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走不出的中世纪:皇权崇拜与古典中国的“逆现代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55 次 更新时间:2018-05-14 10: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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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  

   康德曾经说:“对所有人来说,首先的责任就是进入文明社会状态的关系”;接下来他又说:“如果人们在进入文明状态之前,并没有意思去承认任何公正的获得,哪怕是暂时的,那么这种社会状态就不可能产生。”

   他这话的意思,第一是指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从中世纪那种人奴役人、少数人的权力意志奴役广大国民思想的状态进步到“文明的状态”,都是世间唯此为大的第一要务;其次是说,在启动和实现这一根本性的进步之前,人们必须首先真正意识到过去和眼下种种不公正的不能被继续容忍,而只有具备了这种对不公正的痛感和对未来公正的渴求,向“文明的状态”的进步才成为可能。

   重读康德的这个论述,尤其令人感慨警醒。因为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这种走出中世纪而“进入文明社会状态”却并非易事——从表面上看,至迟到16世纪,中国就具有了相当规模的城市贸易、以及围绕于此而显出的一系列走出中世纪的希望。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希望在那样长久的年月中并没有结出真正的果实,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衬托出中国迈向现代公民社会步履的蹒跚。回顾历史,造成如此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将视点集中在明代这中国传统专 制权 力制 度的晚期形态;更具体地说,是放在了对这个权力体制及其辐射之下社会文化、经济范型和国民心理的综合考察上。通过这样的观察不难发现:正是中国皇权体制的专制性及其对整个社会的超强控 制,造就了社会文化中的一系列"逆现代性",并为中国从中世纪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埋下了巨大的障碍。

  

   明代权力体制是皇权制度恶性化发展的典型

  

   对明代历史的研究虽然久已是史学界的一个专门领域,并积累了可观的成果。但是过去的研究更多地是作为对一个具体王朝兴衰原因的叙述分析,而在我看来:明代历史的更大意义,乃在于它们空前鲜明地昭示了那种因为久远的历史和文化的滋养而发展到极为完善坚固程度的中国专制权力制度,它因为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规定性而腐溃、挣扎直至最终走到生命尽头的完整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中,整个制度体系和社会文化的一切层面,都毫无例外地体现出来的各种各样具体的、然而在总体上又密切联系的腐溃路径和方式。因此,明代这些史实决不仅仅导致了一个具体王朝的兴衰;相反,它们更大得多的意义,在于展示了中国式君主权  力制  度腐溃和衰亡的典型期过程之中,一系列规律性的"制度综合症"。

   以前人们习惯用"封建主义"来概括中国皇权社会的性质,但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今天通用的'封建'一词,是日本学者在一百年前从Feudal  System翻译过来的。其实,中国的官僚政治,与欧洲的Feudal System差别很大。"

   一位前辈学者最近告诉我,他是用"皇权主义"来概括这样一种具有强烈中国特质的制度文化,如果要新造一个英文词来形容这种文化,那就是emperorism。而对于这样一种制度来说,其最发达、最典型、也最具备完整体系特征的时代,则恐怕莫过于明代。所以只要历史还没有真正摆脱这种权力体制,那么在那个时代所呈现出来的具有规律性和整体性的病态和病理,就或迟或早总要重新显露出来。

   以前有一种大家耳熟能详的说法:"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经典性的说法曾经对明史研究和中国现代化史的研究有很大影响。在我看来,如果历史上真有过这样的好事当然值得庆幸,但很遗憾,我得出的结论却与之完全相反,即:明代为代表的中国君权社会晚期形态所具有的一系列最主要特点,无不是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完全相逆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于明代社会的关注不仅是从一朝一代兴亡的原因着眼,而是更留意于探究现代化进程为什么不能在此时的中国开始、并取得有积极意义的成果,那么至少有六个方面的问题是值得关注的。而这六个方面,也就是的中国皇权社会"逆现代机制"的主要表现。下面逐一来看。

   第一位的,当然就是专 制权力制度在明代的日益趋于高度强化。

   我们知道,中国从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的统治原则以来,皇权专制始终是传统政治制度的核心;但是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庞大宗法体系内部的和谐与平衡,这个制度在其生命力比较强健、自我调整空间比较充裕的时候,又必须而且可能对过分专制化的趋向加以一定限度的抑制,这不仅表现为"民本"、"德政"等道德规则的制衡效用,而且更多地体现于政治制度内部的制衡,所以历史学家吴晗曾总结传统政治体制中对君主权力的法定限制手段主要有五:"第一是议的制度,第二是封驳制度,第三是守法的传统,第四是台谏制度,第五是敬天法祖的信仰。"

   这些历史制度和名词每一个说起来都是挺繁琐的一大套,但其基本内容都不过是马克斯·韦伯指出的,在理性化方面取得进步的社会中,"合法的"统  治权  威必须是"非私人"的,它需要恪守统治规则和制度程序--换句更通俗的话说就是:皇上虽然是天下万民 万物的主人,但是也得多少守一点"王法",不能总是无法无天地由着自己的私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在沦入生命末期以前,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一方面始终保持着皇权专制的基本指向,另一方面却又建立了一整套相对于西方中世纪社会来说,是相当完备的政治制度;而这套制度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大体维持着对皇权过分专制这个必然内在倾向的有效制衡。

   但是,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专  制政体的凶残性格……只能暂时地被制服" ;雅斯贝斯也指出:"一旦建立了独裁制,便不可能从内部把它消除。……这部机器几乎自动地保持它自己。"

   所以,如中国传统政治体制那样的权力制度,它对自身过分专制的自我抑制只能局限在体制之内和相对有限的范围之内,即如吴晗又指出过的:"皇权的防线是不存在的,虽然在理论上、在制度上,曾经有过一套以巩固皇权为目的的约束办法,但是,却没有绝对的约束力量。"

