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进兴:杜赞奇,我的同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8 次 更新时间:2018-05-15 13: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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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进兴  

  

   原载于《上海书评》,作者系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

  

   某次在大陆高校演讲,言及二十世纪晚期人文及社会科学历史意识的再兴,有位研究生突然举手提问,如何评定“杜赞奇”(Prasenjit Duara,1950-)?我径自回答:“他是我的同学!”

   在哈佛读书的时候,我最密切的学侣便是杜赞奇,常常抬杠,东西南北无所不谈;但同甘不共苦。他深受业师孔飞力(Philip Kuhn, 1933-2016)教授的喜爱,我却是不够格的学生。

   杜赞奇和我虽是同窗,但并不同门。我的老师是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乃是比较思想史的名家,而孔飞力教授则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著名。以今日回溯看来,杜赞奇实属他最出色的弟子,在学界南征北战,屡建奇功。例如,他毕业后在一个小人文学院教书,不数年旋即转至中部学术重镇芝加哥大学任教。之后,又被新加坡国立大学礼聘,出任人文及社会科学的总策划,备受重用。

   学业上,我和杜赞奇经常互助彼此语言的需要:他费心改了我博士论文的英文,而我遂对“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略有所悉。除此之外,杜赞奇和我治学迥然不同调。平日,我心仪英美的分析哲学(哈佛乃执分析哲学牛耳),故喜欢往哲学系跑。他因随孔教授从芝加哥大学转学过来,已经学有根柢。虽然我们两人都喜欢人类学、社会学,却是两条没有交集的平行线。我念的是当时正统的社会科学,他涉猎的却是明日新兴的异端之学,例如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929-)、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等。他不时诚恳地劝我要识时务,我却执一不迁,负隅顽抗。后来的发展,果然证明杜赞奇的观点是正确的。1980年之后,这些名家的理论便以惊涛骇浪之姿,淹没了史学的园地。

   有回,他已到芝加哥大学任教,邀我前去讲演。事后还刻意带我去逛芝大书店,指着霍米巴巴(Homi K.Bhabha,1949-)“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ism)的书,要我多加留意。可惜后来我都没跟上这些潮流,以致研究相对古板、落伍。

   在哈佛念书时,因杜赞奇,我复结识了包筠雅(Cynthia Brokaw),她待人热诚且和善。偶尔我们三个人一起聊天、论学,还煮东西吃(杜赞奇善煮咖哩)。包筠雅从博士论文改写成书的《功过格》(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91)一书,乃是继日本学者酒井忠夫(1912-2010)之后的力作,甚受好评,而后她又致力于中国书籍和印刷史的开发,遂成此一领域的开路先锋,绝非西方“单书教授”(one book professor)可以比拟。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谈到以博士论文改写成书扬名,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1988),绝对值得大书特书。他初试啼声即一鸣惊人,不仅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John Fairbank Prize,1989),而且获颁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Prize, 1990)。近史所有位同事甚至把他的“文化网络”(cultural nexus)一词挂在嘴上,其受欢迎可见一斑。

   以学术的“场域”(布尔迪厄的专用术语)视之,杜赞奇虽功成名就,却屡次企图回归哈佛母校,功亏一篑。浅见所及,乃是“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的史学倾向于经验、实证的探讨所致。即使他的业师孔飞力也只言及“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而止,不越雷池半步;而杜赞奇所擅长的概念思辨的进路,却不见得能全盘兜售。职是之故,他的声名在美国社会科学界恐怕远盛于中国史学圈内。所以他能在芝大大放异彩,和今日受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有人谓之南部“哈佛”)的延揽重用,盖可理解,皆因此二名校均以概念解析取胜。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杜赞奇赠言

   1995年,他的第二本书《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1995),乃受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1983)的启示,拟将史学从民族主义中解救出来,又异常叫座,在华文学界尤其流行。而后,为了研究伪“满洲国”,杜赞奇还特别来台湾访问王德威兄的母亲——姜允中女士。按,姜女士来台后,一手苦心发扬山东王善人始创的“万国道德总会”,成绩斐然,有目共睹。

   之后,他的研究就非“中国史”可以限制了。他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之后,眼界愈加开阔,从中国放大至全亚洲,学术议题也扩充到全球化、环境史,况之其代表作大多已有中文译本,是故在华文学圈,尤其在近代史领域亦占有一席之地了!

   居间,我也曾经受其感召,力图振作,跟上时潮,遂挪“前现代”的手法治理“后现代”的事业。花了近三年一本一本啃过福柯这批先知的文本,去探究“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实践的冲击。书成之后,赶紧向杜兄报告已超英赶美了,但他冷冷地回答:“‘后现代’已被超越,不再流行了!”令我顿时坠入万丈深渊,气馁不已,盖有“乃觉一个世代”之叹!

   除上述之外,我还有三事惹得杜赞奇不悦。其一,之前,他一有大著问世,便会惠赐我一册,分享成果。可是由于他声名大噪,他的书一旦被学生或同仁借去,经常长去不还。有朝一日,他补上复本,上面竟写着:“下不为例!”(Second time—no more)。其二,有回约他一起共进午餐,由于年纪大,一时失忆,自己搭了高铁,跑去南部演讲。在车上接了他气呼呼的电话,竟然放他鸽子!最后,2012年“中央研究院”举办的“国际汉学会议”,晚宴竟然忘记备酒,他颇不以为然;宴席结束之后,他遂偕几位洋学者出去二次会喝酒。实在礼数欠周,十分愧疚。

   杜赞奇热爱他的故乡——印度,每一语及则忧心忡忡,热泪盈眶,谓以家乡社会的复杂和族群分裂,定不如中国大陆易于崛起。这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观察,衡诸近况,确有先见之明。

   近日,有友朋参加今年(2018)的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 Studies),捎来讯息,杜赞奇当选该会副会长,委实为他高兴,也与有荣焉!要言之,中国史研究仅是亚洲研究的一部分,更多的是其它地域和不同学科,甚至时下所流行的跨地域、跨学科的探讨,因此,杜赞奇能够脱颖而出,当选2018年亚洲研究协会的副会长,毫不意外(2019年则真除会长!)。这对他无疑是迟来、极大的肯定和荣誉,未尝不是“失之桑榆,收之东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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