩序有了一些粗浅认识。

  

一、“版图”:与赋役密切相关的人口与土地的集合体


   我抓住的最关键概念是“版图”。依中国历史地图集,我国的西南疆域,自汉代就已大致奠定,依古人的叙述,情况则有所不同。例如,明万历年间四川播州改土归流之后,官员们称播州进入了“版图”,名其曰“新疆”,即新的疆土。60多年后,吴三桂平定了黔西北的水西土司,官员们又云,水西是国家的“新疆”,有诗曰:“山川隶版图。”又过了60多年,雍正皇帝在滇东北、黔东南用兵之后,官员们再弹老调,称这些地方成为了国家的“新疆”,而60多年前平定的水西以及更久之前平定的播州,则属于国家的“旧疆”。这类论调不独针对西南,康熙年间打下台湾后,也说台湾是“新疆”。

   是古人错了,还是今天的历史地图错了?其实都没有错,因为古、今语境中的“疆”与“版图”,涵义迥不相同。今人依民族国家的观念,以国际法为依据,将国界线以经纬度精确描述并划定,线内,就是国家的“版图”和“疆”,这纯粹是一个土地的概念,与人无关。每平方公里聚集上万人的特大城市,同高原、沙漠的无人区一样,都是国家神圣版图的一部分,国家的主权没有任何差别地投射在这些地方。

   中国古代的“版图”,则主要是一个赋役概念。税收是国家的本质,依其情形,中国古人的视野中有三类地区:1、所有人户在制度上均要向王朝缴赋应役,是为“编户齐民”之地;2、只有一个人或一些代表向王朝缴赋应役,是为羁縻区域,如大部分土司地区;3、所有人都不被要求向王朝缴赋应役,是为王朝的“异域”。古人的观念中,第一类地区就是国家的“版图”。因为人是赋役的主体乃至客体,所以中国古代的版图,就要集土地、人户于一体。正如清人所云:“国家抚有疆域,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简言之,某个地区的土地、户口登记于官府的册籍,这个地方就成为国家的版图,而登记当然就意味着赋役。

  

二、从“异域”到“旧疆”

  

   至迟在明代,“版图”在许多情况下已被用来界定王朝的“疆”。当上述第二、三类地区进入“版图”,变成第一类地区时,常常被称为“新疆”,并且一般不再被视为“化外”——尽管“化外”一词的使用存在着随意性。[4]随着“夷”、汉族类的交往与互动、对正统儒家意识形态认同的深化,“新疆”的人群在礼俗、文化上被认为呈现出“与民人无异”的趋势,而他们自己亦不断通过各种策略,建构更加符合王朝正统的身份与认同,“新疆”由此逐渐被视为“旧疆”。要言之,“新疆”的关键在于“版图”,而“旧疆”则进一步强调礼俗。未入“版图”之地可分为“异域”与“羁縻”两类,前者指中央王朝连名义上的统治都不能维持自然也没有人缴赋应役之地;后者意味着当地首领向王朝表示效忠,并受制于贡赋制度,但地方原有的制度与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而且当地人群也大都不是王朝的编户齐民。

   乌撒与水西两大君长国的兴亡史,展现出“异域”→“羁縻”→“新疆”→“旧疆”的完整过程。西南许多地区的历史都与此相似,如乌蒙、芒部、东川等君长国。当然,一些有相似历程的区域在文献上并未直接使用“新疆”、“版图”一类词语来描述,历史也不一定按线性序列发展,中央王朝在许多边远地区的秩序建构可能会略去其中的一些环节,[5]并且古代官员士大夫们使用这些词语时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但无论如何,从历史文献中发掘出来的这些词语,提供了一个理解传统中国大一统秩序如何在南方扩展的有用模型。

  

三、“内部边疆”的消解[6]