   因此皇权制度的专制性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铲除,相反会随着自身逻辑规定的方向而不断发展。

   由于上面的原因,所以在这种权  力制  度进入自身发展的后期以后,其专制化的趋向被极大地强化了,而明代则是这一趋向的典型时期。皇权专制在明代的空前强化,首先就体现在最高统治者的在制度建设上启用了一系列中国政治史上空前的措施,以便全力强化专制君权对从上到下整个社会系统的超强控制,比如:取消相权;大规模诛除一切可能的异己;皇帝通过亲自制定颁布、反复宣讲《大诰》三编,以这种法外立法的形式,将空前强烈的统治威慑全力灌输到社会的每一角落,等等,而这种权力体系和权力运作方式在明代近三百年间一直延续了下来。于是明代人认为本朝政治统治之严密到了骇人程度,以至于任何力量都不足丝毫动摇君权的威势;所以任何具有离异倾向的文化因素在这个超强和超密的控制体系中,都会遭到极为严厉的抑制和剿灭。

   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映衬的是:统治权力的恶性膨胀,却越来越成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抑制的趋势。比如《明史·刑法志·序》所总结的,明代将自古以来皇帝之"敕"(个人意志)高于国家之"律"(法律规范)的制度特征发展到了极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皇帝到各级大小官吏等等一切权势者都可以玩法律于股掌之上,用顾炎武的话来说就是"权乃移于法" ,并且使明代政治和经济在权力集团急遽膨胀的贪欲驱动下走向灭亡。而这种结局其实也是明代权  力 制  度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这一制度极其专横颟顸地铲除和窒息了任何新制度因素生长的可能,于是仅存的出路要么是:王朝被以暴易暴的大规模农民战争推翻(刘宗敏、张献忠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空前残暴,是对明代权  力制度极端专  制和贪婪的必然反弹)、并在旧的统治模式基础上开始新的王朝轮回;要么是王朝被异族的入侵和统治取而代之,这两者又都只能使新制度因素的孕育生成更加成为泡影。而明代的结局则恰恰又是这两大悲剧的叠加,因此它给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悲剧也就具有格外长久的警世意义。

  

   明代专制权力体制下的社会整体性蜕变

  

   不难看到,权力体制的上述性质,必然启动和加剧社会核心部分因为无法抑制的专制而导致自我毁灭和"逆现代"的趋势。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明代的历史证明,一旦进入这种演化轨迹,问题就决不仅仅发生在"权力体制"这个有形的核心部分;相反,它必然会在最广大的社会文化范围内启动同样的趋向,因此明代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蜕变就是一种整体性的腐溃。由此我们可以注意到围绕着皇权专制这个核心,社会文化所体现出的一整套逆现代性的系列特点。下面具体来看:

   明代专制权力作用于社会文化的第二个结果,即:专  制体  制空前强化,在社会文化和国民政治心理的一切层面中,都产生强烈而广泛的"辐射效应"。

   因为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是以君权为核心的庞大宗法社会,所以这个核心的走势当然对整个社会体制和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具体来说,明代权力体制的上述特点,使得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每个阶层,都只能通过比以往更为自觉得多地依附于权力的方式才能够生存;而当这种态势成为极为普遍的法则以后,就会产生一系列重要的社会特征:首先是专制权力的超强势能越来越畅达无阻地辐射和笼盖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和一切环节。其次是高度强化的专制趋向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因为其向下辐射过程中每一层面和环节的共振效应而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放大和扩散,典型的例子比如,由于向权力献媚的驱动力激增为社会的主导力量,所以统治阶级上层的局面是:" (刘)吉与万安、刘珝在成化时,帝失德,无所规正,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 ;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等等;而社会底层的局面依然是:从明代初年开始,连为皇帝服役修建宫室的工匠、为衙门当差的民丁这些备受权力压迫的人们,都千方百计借助皇权的威势而欺压更为弱势的百姓、从他们身上搜刮财物;而万历时,矿监税监四出横征暴敛,由于权力利益的驱动,所以"地方奸民窜身为爪牙以万计" --可见这种"权力辐射"的恶性程度和规模之巨大。再次,上述势态对全社会的有效支配,造就了整个民族的"权威主义"政治心理定势,也就是:在这个制度中,虽然人人都痛切地受到专制权力的压迫、都深受贪官污吏敲骨吸髓之苦,但是人人又只能越来越依靠千方百计地钻营和夤缘于专制权力,才能使自己相对于那些更为孱懦的下层群体来说,得以改变在权力面前的极端卑微地位和饱受的强烈压迫感。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专制主义的毒质遂得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分和更活跃得多地充塞了整个社会肌体,从而成为了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社会性格"。而重视这种空前广泛而强烈的"权力辐射效应",则是深刻理解明代社会文化的一个关键。

   明代专制权力作用于社会文化的第三个结果,是社会伦理整体性的"黑洞化"的趋势。

由于具有上述动因,所以不仅明代权势阶层的伦理恶性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恶性化的趋势在明代中期以后迅速扩散到整个社会伦理之中。于是,鲸吞无厌、夤缘钻营、蝇营狗苟、巧取豪夺、恃强凌弱、翻云覆雨等等,成为从上到下各个社会阶层普遍遵循的"生存通则",明代人用"于今交道奸如鬼" 之类的话来概括当时从上到下的世风,而类似的描述在明代中后期的文献中随处可见。这种权力高度专制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本文强调的"社会伦理整体性的黑洞化"--即社会文化中几乎任何可以作为社会进步资源的理性化和良性化的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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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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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皇权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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