   这一模型,揭示出观察中央王朝开拓西南的新视角。蒙元灭了大理国后,原拟将西南族类尽收“版图”,眼看抵抗甚烈,又改而承诺,那些君长、酋长们只要投诚归附,即可“官不失职,民不失业”,由此建立起了土司制度,改“异域”而为“羁縻”。明兴,对待各土司“踵元故事”,继续维持羁縻秩序。深入的区域史研究揭示,元代以及明初,王朝在西南非汉族类地区能实际控制的,也就是能让当地百姓缴赋应役的,主要是交通线和城市。明人万士和描述乌撒一带:“军屯之外尽夷方,夷妇同争鼠马场。”黔抚郭子章亦称:“贵州一线路外即苗穴矣。”

   因此,当时王朝在西南非汉区域的“版图”,是一些线,一些带,加上一些零星的点。这样,历史地图集上的南方边界,或可称之为“外部边疆线”,它大致勾勒出了王朝设官(包括土官)统治的范围。在其内部,依中国古代的疆域观念,还有不少人群游离于王朝“版图”之外,形成了许多“内部边疆”。从“异域”到“旧疆”的历史,就是内部边疆逐渐消解的过程。与此相应,王朝的“版图”不断扩大,从线扩展为面而且面的范围日益拓展,到了清代中期,西南地区尚未进入王朝“版图”的,只剩下一些零零星星的点了。

  

四、非汉族类的主体性

  

   依古人的描述,“内部边疆”的消解过程,意味着王朝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大获全胜。这一视角,与今日学界内外所熟知的“汉化”等概念遥相呼应。这类论调无疑是建立在大量经验事实基础上的,并且也与我们通常的观察有着较高符合度。不过,西南非汉族类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吗?他们的主体性何在?我为此不惜花费大量笔墨,除了通过丰富的彝族文献考察彝人(娄素)自己的历史认知与表达外,我还用“内部竞争引导王朝扩张”“新秩序中的旧传统”“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统一与分歧”三个概念,来揭示“异域”社会自身传统的延续性及其在塑造新秩序中的作用。

   关于“内部竞争引导王朝扩张”,我指出了两种情况:1)一个看似统一的周边族类的部落或政权,往往充斥着各种利益团体,呈现出内部竞争的状态。当与王朝发生接触之后,某些团体或其领袖人物可能会因应新的政治情势,积极引导王朝力量介入本部落或政权的事务,在此过程中,他们和王朝各有收获,一些新制度或新秩序甚至可能就此产生。以水西勾政权为例,这是具备较强凝聚力的强大政治实体,但其内部有四十八支,勾政权的君长在其中轮流产生。这造成了一个复杂现象,一方面,勾政权的强大与统一性制约了王朝的扩张,另一方面,为了本支乃至本家庭独揽君长之职,明正统年间,安陇富通过为朝廷东征西伐换取支持,于是由他们一家世袭君长的嫡长子继承制得以确立,这一制度不但符合明王朝的观念,而且有助于加强对土司地区的控制。2)有的扩张中,王朝并无明显介入,形成一种“(王朝)未出场的扩张”,这种扩张通常发生在“新疆”“旧疆”等已纳入王朝“版图”的区域。例如,李文良的研究揭示,台湾岸里社熟番于康熙年间响应政府的垦荒政策,取得了大甲溪南垦地的权利,但在18世纪末,因为部落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外部汉人的农垦压力,各关系人通过各种办法,竞相把地权来源追溯到帝制时代最能象征合法、正统权力来源的皇帝身上,使得一个边远的地区,成为充满符合帝国象征与规范的地域。在这种“未出场的扩张”中,王朝所获得的,主要不是新的土地或编户,也不是能够更有效控驭周边族类的制度,而是地方上更多的人群对自己的权威、象征的认同。

关于“新秩序中的旧传统”,我指出,土司制度乃至改土归流等任何举措,都不能立即创造出全新秩序——尽管表面看起来似乎如此,从“异域”到“旧疆”的演变过程,伴随着两种不同制度与传统之间的互动与妥协。例如,由于水西、乌撒在实行土司制度之前,已经存在着一套以则溪制度为中心的、有着深远历史根源的制度化的政治权力架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王朝国家   民族国家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古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9973.html

5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